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对于新宋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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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深层次的问题——储政


历史老人总在不经意中给得意忘形的人开上一点点玩笑:1972年印度遭遇了严重的灾荒,1.8亿人口面对饥荒的威胁,而令人讽刺的是由印度一手导演的东巴战争让滞留在印度的难民每个月就消耗掉印度2亿美元,这更使印度政府的财政雪上加霜。由于需要进口大宗粮食与原油,加上石油危机的爆发与国际金融因尼克松危机冲击而剧烈动荡。由此导致的外汇短缺终于使才平稳不久物价飞速上升。而由此引起的投资不足又使工业增长下降了近50%,经济实质遭遇了衰退。同年孟买就爆发了1.2万人罢工,民众的不满情绪终于在反对党的鼓动下爆发了。仅仅在反对党领袖所在的古吉拉特帮的骚乱中遭遇警察射杀的人数就达到233人,与之同步的印度铁路大罢工让当时的印度经济实际陷入了瘫痪。最后在当警察也开始暴动并与前来镇压的军队交火的时候,骚乱与不安到达了顶点。而甘地夫人此时借助一位律师从宪法中发现的漏洞,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来挽救即将倒台的政府。

随后几年不仅风调雨顺而且经济维持在比较高的增长水平,过高估计自己的甘地政府解除了紧急状态。在英迪拉甘地强硬的铁腕之下,所有分裂性的反对派纠合起來,成立了新的人民党。1975年,反对派发动了全国性的示威游行,并威胁要在北部成立“人民的政府”。随后的大选国大党一败涂地,代表印度教原教旨主义的人民党上台了。

高喊自由与面包口号上台的印度人民党实际上只是一个为反对甘地政府而拼凑出来的代表垄断资本与地主阶层利益的联盟,不是一个真正能代替国大党的执政党。人民党的领袖人物德塞伊本身就有很多问题,他拒绝使用现代医药,他认为每天早晨喝一杯自己的尿就能保持身体健康。卫生部部长拉贾纳兰竟然也相信尿的疗效,还将此方推荐给民众。

当有人问他人口控制方面的问题时,他说妇女应该吃草來避孕。他們这些荒诞的言行再加上缺乏治理国家的才能和诚意,很快便失去民心。而人民党还试图成立一个委员会來调查甘地夫人的过失,或是把她送上法庭审判,结果却越搅越乱,反而使得英迪拉甘地获得人们更多的同情。

人民党政府一上台就提早一年结束了当时执行顺利的“五五”计划,匆匆提交了“六五”计划。人民党政府不仅缺乏执政能力,更缺少对自己所指定计划的控制力,在把甘地夫人好不容易积累下来的1500万吨粮食消耗怠尽。在把仅有的30亿美元外汇储备挥霍一空,在执政不到3年的时间后,人民党政府倒塌了。

而此时虽然两次石油危机给发达国家带来的巨大冲击,但是新技术革命翩然而来,而且以美国为首的资本注意国家迅速转变自己的经济结构与能源结构,不断的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生产工序实现国际再分工。使各自的经济逐年提升,并最终形成了以四小龙与东南新兴工业化地带的崛起。而印度,则在迷茫中痛苦的失去了工业化的机遇。


印度这一动荡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民主的缺陷。


新保守主义把人分成人精与人渣,比例为2:8。

布热津斯基说:“未来人类社会是1/5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必须让其余4/5的废料人口被排挤出局并依靠喂奶过日子”。“弃置和隔绝那些无用而穷困的垃圾人口。不让他们参与地球文明生活的主流。仅由20%精英将一些消费残渣供给他们苟延残喘”(这是他当着布什和盖茨等500位国际精英说的)。在这里,双重标准实际是同一种标准。就看你这个种族是精英种族还是人渣种族。这个比例仅比纳粹的日耳曼种族优越论略为“仁慈”一点。

这种论调虽然极端,但是也道出了一些真理,并非十足的胡说八道。这条真理就是,只有占人口少数的人是聪明人,是优秀的人,是饱受教育、历练,能够思考和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人——尤其在政治这种跟人们日常柴米油盐看起来距离遥远的事情上。人类中的多数人智商在120以下,学识、经历、思维能力薄弱,而且对重大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深奥问题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接触。不信者可以回去问问他妈,先问她政治局常委包括哪些人,再问她菜市场的五花肉今天多少钱一斤,昨天多少钱一斤,上个月多少钱一斤,去年多少钱一斤。看看她回答哪个问题既迅速准确且信心十足。

所以说,政治的核心问题是:让有执政能力且有责任感的团体执政。其次才能讨论民主这类上层的问题。像古希腊那种原始的贝壳投票的民主是有很大缺陷的,因为结果很可能导致没有执政能力和责任感的人成为执政官,让有能力和责任感的人反而下野。假设2005年全中国人民手机投票选举国家领导人的话,很可能李宇春会当选国家主席,周笔畅当选国家总理。噢,上帝,她们能担的起这个国家吗?

有人会说这太荒唐,我却看不出中国选举李宇春为国家主席和印度当年选举人民党执政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不都是选举无执政能力和经验的人上台吗?无非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其实治国和治家很多地方相通,一家之长首先必须是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小孩无论多不服气,多大声叫唤民主,没有人会同意把这个家交给他当。国家和党派的道理也是一样,不成熟的党派就不能领导国家政治。西方国家有很多政党,其中在台上的叫做执政党,台下的叫做在野党,“在野”这两个字蒙蔽了很多人眼睛。其实我认为在野党还应该加以区分,有些在野党是货真价实的在野党,即使天上掉馅饼大选获胜,他们也是没有执政能力的团体。另有一种党派,我认为应该换个名称——后备执政党——才能更准确的描述其本质。也就是说,它是与执政党一样具有执政能力、执政经验、执政责任感的政治团体,如果替换执政党上台,至少能够保证国家各个方面的平稳运行,即便无功也不会有过。就好像家庭中父亲和母亲一样,同样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不会忘记关水龙头关煤气,不会拿不出钱支付水电费,房间有人打扫,吃饭有人管。

所以,一个国家要实现良好有效的民主政治,而不是当年印度人民党那样的闹剧民主政治,必要条件就是后备执政党的存在。如果没有后备执政党存在,就吵吵嚷嚷的搞什么民主,那就会搞成闹剧民主。最后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责任,谁干的都是合法合理的事情,但是偏偏国家遭殃了,经济崩溃了,军队失败了,人民受苦了,敌人高兴了。

美国是个强大而稳定的国家,为什么稳定,没有搞出印度人民党那样的乱子?这就是美国人民幸运的地方,美国有两个有执政能力、经验和责任感的党派,其中一个执政的时候,另一个就成为后备执政党,后备执政党不但能够对执政党的各种错误进行监督挑刺,同时他还不忘时刻修正自己的备用执政策略。一旦执政党被拉下台,后备执政党并不会手忙脚乱不知道该干什么好,而是可以有条不紊的颁布自己的各种策略措施,保证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等等方面的平稳转型。

因此我认为,政治上民主不民主不是导致政治英明的关键,但是后备执政党(储政)的问题必须严肃重视,只要可靠的后备执政党存在,其他形式主义的东西都好商量。美国总统是四年一换,八年一换也不是不可以,当然,美国设置四年一换也有一定好处,可以保证后备执政党不至于在野太久而退化成弱智,更可以保证执政党不至于把持权力太久,形成专权。

此外我认为,一个国家有两到三个有执政能力的党就够了,太多了不好,两个数字的可能排列组合有2种,3个数字的可能排列组合有6种,4个数字的可能排列组合有14种,再往上数就是可怕的数字了,再考虑各种因素的作用,该国的政治局面将变成超级计算机也算不清楚的难题。而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清晰的政治局面,不用高智商也能分辨谁对谁错。因此,不提倡出现如日本等国那样复杂的党派局面,而比较推崇美国的两党制或者英国三党制局面。


宋朝以及中国古代历代王朝政治上的问题也是缺乏政治储备,既缺乏后备执政党。古代普遍都有储君思想,但是储政思想还比较薄弱,而这与党派阵营不清晰有很大关系。党派和人有所不同,其生命之源是人脉。也就是说必须先有人脉,才有党派。一旦没有人在其中,党派也就成了死物,其相应的政治主张、纲领、策略等就随之灰飞烟灭了——无论其多么精妙多么正确多么伟大。

宋朝和其他朝代不是没有党争,而是界线不明显,派系核心成员少,整个朝廷骑墙派多,那边得势往哪边倒。这样的坏处就是不单没多少见识的老百姓分不清楚谁跟谁是一伙。就连皇帝、宰相等风口浪尖上的人物都难完全掌握朝中谁跟谁是什么关系,朝中斗争是个什么态势,如何把握。地球人都知道权力阶层肯定有斗争,但是谁跟谁在斗谁,谁他妈知道?关心的人只好去探听所谓“内幕消息”,不关心的人就嚼着一碟茴香豆嚷嚷“莫谈国事,莫谈国事”。

假如党派界线明显了,对于老百姓来说,朝局就变得清晰了,不需要高等智商也能看出个大概。民要告官也不用担心官官相护,知道你要告的官属于激进党,那么你就专门找保守党的官员喊冤,向倾向保守党的新闻报纸写血书。保证他们巴不得有你存在,生怕你揭发的问题不够严重,生怕你不够胆大,恨不得借你个胆去告那个官。

像“白水门事件”,我就不相信会是民主党自己捅出来的,肯定是共和党在整小克。以前的“拉链门事件”,莱温斯基绝不可能蠢到把物证资料交给民主党,绝对是先向共和党或其喉舌暴料。

界线不明更大的坏处是得势派能够迅速抽光失势派的元气,不但广大骑墙派都涌过去拍得势派的马屁,就连失势派的动摇分子也可能明珠暗投,放弃自己原来的政治主张。原本可以留做备用的一整套主张、策略、路线完全荒废,假设国家以后有什么不妥,想起要调整方针的时候,全国都得乱成一锅粥。

北宋前期,由于士大夫阶层广泛具有崇高气节,如范仲淹之类“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气节之士很多,因此,即使某些政治团体暂时失意,却不会放弃政治主张阿谀当权者,而另一方面,得势者也多是正人君子,虽然在政见上与对手争辩的面红耳赤,却不屑于用卑鄙手段打击异己。在《新宋》中大家已经看到了司马光、苏轼等人是怎样坚决反对王安石新政,却仍然活得悠哉游哉,“东坡肉”、“佛跳墙”还是苏轼发明的呢,你看他过的多滋润。

这种政治宽容气氛的结果就是保存了失势派,保存了后备执政党的元气,既然没有政治恐怖气氛,那么骑墙派官员也就不用太过份讨好得势派,踩压失势派。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知道下回谁当宰相。阿越在赵顼、王安石就是当时的后备执政官(是储相,曹太后是有远见的,但是还没有卓越到形成储政意识的程度),有他存在,曹太后又想起用他,宋朝的政治局面就乱不了。想乘乱捞一把的赵顼的兄弟、西夏、辽国就没机会。

然而,北宋赖以维系储政系统的如果仅仅只是士大夫阶层的崇高气节,则未免太不牢靠。事实上,也正是到了宋徽宗、蔡京时代,这种良好的士大夫风气就被摧毁了,蔡京也很有才华,但是他和司马光、王安石不一样,他没有气节,也没有容人之度,把政敌异己打击得精光。失势派的人脉断绝了,其政治主张、纲领、路线也就枯死了。

宋徽宗、蔡京等人恶行无数,其中最恶之源就是打击排斥异己,他们把司马光、文彦博、苏轼、苏辙等当朝名士120人统统定为奸党,搞得国事日非;后来,徽宗更是把500多位官员的“直言”奏章交给蔡京处理。蔡京等人把这500多人分为正邪两种,进入“正”字榜的,只有41人,而进入“邪”字榜的,有534人。所有跟蔡京有过节儿的人,几乎被一网打尽。

此后,朝廷中再也听不到一句直截了当的谏言,谏官成了装饰品,开封民谚讽刺道:“闻事莫说,问事不知,闲事莫管,无事早归。”皇权没有了任何制约,便迅速膨胀起来。花石纲横行天下20多年,“满朝略无一言谏诤”。在这种政治环境下,不愿说假话、不会献媚取悦他人、关心民众疾苦的正直忠厚之人很难做高官。士大夫的人品与官职竟大致成反比:地位越高越堕落无耻。

因此,我认为,使宋朝储政系统严肃制度化是保证长治久安所必须的。使宋朝政党从雏形走向成熟,使骑墙派在朝堂无立足之地,使无论哪派得势,也无法动摇对方的元气,另一派的人员除了卧薪尝胆调整己方的政治策略谋求东山再起外,别无政治出路。这样,宋朝的政治才能清明,实现长治久安。对于皇帝来说,应该也是好事,虽则这样做会渐渐削弱皇权,但是皇帝的压力轻松多了,而且压根不用怕有臣下造反。如果有人造反,强力支持皇帝镇压的必是其对立党派,即便祸起萧墙,皇帝不幸遇难,他临终前也可以微笑着想象起吴起负王尸而死的情景。对立派系会打着讨伐叛逆的大旗把造反派杀个鸡犬不留,这样彻底的复仇应该是古代任何一个被弑的君王在天之灵都很愿意看到的吧。


储政的关键实质就是保存后备执政党。保存后备执政党的同时也就保存了相应的备用政治主张、策略、路线。储政不同于储君、储相、储才,储政所要储备的不止是执政的人,而且是一整套完整可行的备用主张、策略、路线,并且还有用于实现这些主张、策略、路线的从上到下的一整套执政班子,这套班子绝不是什么临时组合的乌合之众,而是互相了解、配合默契、富有经验的强大集团,水平完全不逊色于执政党。打个比方,后备执政党就像电脑中储存的ghost备份文件,一旦电脑当机或者出现其他大问题,我就用不着花几个小时重装系统,而是花十分钟来个ghost恢复,系统就容光焕发了。(在多数人不太懂电脑的地方,我这种小伎俩屡试不爽,搞的很多前辈以为我是计算机超级高手,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我十分钟就能还他们一个清晰稳定的系统,而我面对他们的赞誉真是惶恐啊惶恐,呵呵)

在关系上,好的执政党和后备执政党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大的政策方向基本一致,在此基础上一个略微保守,一个稍稍激进,就像新宋中吕党对新法改革的态度相对激进,石党相对保守,但是双方都认同新法改革应该继续进行。

如果执政党和后备执政党的政策方针路线相差的天上地下,我认为,该国政治权力交替必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震荡,绝对无法稳定,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设想美国共和党上台,就出兵攻打伊拉克,隔4年民主党上台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军队从伊拉克撤个精光,岂不是儿戏?如果两党各走一个极端,甚至兵戎相见,那就跟家庭中父母双亲打架离婚一样可怕,家庭拆散,孩子苦命,心灵深受创伤。美国200多年历史上两党就只有一次观点特别对立,根本谈不拢的时刻,结果就导致了南北战争,可算是美国建国以来最危险的生死存亡考验。如果美国再能来几次,想来今天的美国也就该是个瘪三的样儿了。可惜啊,人家美国人够精,吃了那一堑后就长了那一智,再也没来第二回。

美国虽然有两党,但是这两党的性质,代表的阶级利益,纲领、信仰、路线却基本雷同,这样的两党才能成为良好的执政党和后备执政党。像日本国会那样,或者更近点,台湾议会那样的搞法,我以为就是闹剧民主。民进党要独,国民党要统,冰火不相容,在议会就能打大出手,出尽了洋相,真是儿戏。万一弄个不好,海峡两岸真打起来,解放军炮火把台湾几十年的经济成就化为焦土。台湾人民的损失究竟谁来买单?你阿扁叫唤再大声民主民主自由自由有个屁用,能把母亲手中冰冷儿子的尸体喊回魂来吗?


其实,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十分精妙,我在上面的赘述无非是太极阴阳鱼图形的注解而已,太极生两仪,相生相克,生生不息,乃为万世不败之真理。宋朝当时的政局情况是黑鱼白鱼所占的面积都不大,中间是大片灰色区域——骑墙派,黑鱼得势则全部变成黑色,挤得白鱼没地方,白鱼得势则全部变成白色,又把黑鱼压的可怜兮兮。这种状况应该改变,关键就是消灭灰色区域,变政局为黑白鱼各半天下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政党的成型与维持并不是免费的事情,政党从雏形走向成熟必然与商业活动和商人阶级的大规模发展紧密联系。

任何国家任何政体,如果能够良好解决执政党和后备执政党的问题,则不管这个国家叫不叫喊民主,政治都能清明,国势都能蒸蒸日上,并保持长治久安。反之,如果未建立后备执政党之前就搞花里胡梢的所谓民主,一堆党派团体吵吵嚷嚷好像热闹无比,实际上,没一个有能力有经验领导国家各个方面走上正轨。这样的民主就是闹剧民主。

民主与备用执政党之间有一定联系,但是短期看我觉得并非是必要条件。如果长期看,可能是必要条件。

此外,民主并非备用执政党的充分条件,关于闹剧民主,世界各国已经有很多先例了,闹得笑话已经够多了。

非常反感那种整天把“民主”挂在嘴边胡吹乱叫的家伙,不是民主不好,而是反感有些人从来不用大脑,估计这种人也没什么责任感。跟印度人民党那帮人一样把国家搞乱了套,他就当甩手掌柜了,两手一摊我没做错什么事啊。

我的道理很简单,双亲家庭,一个做家长一个就做备用家长,单亲家庭,没办法,只能是一个人做家长,除非二婚找个新配偶来。一家之中即使有十个未成年孩子,只有一个母亲,家长也必须是母亲,用不着投票选举。家长小气也好,脾气暴躁也好,谩骂殴打也好,使用童工也好,这个家只能家长当,没有别的选择,谁让你命苦生在单亲家庭,忍受不了你就离家出走,找个养父母收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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