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宏达嘴下的足球名记们(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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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态足记


2002世界杯期间,全国足球记者据说已达七千之众。足协的朋友告诉我,七千足记有点夸张,长年跑足球或以足球为主线的记者大约四千三百多人。比起其它体育项目的记者,这依然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英国专业足球杂志《四四二》的总编希斯先生曾对中国同行说:“一个好的足球记者,首先是一个真正的球迷”。这句话在中国足球媒体的发展初期,被业内奉为圭臬,可是随着职业化的深入,以及越来越繁杂势力的介入,一些极为恶劣与讳莫如深的东西大量涌入足球领域,真正的球迷与足球记者之间的契合点越来越少。在中国,一个优秀的足球记者,必需兼容并包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并且能够与时俱进地见招拆招,才能在媒体与读者之间巧妙地赢得生存空间,进而攫取更大的个人利益。我们整天耳熟能详的大腕足记,还没有谁能出淤泥而不染,这足以使他们从真正的球迷自然过渡到别有用心、地地道道的伪球迷。真正的球迷看足球,就像看开屏的孔雀、笼中的猛虎,前者不见背面的肮脏,后者远离潜在的危险,距离产生了美,足球才可爱,而真实永远是丑陋的,所以要想充分享受足球的乐趣,必需与足球尤其是中国足球保持一定的距离。那些大腕足记做为伪球迷的悲哀,恰恰在于他们离真实太近了。


八十年代的足球报道,有句顺口溜儿:中国足球一肩挑,左有毕熙东,右有汪大昭。两位前辈凭借身居中央媒体的优势,加上一腔热血,在足球界名噪一时。彼时广东《足球报》的老总严俊君,慧眼识英,以当时每年几万元的天价,招拢二人写评论,造就了《足球报》“京华新村”版面的一度辉煌。老严当年的手笔很大气,不计篇幅字数,给两人家里安上传真机,有什么好稿子“一发弄过来”,这种信任关系足令现在的撰稿人艳羡不已。不过此一时彼一时,毕汪二位的文笔,时下看来已平平无奇。老汪的球评,去掉“足球”两个字,基本可以做《人民日报》的社论;而老毕的文章,动辄就要提到当年他与国家体委的交情,一个人如果总是靠回忆装门面,离老年痴呆也就不远了。


如今的大腕足记文笔早已强爹胜祖矣,做秀的本事也是花样翻新。如果足球是一面白墙,实用主义者马德兴会涂满“到此一游”的字样;战略理论家周文渊多半要书写文本式的标语;后现代诗人王俊肯定挥洒他那东拉西扯、半通不通的顺口溜儿;机会主义者董路和李响理直气壮地在中间画一个圈,盖上自己的印章;“五文弄墨”那几个洋场无赖式的文学青年,又是射精又是撒尿又是吐痰,还要甩上两把温情的鼻涕;魔幻现实主义者李承鹏则文雅得多,在墙上挂满了镜子,因为他是个自恋狂。


马德兴早年供职于《中国足球报》,因发表《中国足球十问》一文惹怒官方而遭革职,后投身《体坛周报》,以“吴京湘”字号隐姓埋名数年。吴,乃出生地江苏;京,乃伤心地北京;湘,乃再生地湖南。马德兴有句名言:报道中国足球,我要排老二,没人敢称老大。这话狂了点儿,但马德兴艰辛的付出令斯言底气十足。他为了挖新闻无所不用其极,跑路的辛苦,闭门羹的尴尬,趴墙头的紧张,替人扛包的劳累,他比侦察兵更仔细,比狗仔队更敬业,他出入各种场合熟门熟路,他与各路英毫熟头熟脸,因此赢得了“皇家马德兴”的美誉。那些嘲笑马德兴的同行,背地里无不钦服其吃苦精神。这方面马德兴有着优良传统,早在《中国足球报》时,马德兴常常在天交五更时奔赴废纸箱,把《中国体育报》国际部夜间接收后弃之不用的英文传真稿收集回家(彼时网络尚不发达),翻译成文发表。马德兴曾花费月余时间,将欧洲冠军联赛三十几支球队的资料整理汇编,正欲成书发表之时,欧足联的网站上提供了相同的内容,令马德兴苦功白费,好不沮丧。


《体坛周报》的周文渊是上海人,以深刻而又理性的球评知名。但是,深刻时隐时现才有神秘感,总装大尾巴狼肯定招人烦。周文渊眼下已趋江郎才尽,那点套路都快臭了大街了。他的评论让我想起了丘吉尔的一段话:政治家要能预知将要发生的事情,如果没发生,还要说出一个可以交待的理由来。周文渊就经常干自己打自己嘴巴的事儿,而且总是厚着脸皮自圆其说。难得的是,周文渊一点也不觉着累,持续保持高产,占着茅坑拉稀。我估摸着他有这样的癖好:脱了袜子后,用手抠着脚趾间的污泥与皮屑,还要拿到鼻子底下闻上一闻。


王俊的另一雅号是“大仙”,他也确实有些装神弄鬼的本事。据说写过几年诗,所以他华而不实、空洞无物的球评很有些少男少女给捧臭脚。玩儿这套把戏的,大抵是在原来的道上混不下去了。像李玲玉改项操乐器,冯骥才去搞民间工艺,都是江郎才尽后的“第三产业”,以“大仙”的花活儿,“第三产业”大有潜力可挖。


至于董路和李响,他们取得成功的方式真是读书人的耻辱。董路之于国安,李响之于米卢,无论如何摆脱不掉“卖身”的烙印。有趣的是,董路对李响总有些酸溜溜的不忿,经常喋喋不休地为“清倌人”与“红倌人”的身份洗白,真是“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傍米卢,生男天天工体跑”。


与董李二位“善假于物焉”相比,“五文弄墨”还算是原创。龚晓跃领着几个弟兄,怎么说也把《南方体育》给弄起来了,虽说不死不活,哥几个总算有了个吐痰的盆子。只是“五文弄墨”所鼓吹的有趣,不是像他们标榜的“民众的乐趣”,而是他们个人认可的“情趣”,包括相当数量的低级趣味。“五文弄墨”互相吹捧,居然称自己改变了中国语文的发展轨迹,这是我近年来知晓的最骇人听闻的无耻澜言。有多大的脑袋,就戴多大的帽子,为什么非选择大得没边的绿帽子呢?


李承鹏算得上是一个翻江倒海的人物,他操作的《二十一世纪体育》虽然无疾而终,却在客观上促进了《足球报》与《体坛周报》的竞争力度,而且通过人员整合,最终把以《南方体育》为代表的“亚弱势群体”清理出主流媒体。浊世翩翩李公子,饱读诗书,一表人材,兼之有一双还珠格格式的大眼睛,在人渣遍地的足记中想不出名都难。李公子称每月必读两本新书,这是他文章“走位飘忽”的主因。只需把西洋文学之新潮文本与中国足球之实践相结合,一篇篇立意高远、神出鬼没的美文即告出炉。撮举一例:李公子某日心血来潮,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杜拉斯文集》,随便翻至第387页,“夜啊,无边的黑暗,那是一种盲人的黑暗”,OK,李公子马上把这句话挪到抨击中国足球现状的文字中。呜乎,不知又砸晕了多少善男信女。


李公子活学活用、急用先学、学用结合、立竿见影,乃大腕足记进步之不二法则。电视台那几个哥们儿,便是活生生的正反例。黄健翔出道时多有激情啊,他用沙哑而富有磁性、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喊出的“球进了!比埃霍夫!”,不知倾倒了几多真真假假的球迷。而今激情不再,又没能及时充电,眼看着那点老本快吃完了。再瞧瞧人家刘建宏,出道时多理性啊,现在又修练出了新功夫,眼镜后面,经常闪动着泪光,偶尔一抹眼角的湿润,更是令人无语凝噎。很明显,刘建宏向前辈学习,把倪萍倪大姐煽情的套路“乾坤大挪移”,别说,还真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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