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帖]:唐朝文学的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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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这是唐代诗人杜甫《戏为六绝句》中的一首。后两句在文革期间,常被造反派的才子,用来批判对手。第一,解气;第二,顺口;第三,显得有学问,所以,很流行。可杜甫的原意,却没有什么政治,倒是很文学的,目的在于探讨诗歌的创作理论。


因此,后人也称这六首诗为《论诗诗》。


杜甫认为,这四位初唐诗人的作品,是那个特定的文学环境下的产物,也是只能在那样一个社会转型的初期出现。后人在研究这些方兴未艾的作品时,切不可以背离时代背景,罔顾客观条件,而“轻薄为文”,来哂笑前人的。


王杨卢骆这四个字,谁前谁后,不是杜甫排的,估计他对此不感什么兴趣。只有那些没出息的,没起子的,很无聊的,很委琐的,已经混出什么名堂,但又不安于位的三流或四流文人,才掂斤拨两于名次前后,座位高低,才偷偷摸摸于暗箱操作,塞进私货。杜甫论李白,“白也诗无敌”,一句话就完了。要放在这班货色手里,肯定还要加上一句,“稍稍逊色我”。所以,凡文学排行榜,都是一种小人行为。


因为,好与坏,不用比,好与好,无法比。李白和杜甫,谁更好些?《蜀道难》、《将进酒》和《三吏》、《三别》,孰分高低?宋人严羽在其《沧浪诗话》一书中,说得再透彻不过。“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太白《梦游天姥吟》、《远别离》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所以,那些企图在排行榜上来月旦,来雌黄者,无不怀一己之私,有不可告人之目的。


王杨卢骆,大概是中国最早的文学排行榜。


文人是敏感的,而文人又是小心眼的,当过盈川令的杨炯,便酸不溜丢的。据《旧唐书·杨炯传》:“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炯闻之,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议者,亦以为然。其后崔融、李峤、张说俱重四杰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与照邻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说曰:‘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


那时的文坛,和今天也差不多,面临着整个社会由乱而治,由衰而兴的转型期。宋祁著《新唐书·文艺列传·序论》中说:“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句绘章,揣合低卬,故王(勃)杨(炯)为之伯。”隋陈的绮丽风格,已经过时了,盛唐的雄大气象,还没有开始,在这青黄不接之际,初领潮流,唱出先声,蜕变文风,一新耳目的王杨卢骆,便成了风靡朝野,上下追捧的明星。


人,红得太快,名,来得太易,钱,来得太多,电视、报纸、网络、媒体,露得太多,其浅薄的方面,其负面的因素,其阳暗的心理,其卑劣的本质,也就加快突现出来。


嫉妒,是一种能够煽动起仇恨的情绪,而文学上的嫉妒,更是一把双刃剑,害人之外,还害自己。因为一个诗人、一个作家,开始感到别人比自己强了,感到受到威胁了,感到中气不足了,感到好日子无多了,感到要退出历史舞台了,那一把嫉妒之火,就会在心中燃烧起来。中外古今,凡文学家的妒火出现之时,也是他创作衰弱之时,这是一个铁的定律。


会咬人的狗,不叫,汪汪不已的狗,倒是咬不了人的。作家,也是如此。


如果此人还算明智,尚属清醒,不老朽,不混账,或急起直追,或面壁磨剑,或埋头奋斗,或充电加油,来日再在文学的竞技场上一赛短长,这才是正道。然而,一患上这种文学红眼病,通常很难理智。抓耳挠腮,心痒难禁,既坐不下来写诗,也定不下心来做小说,于是就求诸于文学以外的手段,来达到张扬于文学的目的。


前些年拍摄的获奥斯卡奖的《莫扎特传》,就有许多这样惊心动魄的,因嫉妒而变态,而下刀子,而不共戴天的描写。但结果呢?莫扎特是永远的,而那位宫廷乐师呢?谁还记得?


据《旧唐书》,这个杨炯11岁就举神童了。看来神童不好当,十个神童有九个要被美誉所捧杀,被声名所扼杀。过早的成功,过度的吹嘘,和过分的自我感觉良好,其实是一剂毒药,把他坑了。于是这位神童醉心于虚名的追求,甚于艺术的完善。只知道终日眼红他人的才能,而不明了自己的每况愈下。


杨炯嫌当时文坛对他不够热烈,排名在王勃的后面,是对他的冷落。神童当惯了,当出一身毛病,没有人簇拥着他,没有人给他唱赞歌,一天也过不去。在这种病态心理的支配下,这位先生居然自己动手,抬爱自己,如时下有人总爱在报章上,在网络上,在博客上,自吹自擂,自怜自恋一样。《旧唐书》说他:“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那时候,要是有各类媒体为之炒作的话,就省得杨炯这么费事了。


所以,他特别恨那个姓王的,放在他的名字前面,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老实讲,此公诗的造诣,在四杰中最缺乏创见的了。词藻虽然华丽,内容却很贫乏,由于贫乏,不得不令人讨厌地重复自己。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里选了他两首五言,很遗憾,意旨、手法都差不离。论者评他跳不出陈、隋遗风,拿今天的话说,也就是老一套,没有什么新鲜气息吧?


我想,他大概被这种嫉妒心折磨得够痛苦的。


他在《从军行》里写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那意思是说,哪怕到部队去当个连长,也不再写作了。这大概是在文学的竞争中,屡屡败北的感慨吧?写不出东西,尤其写不出好东西,硬要人家承认你是诗人,是作家,是大诗人,是大作家,那是枉费心机的事。即使当时主持文学事务的上官婉儿,给武则天奏上一本,封他一个种子作家的名号,难道读者就会买账了吗?


后来,求名成疾的杨炯,还真有一点变态,一写文章,来不及地拉名人陪绑。唐人张鷟在《朝野佥载》里,说“杨之为文,好以古人姓名连用,如张平子之略谈,陆士衡之所记,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长统何足知之。号为‘点鬼簿’”。


现在已无法找到他这种热求名位的性格,如何闹到为人所诟病的地步。但有一条是可以肯定,凡执着于成就的大小长短者,凡计较于名声的高低前后者,而又写不出什么东西,或虽还不停炮制,却再也写不出什么令人眼睛一亮的东西,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者,这样的文人,必折腾,必生事,必裹乱,必闹笑话。


过去如此,现在也不能不如此。


因此,杜甫笔下“王杨卢骆当时体”的其中“当时”二字,这种角色定位,再明确不过地告诉我们,一位作家,一位诗人,在你或长或短的一生之中,能做的,做了,该做的,做了,做得好,还是差?做得多,还是少?做得有价值,还是做得无意义?就留给时光去判断,留给后人去评价吧!


阁下已经做了应该做的和可能做的一切,尽到“当时体”的责任,也就够了。然后,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豁然,看长江后浪推前浪,岂非一大快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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