皇帝是怎样当上的——历代权臣篡位过程详解

战罢玉龙 收藏 48 16565
导读:皇帝是怎样当上的——历代权臣篡位过程详解


历代权臣篡位,可不是说篡就篡,说改朝就改朝的。古代儒家对于改朝换代这个东西,搞出了一套看似很简单、其实很不简单的理论,即改朝换代包括两大类:革命与禅让。什么叫革命?就是“桀纣暴虐而汤武征伐”,牧野之战就是例子。什么叫禅让?就是“尧舜之揖让未遑”,唐虞的更替就是例子。


当然,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之后,“禅让”完全变成了一个僵死的历史概念,此后的朝代更迭,似乎非革命不可——商克夏、周克商、秦灭周、诸侯灭秦都没有经过什么“受禅”流程,直接把丧失统治资源的前代天子赶下台就是。但自从汉朝以后,情况发生变化,儒家学说逐渐成为官方学说,天子的地位日益拔高。在《周礼》中,天子的地位还只比诸侯高一阶,所谓“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是也,也就是说天子与公的差距,与公和侯的差距相当,看起来不是那么高不可攀。但到了汉武帝以后,随着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观念的深入人心,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天子已经成为“不可能犯错”的“活人神”,与诸侯、大臣的差距已经是无限大,更不用说与庶民的差距了。在这种情况下,连孟子说的“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都被当作“不当言论”加以批判,也就是说百姓连诛桀纣的权利也没有了,“革命”也再也不可能合法了。今后的天子,即使真的比桀纣还残忍,臣子也必须尊之为君父,他的一切过错都是因为奸臣蒙蔽、因为贪官害民,因此臣子们只有“清君侧”的权利,没有“革命”的权利。等到桀纣周围的“乱臣贼子”被肃清之后,江山还是要由桀纣坐的,汤武只能乖乖的继续北面称臣,决不能就此取而代之,更不用说“放桀于鸣条”“诛一夫纣”了。


但是以上毕竟只是理论,当臣子真的“清君侧”成功,掌握大权之后,谁会真的甘心把大权再交给天子?天子的尊位令人垂涎欲滴,但儒家的道统同样不可侵犯,要是真敢明目张胆地“革命”推翻之,岂不给了更多觊觎皇位的人以把柄,说不定明天就有更多的人起兵“清君侧”,诛杀你这胆敢篡位的乱臣贼子。因此最保险的方法,莫过于请天子仿效尧舜之道,“禅让”于我家。这也算给了天子一个大高帽子——“革命”是用来对付桀纣的,我不但不把你当桀纣看,还给你一个当尧舜的机会,让你显示一下高风亮节;不过你是尧舜,我却是大禹,不求有你那么高的思想境界,只求能够传之子孙,江山永固。当然,天子的思想境界多半没那么高,但这个禅位诏书你不写,自然有人写,只要盖上你的传国玺就够了。


因此,汉朝以后,中国改朝换代的一般流程就变复杂了,由原先的“革命”一步,变为“清君侧-当权臣-受禅”三步。第一步“清君侧”的步骤各各不同,但都惊心动魄,令人目不暇接。但第二、第三步就纯属例行公事,开始还有点新意,到后来改朝换代次数增多,干脆就公式化了,甚至闭上眼睛都背的出步骤了。


尧舜禅让的事情已经过去上千年,谁都说不清了;更何况当时的“天子”不过一个部落联盟领袖,你让我我让你是非常普通的事情,根本不需要搞的太正式太隆重。汉朝以后的“禅让”和尧舜禅让根本不是一回事,是既欺天又欺人的勾当——欺天无非是捏着鼻子哄眼睛,欺人则需要多加考虑,虽然肯定骗不过士大夫,但至少要骗过小老百姓,否则天下就别想安稳。至于士大夫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高级地主,仅仅靠一个禅让的把戏是骗不过的,还要让他们看到实惠,才好死心塌地效忠新朝,所以曹丕篡位之后才会急急忙忙地推行九品官人法,赵匡胤政变之后才会信誓旦旦地说“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反观王莽当年“受禅”,戏演的是不错,贤良文学妖魔鬼怪市井之徒依次露面,搞的大家云里雾里不由得也就信了,可惜他老人家上台之后就削弱自己的执政基础,今天搞什么“王田、奴婢不准买卖”,明天又胡乱铸钱以一当十以一当百,从高级知识分子到底层小民全得罪光了,这样戏演的再好也没用,还是得完蛋。


所以说,受禅永远只是个形式,是一台戏。受禅的戏演好了,对于争取民心、巩固统治有很大帮助,但绝不是决定性因素。就好比万里长征走到了最后几步,马上就要登堂入室了,无论你是爬着进去的还是走着进去的,好象都不太要紧,只要进屋子坐稳了就行。当然,如果你是堂堂正正气宇轩昂的走进去,坐稳的几率会稍微大一点。


权臣受禅,一般分为以下几个步骤,随着时间的推移,步骤越来越多,每个步骤之间的间隔却越来越短,甚至最终跳过某些关键步骤,直奔主题也有:


1、位极人臣,总揽朝政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权臣篡位,一般都是以当丞相为第一级台阶,曹操、刘裕、陈霸先等人,连同那个篡位未成的董卓在内,都当过丞相。本来东汉已经改丞相为司徒,地位大大下降,董卓、曹操恢复这个官职,完全就是为了满足自己专权的需要而已,可以说是“因人设官”。也有不当丞相而当大将军的,如司马氏父子就是以大将军身份专权。但只有一个显赫的名号还不够,必须保证军政大权都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东汉、魏晋的朝政大权都由尚书台掌握,因此权臣一般都要兼任“录尚书事”的职务;到了晋朝以后,还产生了“都督中外诸军事”这个称号,能够合法地掌握朝廷内外的一切军权。因此从刘裕到李渊的几代权臣,可以不当丞相,可以不当大将军,但必须当“都督中外诸军事”,把兵权切实抓到自己手里。


为了显示权臣的尊贵地位,自魏晋以来又新增了“假黄钺”“使持节”两种新称号,黄钺和使节都是天子之礼,人臣假借这些礼节,也就假借了天子的威风,虽无九锡之名,却有九锡之实。北朝时期还出现“大冢宰”的官称(后来演变为吏部尚书的别称),也就是总领一切事务的意思,是最具有威慑力的一种称谓,当年杨坚篡位的时候,同谋就劝他一定要当“大丞相、大冢宰、都督中外诸军事”,其中大丞相是政权,都督中外诸军事是军权,大冢宰则更是一种地位的象征。在南朝,“大冢宰”的称呼较少出现,却多了一个“总百揆”的称号,也就是总领一切事务,与大冢宰有异曲同工之妙。


除了担任中央官职外,权臣还往往兼任一些重要的地方官职,如桓温、刘裕等都曾兼任扬州、徐州、荆州等重要地区的州牧,营造自己的根据地。不过这种情况一般只适用于根基不深、地位未稳的权臣,供他们积蓄力量以谋更进一步。若是像杨坚、李渊那样威望已足,兵力已强的权臣,根本就不需要兼任地方官职,反正已经有稳固的根据地了。


2、晋升爵位,先公后王

按照汉朝的法律和礼节,异姓只能封侯,王、公都只封给宗室(西汉没有常设的公爵,只有王莽曾担任过安汉公),即使像邓禹那样大的开国功臣,都只以四个县封为侯爵。曹操逼迫献帝封他为魏公,开了人臣受封公爵之先河,怪不得荀彧无论如何也不赞成,最终因此被曹操逼死。公爵与侯爵最大的不同,不是公爵的封地较大,而是公爵可以“建国开府”,拥有一套自己的班子、自己的根据地。曹操封魏公时,狮子大开口,一次就要了十个郡作为封地,几乎掏空了汉朝的膏腴之地;不过当时曹操已经有丞相府的一套班子,倒也不需要另立魏国的班子,所以直到受封魏王,才设置了魏国的文武百官,如钟繇就是魏国的相国。按照东汉制度,诸侯王的相国只能称“相”,相以下官职有很多都不设立(如御史大夫、宗正等),有的官职名称与朝廷不同(如王国的郎中令,朝廷叫光禄勋),而且这些官职都要由朝廷任命,诸侯王没有人事权。但权臣封王,从来不管这一套,官职制度都和朝廷相同,且根本不需要朝廷任命。南北朝时期封权臣为王,往往有“王国制度,一如天朝”的附加说明,也就是说王国的各项制度都和朝廷一样,国王就是一个缩小了的皇帝。一旦完成受禅,王国的官僚机器就可以立即代替原有的朝廷,代为行使国家职权。


不过,随着南北朝后期爵位泛滥,公爵逐渐普及,并产生国公、郡公、县公甚至乡公之分,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的爵位了。杨坚、李渊专政的时候,已经是国公,只需要直接封王就可以了。而王爵也产生了亲王(国王)、郡王之分,一般封号一字为亲王(隋唐还没有亲王这个称呼,只是直接称“王”),二字为郡王,郡王封地狭小,甚至可以随意赏赐功臣(如唐朝就曾封许多功臣宿旧为郡王),也慢慢丧失了尊贵性。只有亲王的位置,始终不授予人臣,因此也就成为权臣篡位的最好台阶。曹氏、司马氏、刘氏、两萧氏、陈氏、杨氏、李氏篡位前,都曾经被封为王。


然而,南北朝时期的北朝君主,往往不称皇帝而称“天王”,这种“王”不是爵位而是天子的称号,因此国公便成为天子以下的最高爵位。即使天子的称号是皇帝,权臣往往也习惯只封公爵,篡位后只称“天王”,作为韬光养晦之计,等到了一定时机再自称皇帝。如后秦、北周等一开始都是只称天王,到了内外安定,才开始称帝。


3、加以殊礼、追封祖先

所谓“殊礼”,就是人臣本来不该享有的礼仪,也就是天子才能有的礼仪,前面说的“假黄钺、使持节”,也可以算一种变相的殊礼,但那毕竟是加于官职之上的殊礼,不是加于私人的殊礼。殊礼当中,最经典最有名的当属“九锡”,即皇帝才能具备的九种车服礼器,《资治通鉴》中对此有详细记载。向皇帝要九锡,是曹操先开的头,那时人们的思想还没“解放”,觉得九锡实在不是人臣要的东西,曹操为此失了不少人心,实在是得不偿失。但一回生二回熟,此后每次权臣篡位,都有“加九锡”这道程序,慢慢的也就见怪不怪了。一般加九锡都在封爵之后,有时候封公爵就加九锡,有时是封了王爵再加九锡,并无一定的标准。其实九锡本身并不珍贵,权臣们要的只是个名分,因此往往假意推辞再三,甚至“归还九锡”(如李渊),还可以得一个“揖让不已”的虚名,真可谓名利双收。


九锡这项殊礼太复杂,一般人弄不明白,但以下几项殊礼却是人人都能看到的:“剑履上殿”,即可以带着武器、不脱鞋子进入宫廷,享受与皇帝同等的待遇;“朝觐不趋”,在朝廷上以快走为礼节,但接受了这项殊礼的权臣却可以不慌不忙地慢慢行走;“赞拜不名”,皇帝和朝仪官对大臣一般都是直呼其名,对权臣却特别允许不称呼名字,只称呼官职和姓氏。这三条都与上朝有关,有了这三项殊礼,皇帝和权臣在朝堂上就几乎没有区别了。后来发展的更不象话,竟然出现给权臣设立专座的“殊礼”,还允许权臣跟皇帝平起平坐,俨然一副太上皇的模样。由于这种殊礼实在太露骨,一般的权臣都还不敢使用。


另外一种殊礼是针对权臣家属的,如“王妃曰后,世子曰太子”,权臣的妻儿与皇帝的妻儿用一种称呼,唯一的不同是皇帝的妻儿叫“皇后”“皇太子”,权臣的妻儿叫“王后”“王太子”。其实在西汉时期,诸侯王的妻儿本来就叫“王后”“太子”,东汉才慢慢改为“王妃”“世子”,这种殊礼可算是一种复古。


活着的人们都有了殊礼,下一步就轮到祖宗了。曹氏、司马氏还比较老实,到登基之后才开始大张旗鼓追封祖宗,后来的权臣往往在封王的时候就开始追封,不但按照诸侯的礼仪建立五庙,还追封祖宗为王、为公。古人质朴,没有追封一说,追封爵位就是从南北朝权臣开始泛滥的。


4、正式受禅,“既受永昌”


经过前面三步漫长的等待,终于到了坐上皇帝宝座的时候……其实也不一定漫长,历史越是发展,“受禅”大戏上演的时间越是缩短。“受禅”的鼻祖王莽当年篡位花了几十年工夫,辛辛苦苦冒充大汉忠臣,从“安汉公”到“假皇帝”,再到成千上万人上表劝进,这出戏演的轰轰烈烈一波三折。曹操和曹丕父子从丞相到魏公、加九锡,再到魏王,最后受禅,也花了十多年时间,如果从汉献帝迁都许昌算起,更是经历了二十余年之久。司马氏父子也很有耐心,经历三代四人的专权,才由晋王升为皇帝。到了晋朝末年,权臣也还是比较耐心,桓温把篡位的任务交给了他儿子(结果失败),继承了“把篡位使命交给下一代”的传统。但是自从刘裕开始,权臣越来越没耐心,只要自己有生之年能够掌握大局,决不把任务留给下一代。刘裕还算耐心,等了近二十年,到自己垂垂老矣的时候才正式篡位;后来萧道成、萧衍、陈霸先等人越来越不耐烦,其中陈霸先更是创下了封王之后三天就受禅为帝的纪录,可能也是因为他太老,生怕到死还当不上皇帝。相对而言,北朝的权臣一般比较耐心,北齐、北周都是经过了两代人才正式篡位,杨坚也等了十多年,这与当时北方政局不稳有关,并非北人比南人善于忍耐。


5、受禅大戏,循环上演

这套“以受禅代替革命”的把戏,从王莽开始演起,经过曹丕、司马炎的发扬光大,遂成为一门“显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人政权更迭,都是以“受禅”形式完成。


北方的五胡本来比较质朴,不会玩汉儒的禅让花样,因此北方十六国的兴替,一开始都是直接“革命”,刘聪杀晋愍帝,石勒杀刘聪的子孙,冉闵又杀石勒的子孙,杀来杀去血流成河,一点也不像汉人的“尧舜揖让”一般温情脉脉。杀到后来,胡人也发现这样简单的“革命”副作用太大,难以收拢人心,试想想当初刘聪父子如果聪明一点,不让晋愍帝去当倒酒的仆人,而是恭恭敬敬地请他行“尧舜禅让之礼”,恐怕北方汉人的反抗也不会那么激烈。到十六国后期,北方胡人的权臣逐渐也学会了“受禅”大戏的演出方法,迫不及待地想尝试一下,可惜胡人君主大都有些剽悍之气,经常宁死也不陪权臣演戏。后秦王姚苌抓住了前秦王苻坚,本来想让他把传国玺交出来“受禅”了事,但苻坚脾气太犟,一句“五胡次序,无尔羌名”气的姚苌脸色发青,最后还是不得不暴力解决。


直到北魏统一北方,大搞汉化政策,“尧舜揖让之礼”才逐渐深入人心,尔朱荣虽然不过一介并州契胡,一进京城也知道马上找汉人官僚帮他起草“禅文”,不过因为尔朱氏实力还不够,最终功亏一篑而已。后来东魏皇帝禅让给大齐皇帝,西魏皇帝禅让给大周天王,大周皇帝再禅让给大隋皇帝,轻车熟路,走的都是魏晋的一贯路线,南与北一般无二也。


魏晋南北朝直到隋末都是中国的多事之秋,经常是一代人见到好几次受禅,萧道成受禅时就有老人大哭“何期今日复见此事”,如果这位老人活的长一点,还可能三次见到“此事”。权臣篡位过于频繁,政局过于不稳,使皇帝的神圣性丧失殆尽,在臣子们心目中的形象已远远不能和两汉时期相比。中国历史上皇帝权威最低落的时期,除了南北朝,大概就只有五代了。只要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还没有恢复,只要统一王朝的政治基础还没有成熟,“禅让”的大戏就要不停的演下去,直到社会经济已经可以承担一个新的中央帝国,儒臣们也已经准备好神化一个新的“受命于天”者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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