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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们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谈谈我印象中的邓小平以及我对他的一些思考。今天我想谈谈邓小平的底线思维。

中国是个超大型的国家,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所以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需要有底线思维,否则什么决定都做不成。所谓底线思维就是把事情推到最坏的局面,然后看能不能应对,如果能够应对,你就可以大胆出牌了。邓小平是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大军事家,长于底线思维是他的一个最大特点。
80年代香港回归问题是个棘手的问题。我们要收回香港,但当时香港是中国外汇来源的最大渠道,英国人借机散布这样的观点,如果中国收复香港,香港本土的资金就会大量出走,香港的繁荣将一去不复返,中国肯定承受不了这种代价。
但邓小平对这个问题思考得非常透彻,这就是他的底线思维。他认为,如果中国把现代化事业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前提上,那么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至于资金外流,他认为,只要我们政策正确,流走的资金还会流回来。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底线思维,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又被称为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时,几乎每一句话都掷地有声。
撒切尔首相因为刚刚打赢了与阿根廷的马岛之战,所以有点气高志昂,甚至坚持当年的不平等条约仍然有效。邓小平明确告诉他,主权问题不容谈判,如果英国不愿意谈,中国将在不迟于一两年的时间内,自己正式宣布收回香港的决策。
撒切尔认为如果中国宣布1997年收回香港,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邓小平回答说,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
邓小平还说,香港会不会发生波动?邓小平认为: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
他还告诉撒切尔夫人,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时,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甚至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
这大概是撒切尔夫人经历过的最艰难的一次会见。会见结束后,心事重重的撒切尔还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跌了一跤,一时成为重大新闻。
中美关系也是这样。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里根竞选美国总统前后,说了许多要和台湾恢复外交关系的话。后来担任总统后,有所收敛,但还是希望以“帮助中国抗苏”为由,来换取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
他曾派人转告邓小平美国拟向台湾派遣总统的‘私人代表’,邓小平严词拒绝,邓小平当时说,中国虽然是穷国,但不会低三下四求人,我们是有原则的,我们不会拿台湾问题和任何外国交换任何东西。
一次我给邓小平做翻译,他回忆过这段经历时这样说,“美国做了很多小动作,我说,这会动摇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他们要恢复美台关系,那我们就可以让中美关系倒退到70年代甚至60年代水平”,邓小平在台湾问题上,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的坚定可见一斑,邓小平作了最坏打算的底线思维。所谓70年代的水平,那就是中美双方关系降到建交前的在互设联络处水平,所谓60年代水平就是断绝外交关系。
80年代,因为刚刚经历过文革,大家对社会主义究竟能不能成功也有不少疑虑。邓小平在许多场合都说过,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还在探索。但当有人问他,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他一般都会强调两点:第一,党的领导;第二,公有制占主体,但公有制的形式也要改革。
我个人认为这也是邓小平对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底线思维。所谓党的领导,就是有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所谓公有制占主体,就是确保国家手中有必要的资源。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我们也有不少失误,这些失误怎么发现,怎么纠正过来的?主要就是靠这两条。每隔一段时间,党中央就要审时度势,看看这段时间以来,我们做对了什么,还存在什么问题。比方说,改革开放后,东部先发展起来了,东西部差距拉大了,党中央就做出西部大开发的决定。而公有制占主体,就是确保国家手中有必要的资源来执行这样的决定,哪怕是提供启动资金,所以才有后来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成功实施。
实际上,底线思维的重要性对于我们各项事业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在我们中华民族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进程中,乃至在我们日常工作中甚至生活中,底线思维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学习他的底线思维能力,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有更大的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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