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南北文化差异之历史根源(上)

当今中国的疆域,如果不把南海诸岛计算在内,东西跨度要超过南北,地形也是由

西向东分布,从高原到高山,再到丘陵平原,最后是大陆架。“桔生淮南则为桔,桔生

淮北则为枳”,如果以降水量为依据,淮河与秦岭山脉却构成一个气候上南北分界线,

在此分界线上,亦可发现南北两个人文中国。这两个中国的文化截然不同,差异表现在

艺术上是南雅北俗;建筑南奇北雄;服饰上南秀北朴;风俗上南缛北侉;饮食上南甜北

咸,等等。这些在文人的笔下往往更为诗意化,南方是烟雨楼阁,春花秋月,还有秦淮

丽人;北方是长河落日,塞外大漠,还有金戈铁马,南人缠绵、温柔、纤细、持久,北

人豪爽、酣畅、粗犷、干脆,…。若论南北文化差异之根由,无非山川地势,气候物产

云云,但无法解释现代医学发现的南北人群之间血缘差异,也许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角度

作一些有益的思考。

中国历史的主线大致以来是南北走向即以北定南或以南平北,有很多时间处于南北

对峙状态。第一次南北对峙是在三国时期,而此之前历史的脉络大多是东西走向的。商

纣无道,西歧周武取而代之;犬戎作乱,周平王东迁洛邑;战国时齐秦东西遥相呼应,

而后秦东进扫六合而统一中国;二世昏庸,楚故地刘邦问鼎长安;王莽失信于民,汉关

武复辟东都洛阳。楚国一度做大,但无法撼动中原的正统地位,吴王刘濞即山铸钱,煮

海为盐,也只能算富甲一方,至于孙权割据江东,虽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

,也不过权倾一处。东西是主轴,当然也有南北方向的事件。公元前219至前210年,秦

始皇发数十万大军三征百越,开凿灵渠,以备军粮,近30万秦军士兵生根两广,而百越

人大多战死或被驱除到南亚诸岛。与此同时,秦又在祁连山,贺兰山、阴山、燕山一线

修筑万里长城,作为抵御匈奴的军事设施和划清与北方蛮族的分界线。一个明晰的秦王

朝的南北版图出现了,长城和南海成为历代王朝的基本框架。我们无法去揣测当年秦始

皇的想法,不惜一切代价到一个瘟疫瘴气丛生的地域,打一场中原秦军无所用武之地的

战争,而对当时未成气候的匈奴采取消极防御策略。征而化之和避而驱之的差别,是否

说明农耕文明和游牧文化之间的存在一条价值鸿沟?

公元216年,南匈奴最后一位单于呼厨泉投靠曹操,曹操置其于吕梁和汾河间牧马。

“魏武分其众为五部,以豹为左部帅,其余部帅皆以刘氏为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

部居太原兹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兴,中部居大陵。刘氏虽分居五部,

然皆居于晋阳汾涧之滨。” 后来刘渊乘西晋内乱建立匈奴“汉”,并迁都平阳(今山西

临汾,洪洞县南约三十公里)。曹操并非内迁胡人的第一人,“建武中,以马援领陇西

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而与华人杂处。”,这就拉开了

几千年北方广大游牧民族融入华夏的序幕,中国北方历史也就进入了一个新的篇章。“

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汉人侵之。永初之元,骑都尉王弘使西域,发

调羌、氏,以为行卫。于是群羌奔骇,互相扇动,二州之戎,一时俱发,覆没将守,屠

破城邑。”这也是第一起胡人作乱事件,其后果是“及遣北军中候硃宠将五营士于孟津

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毙”。

降至西晋,胡人内迁已成规模,西北和北方的匈奴、鲜卑、氐、羯、羌、乌丸等民

族已大量进入黄河流域。 “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汾河流域匈

奴“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冯翊、北地、新平、安定各郡有羌

人;扶风、始平、京兆等郡有氐人。西晋末年时,太行山区已遍布杂胡,“群胡数万,

周匝四山”;北魏初年“西北诸郡,尽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北

魏末期和东、西魏时,“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

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北魏的政治中心洛

阳甚至专设下四夷馆以接待四方附化之人。此可见胡族向中原地区的迁移是持续不断的

,分布的地区亦越来越广,从甘肃、陕西、山西逐渐扩展至河南、河北、山东、四川等

地,遍布整个中国北方和西北方。

永嘉之乱后,以鲜卑族为首的各内迁胡族匈奴族、鲜卑族、羯族、氐族、羌族,先

后北方建立了一系列的政权,中原大地陷入了长达一百三十多年的混乱时期,史称“五

胡之乱”。胡汉各族互相屠戮,彼此融合,汉人胡化,胡人汉化,一直到拓跋魏统一北

方。五胡之乱对中原地区经济和文化造成巨大破坏,生产关系大幅倒退,胡族的部落制

造成非常严重的农奴化和奴隶化。大批衣冠人物为了躲避战乱纷纷南渡江左, 这些移民

大多为士族高门,所以一时间江南人才辈出,文明昌盛。他们不仅带来了高超的生产技

术,扩大的南方的开发范围,农业生产由粗耕转变为精耕,更将中原文明的精华在江左

发扬升华,并使之成为华夏正朔之所在。先秦时期,由于吴越二国长期争雄,造成江南

社会刚劲骠悍,民众好强斗狠,充满阳刚气慨,以至于秦始皇要去东南巡游以压“东南

天子之气”。但经过这次移民浪潮的冲击,人民知书识礼,变得柔弱秀美起来。

公元494年,高度汉化的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政权,在魏孝文帝拓跋宏的带领下

迁都洛阳,北方的经济文化得到部分恢复,陈庆之曾经感慨道:“自晋、宋以来,号洛

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中

国政治进入了南北全面对峙中。于是便有了南人和北人一说,南人称北人为“索虏”,

北人则称南人为“岛夷”,但实际上南人原本为真正的北人,而北人此前很多为塞外之

人。南北文人士族在不同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悄悄发生嬗变,“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

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胜者便于时用,

文华者宜于咏歌。”,“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猥拙甚于江南。”

。尽管东晋南北朝,秦淮以北基本为胡族所建立的政权所控制,但蛮族对华夏血缘和文

化的影响还是微乎其微的。之所以有南北的差异,不过是北方汉人在失去精英有平民化

趋势,但留守汉人的自保措施以及冉闵的起义都使血缘和文化得到很好保护,而南方汉

人在安逸富裕的生活环境中过度贵族化,所谓“南人简约,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

枝叶”。

公元589年隋开皇九年,杨广平陈,迁徙大批江左士族高门于长安,“陈叔宝与其王

公百司发建康,诣长安,大小在路,五百里累累不绝。帝命权分长安士民宅以俟之,内

外修整,遣使迎劳”,“文物衣冠尽入秦,六朝繁盛忽埃尘。”。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

移,南北文化逐渐趋同,隋唐年间,大批文人墨客游历南北,未见有风俗习惯之大异。

在巨大的历史惯性下,分裂很长时间的华夏在隋唐空前繁盛,在开元天宝年间几乎达到

封建时代的顶峰,但又一起胡人作乱事件将其毁于一旦。安史之乱,促使北方人再次南

下,与永嘉南渡不同的是,下层百姓成了移民的主角,“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

永嘉”,“中国新去乱,人士多避处江淮间。”经过三百多年的开发,长江流域已经不

是三国前所认为的蛮夷之地,先秦时期创造的长江文明逐渐被黄河文明取而代之。至晚

唐和五代,南方再次在经济和文化上占据上风,扬州和益州基本超过长安和洛阳,即所

谓“扬一益二”,韦庄有诗:“洛阳城里春色好,洛阳才子他乡老”, 其生命的大部分

时间消磨在扬州和益州。

北宋时期政治重心在北方,但经济文化中心已经移到南方了,财大气粗的南方精英

人物当然要求政治上的发言权,于是南北党争异常复杂。南方人物大多是衣冠后裔,党

争的背后主要是政治利益占支配作用。公元1126年,金军攻陷北宋都城汴京,次年二月

北宋王朝灭亡,公元1128年定都临安(今杭州市),是为南宋。 于是第三次北人南渡开始

了,这次人口南迁始于靖康元年,一直持续到南宋灭亡,南迁总人口约有500万人之多,

占当时北方人口数的1/3。移民浪潮波及整个长江流域,甚至向南渡海到达今天海南岛。

至此长江流域已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动摇的重心所在。

女真入主中原后采取一系列民族压迫措施,强制汉族百姓改从女真之俗,强制汉人

剔发左衽,有“不如式者死”的说法。天眷二年任命李邺为翰林学士承旨,冯长宁为东

京户部使,“命下日,各髡发、左衽赴任”。范成大出使金国归来说“态度嗜好与之俱

化,最为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女真与汉人“今皆一家”,不仅是服饰,语

言也发生较大的变化,中原古音逐渐消失,全浊音声母依据声调(原声调)转化为阿尔

泰语系中相对应的送气清音和不送气清音;与入声有紧密关联的复杂的辅音韵尾归并转

化,成为简单的元音韵尾和鼻音韵尾,入声在北方从此消亡;大量平舌擦音和舌头音变

为阿尔泰语系语言中特有的翘舌擦音;部分原来的入声非重读变调音转变为新的读法--

轻声。这种语言殖民对北方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文学则宋之余波所沾溉尔,故

以附于宋之末”,但雅文化日渐式微,金国一百多年仅有元好问(鲜卑人)等极少数著名

文学家,而且仅仅在戏剧(比较适合女真热爱歌舞和阿尔泰语言习惯的俗文化)上有所

建树,这与南宋大儒大文人辈出形成鲜明对比。

蒙元统治时期,蒙古统治者将人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地位最

优者为蒙古人,次为色目人,再次为汉人(原金国人,包括契丹、女真、高丽等族),最

后为南人,即南宋遗民,“汉人南人之分,以宋金疆域为断,江浙湖广江西三行省为南

人,河南省唯江北淮南诸路为南人。”。北人比南人地位高,大致因为原金国地区的人

民没有给予蒙古人足够的抵抗,而南宋移民的宁死不屈让蒙古人很痛恨,例如潭州(今长

沙)人民在知州李芾率领下奋勇抵抗蒙古军,围城日久,城中矢尽,李芾令百姓将废箭磨

光,配上羽毛,用以再射;盐尽,则将库中盐席焚毁,取灰再熬,分给兵民食用;粮绝

,则捕雀捉鼠充饥。失陷后全城军民大多杀身殉国,后人诗云“无人不祭李潭洲”。

蒙元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残暴统治对经济和文化造成了极大破坏,阶级矛盾与

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到了元代末年,水旱蝗疫不断,民不聊生,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

,人烟断绝”,而后纷争四起,“兵戮河南,赤地千里。”结果是“春燕归来无栖处,

赤地千里少人烟”。朱明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

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积骸成丘,居民鲜少”,“多是无人之地,累年租税不

入,”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朱元璋

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

于是采纳大臣奏议,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略决策。朱元璋分析了以往各朝民族问题上得

失,强调“以文德绥海内”、“爱之如一”,“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

抚字如一”,但并没有放弃“内诸夏而外夷狄”,这就不可避免影响了他的移民政策。

洪武时移民的路线:前期,主要是由塞北→华北;江南→临濠。中期,广东→淮南;各

地→南京。后期,山西南部→山东南部;河北北部、北京南部、山东东部→山东西部。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移民没有跨越淮河,历史上前几次移民都是发达地区的优质人口迁往

落后地区,包括隋江左士族回迁长安。北宋之后黄河流域的自然环境持续恶化,迫使朱

元璋放弃经营中原地区。很多移民路线已经被人淡忘,唯有洪洞大槐树移民(包括靖难之

役后的永乐移民)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

山西素有“表里山河”之称,传说中的“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

”都在山西的南部,东汉末年,这里又是南匈奴内迁安置之地,五胡时期,匈奴在此建

立过自己的政权。当元末中原地区荒疫兵乱之时,这里却是另外一种景象,风调雨顺连

年丰收,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河中府(蒲州)修城记》写道:“当今天下

劫火燎空,洪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洪武十

四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三千多人,而山西

人口却达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口,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于是朱元璋决定从狭

乡(山西)徙民于阔乡(中原),洪武九年,“徙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田凤阳。”洪武二十

一年,“徙泽、潞民无产业者垦河南、北田。”另永乐二年,“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

”永乐三年,“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永乐十四年,“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于保

安州。”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数百年来

这首民谣在华北地区广为传唱,妇乳皆知。在 迁移途中,移民们备受折磨,山西的

老百姓世世代代生长在黄土地上,汾河两岸,谁愿意抛妻舍子,迁往他乡呢?于是地方官

不仅是强制,而且施用伎俩把他们骗到大槐树下边来。“故老相传谈轶事,问君足指果

如何”。这是近代洪洞人王笃诚诗中的一句。说的是人们不管到天南海北,要证明你是

不是大槐树下的乡亲,只要脱下鞋袜看看小拇脚趾就行了。大槐树移民后裔双脚的小指

甲都是复形,传说就是砍了一刀的缘故,南匈奴也有类似的传说。我们无意去探讨这是

不是遗传的缘故,山西历来是北方蛮族内迁的处所和南下的必经之途和粮草后方,多民

族融合很广泛,很多人的祖先应该在蒙古高原和中亚一带。今天洪洞移民分布晋、冀、

鲁、豫、陕、甘、皖、苏、鄂、蒙等地,可以说北方人的一半以上的血缘来之大槐树。

后来顾炎武到河北大名府,了解到当地居民来源于泽、潞的情况,他听魏县长老讲,该

县非土著居民占人口的8/10,濬、滑、内黄等地迁居者也占3/10,以此想见明初晋南移

民之多。

大槐树移民的意义是巨大的,它恢复了中原地区的人口和经济,也确定了以后中国

人口的基本格局,北方地区人民从此血缘,语言和文化高度一致,认同感也异常统一。

当然也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中原地区向来是华夏文明的根基,鸠占雀巢,坐地成龙,

会养成盲目自大和不思进取的习惯,这次移民之后,北方再无逆转南方之态势,更无领

风气之先之可能。永嘉南渡使蛮夷之地变钟鸣鼎食之乡,开皇回迁造就隋唐盛世,靖康

南渡迁黄河文明于长江流域。遍历今日之中原大地,丝毫不见燕赵慷慨悲歌之士,齐国

宽缓多智、大国之风,鲁人外行礼教,内体仁义的古风古雅。改变这一切的既不是上古

明君尧舜禹汤,也不是圣贤先哲孔孟程朱,而是一次移民。今天南方文明可以认为原先

黄河文明的正统延续,而北方文化更多侵入了塞外蛮族的游牧文化,如果说北朝时期注

入些许精悍之气,而南宋之后更多加入消极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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