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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 沙青青 中日近代史及情报学研究者

我今天的演讲主题是日本自近代以来对中国态度的变迁以其背后的思想脉络,这条思想脉络的节点中有无数的日本的思想家、军政人士,而我挑选的只是其中几位代表而已。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知华派(甚至亲华派),但他们关于亚细亚、关于中国的理念却又未能结出善果,甚至成为日本侵华扩张的旗帜。期间蜕变的过程,尤其值得思考。

从“中华”到“支那”

众所周知,中日交往由来已久。但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始终没有被真正纳入中华的朝贡体系,也未曾像朝鲜、越南那样向中原政权称臣。拜波涛海浪之赐,作为岛国的日本如英国一样能在相当长的时段内保持其种族与政权的独立性。不过,对于中华文明的繁荣,日本却有着长期的向往。遣唐使的故事自不必多言,即便是在唐朝以后,日本除了直接从中国吸取营养外,也会透过自称“小中华”的朝鲜来吸收来自大陆的文明。虽说在16世纪末,日本曾因出兵朝鲜而与明朝交战,但终究不过是一段小插曲而已。日本对中国态度的根本性转折则可能始于满清入关。

清朝建立后,许多深受中华儒家教育熏陶多年的日本知识分子都认为纯正的中华文明也随之逐渐消亡了,即中华已经为蛮夷所征服。乾隆末期,一位负责外贸的德川幕府奉行中川忠英曾编写过一本相当有趣的书,名为《清俗纪闻》。他当时长期驻扎长崎管理与清朝的贸易,为了解当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情况,特别去采访了那些到日本做生意的中国商人、水手,向他们询问中国的风土人情,甚至还找来画师,希望通过图像来真实再现清朝人的日常生活情景。

“利”与“义”之间——从“中华”到“支那”

中川忠英《清俗纪闻》

这本书随即便在日本各地流传开来,其中所记录的风俗习惯与日本人印象里中国人应有的样貌大相径庭,于是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更加深了那种认为中华文明业已没落的判断(其实,朝鲜也持类似看法)。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开始认为中华文明道统已经开始为日本所继承,逐渐地日本人开始使用“支那”而非“中华”来称呼中国。所以,日本人萌发取代中国成为中华文明圈领导人的观念早在鸦片战争前便已逐步产生了。

1823年,一位名叫佐藤信渊的日本知识分子写了一部名为《宇内混同秘策》的著作。他在书中扬言日本应该“征服满洲”并“将中国纳入日本的版图”。但随后的鸦片战争以及黑船事件给予了日本人巨大的精神刺激,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在东瀛列岛的上空。佐藤信渊在临终前也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认为只有中日团结才能够抵御西方势力的侵略,继而提出了“存支攘夷论”。

“利”与“义”之间——从“中华”到“支那”

“利”与“义”之间——从“中华”到“支那”

佐藤信渊《宇内混同秘策》

佐藤信渊前后两种论调日后竟也成为了日本近代对华思想的两极,以至于百年间都未能摆脱这个“利”与“义”的框架。明治维新的日本产生了两种思潮:一、“内治派”认为日本此时应致力于内部社会改变与经济发展,休养生息后才能阻挡西方势力;二、“征韩派”则认为要抢在西方势力将朝鲜等国纳为殖民地前,先行予以占领,使其成为日本发展资源的来源地与新兴市场。

实际上,自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对外政策往往混合着功利主义、“兴亚论”等各类完全相反的思潮。一方面日本将西方文明视为学习的楷模,另一方面却又把西方看作贪得无厌的殖民强盗。一方面日本不惜追随强盗的步伐,另一方面日本又把自己看作亚细亚民族之“王道”反抗西方世界之“霸道”的当然领袖。从清末到民国年间的日本各界名人在对华态度上或多或少都存在着这种矛盾。下面我将结合一些具体人物来谈谈这种“矛盾”的对华态度究竟是如何演变的。

东亚大义的旗帜——宫崎滔天

宫崎滔天,1871年出生于玉名郡荒尾村(今熊本县荒尾市)的大地主家庭,是家里的第八子,也是末子。受其兄言论之影响,宫崎相信亚细亚民族的独立自主必仰赖于中国的革命与觉醒。因为只有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崛起才能带动周边国家的觉醒,才能够团结一致抵御西方世界的侵蚀。

“利”与“义”之间——从“中华”到“支那”

宫崎滔天

1891年,宫崎滔天第一次到上海。1897年,作为日本外务省观察员的宫崎滔天结识了孙中山,从此以后开始为中国的革命运动提供帮助。之后十余年间,宫崎滔天一直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最可靠的日本同志。1902年,出版自传《三十三年的梦》。1905年,宫崎成为中国同盟会第一批外籍成员。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宫崎亦曾出席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仪式。

然而,目睹民国成立的宫崎滔天却从未有过革命成功的欣慰感。相反,宫崎晚年却陷入了新的反思——是否应该先在中国发动革命?或许应该先在当时东亚世界最先进的国家日本进行革命,才能真正达到振兴亚细亚各民族的目标。不然的话,业已帝国主义化的日本必将步西方殖民者的后尘来扼杀中国等地的革命。可悲的是,事实正是如此。而继承他晚年日本革命论的则是他的后辈——北一辉。

军国主义的助产士——北一辉

辛亥前后,追随中国革命党的诸多日本人中除了宫崎滔天外,最有名者便是北一辉。1883年,他出生于日本新泻的渔村。早年,醉心于社会主义理论,后加入宫崎滔天的社团,开始关注中国革命的发展。北一辉与宋教仁私交极好,甚至在革命党内部出现纷争时,也不惜痛斥孙中山“不择手段”的革命方略而坚决站在宋一边。宋教仁遇刺后,他自己组织真相调查,并把矛头指向了孙中山而不是事后“众口一词”的凶手——袁世凯。在为中国革命奋斗多年后,北一辉又目睹了五四运动期间各类激进的反日运动,这促使他开始思考未来亚洲的革命方向。

“利”与“义”之间——从“中华”到“支那”

北一辉

很快,北一辉就改变了之前的想法,和晚年宫崎滔天的想法一样,他认为革命应该先从日本开始。于是,便写下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主张应变革日本政体,把日本社会从财阀和贵族的手中解放出来,主张建立一个“人民—天皇”上下一体,有“日本特色”的皇国社会主义,继而才能成为驱赶西方势力的领导者。日后,这一思路却被“二二六”政变的少壮军人奉为“指导思想”,北一辉也因此受牵连被判处死刑。北一辉主张的使日本成为“东亚解放者”的宏愿也被军国主义分子“盗用”。宫崎滔天、北一辉等人弘扬东方王道“大义”的理念最后却成为了日本军国扩张攫取“私利”的出师表。

走向“亚细亚主义”的反面——大川周明

大川周明是北一辉的挚友,他是日本战后唯一一个被指控为甲级战犯的民间人士。1911年,大川周明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吠陀文学和古印度哲学。他通晓德语、法语、英语、梵语和巴利语,晚年曾翻译《古兰经》的首个日文足本。

大川周明将东西对抗的理论发展到了极致——日本作为东方文明的领导者,为了在这场对抗中取得胜利,必须团结大东亚,为了这一目标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和手段。他对内主张建立军部的法西斯统治,对外主张大亚细亚主义,东亚可统一在一个国家里,各族共和。他的思想在30年代与军部上层幕僚极为接近,因而被奉为指导思想而广泛传播。

“利”与“义”之间——从“中华”到“支那”

大川周明

其对中国的态度听起来非常匪夷所思,主张亲华,而“亲华”的具体手段就是直接派兵占领中国,以帮助改造中国纳入大亚细亚。他认为只有在日本的帮助下,中国才能彻底清除西方国家在华的特权,因此他对中国方面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极度不满。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在20年代以来中日之间不断升级的摩擦事件中,他对中国政府总希望请西方国家出面调停的态度非常反感。例如,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对中国政府请求国联中西方国家介入极其反感,他认为只要中国和日本直接交涉,很多东西都是可以谈的,但是决不应该让西方国家介入亚细亚事务。

总之,面对19世纪加剧的殖民主义和全球化进程,充满岛国忧患意识的日本知识分子和民间思想界,发展出了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大亚细亚”迷梦。然而,这一思潮几经流变,逐步走向极端,并最终发展成为法西斯军国主义统治的思想之源。

矛盾的中国印象——芥川龙之介

芥川龙之介在20年代初来过中国,还写过一本《中国游记》。他也见过很多中国名人,与章太炎先生有很多密切的交谈,章先生的言论使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下面我截取他回忆的一段话:

我在上海的法国租界访问章太炎先生的时候,在悬挂着剥制的鳄鱼皮的书房里,探讨中日关系。

那时先生讲述的话语,至今仍在我的耳边— “我最讨厌的日本人是讨伐鬼之岛的桃太郎。对于喜欢桃太郎的日本国民,也不能不多少有些反感。”

先生的确是位贤人。我时常听到 外国人嘲笑山县公爵,赞扬葛饰北斋,痛骂涩泽子爵。但是,还从没有 听到过任何日本通,像我们的章太炎先生这样一箭射向自桃而生的桃太郎。且先生的这支箭比起所有日本通的雄辩来,包含的真理要多得多。

“利”与“义”之间——从“中华”到“支那”

芥川龙之介

桃太郎是日本民间的一个故事,说的是少年桃太郎带领着他的小伙伴们,去了一个叫鬼之岛的地方,讨伐岛上的鬼怪,把他们杀光之后抢了金银财宝回到大陆,成了一个英雄。在他们聊天的语境中,其实芥川龙之介读出了章太炎背后的真意,即日本就是桃太郎,鬼之岛就是中国,而鬼之岛的鬼根本没有做任何对不起桃太郎的事情,凭什么你们烧杀抢掠后就变成了凯旋的英雄?

虽然芥川龙之介对日本的行为有所反省,但是也摆脱不了日本自江户以来形成的对华氛围,他当时发表的文章对中国的艺术、文化、社会发展有很多批评,他甚至认为中国的文学自道光、嘉庆之后便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东西了,始终处于原地踏步的状态,这也是当时日本整个知识界对中国的判断。

我前面讲的要么是思想家,要么是作家,都是比较偏文化方面的东西,后面就要进入刀光剑影的部分了,可能会比较暴力一点。

南京大屠杀的主犯——松井石根

松井石根早年也是亚细亚主义者,后来他成为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负责者。我注意到最近十几年,有些人无意或者有意地为松井石根翻案,说他虽然是当时华东方面军的总司令,但并不是直接实施南京大屠杀的人,他只是一个“背锅侠”。当时日本同盟社驻上海的负责人松本重治留下了一本回忆录,叫《上海时代》,其中记录松井石根曾经在一次日本军人的慰灵士会议上发言,训斥几个师团长丢光了皇军的脸面。他回到日本之后,还放了一个菩萨,说要超度中日战争中死去的亡灵。但是,我认为他对南京大屠杀还是负有直接责任,并不能因为这些言论就被轻描淡写地回避过去。

“利”与“义”之间——从“中华”到“支那”

松井石根

“淞沪抗战”之后,日本对要不要派兵上海是有争论的,而松井石根是积极主张出兵的人,他对当时的日本首相软磨硬泡,指出日本必须派兵上海。而且,到了上海之后,他也是打定主意要到南京去,他说为了彻底瓦解中国的反日情绪,攻占南京是必须的。

松本重治还有一个回忆录,他曾在上海采访过松井石根,问你究竟要不要打到南京去?当时松井石根讲了一句很含糊的话,大意是说战争这件事情不是说我停就能停的,只有对方屈服了我才能停止步伐。

“利”与“义”之间——从“中华”到“支那”

下面这段话是他在东京审判的自我辩护:

“利”与“义”之间——从“中华”到“支那”

这段话讲的是中日之间的斗争是亚细亚内部斗争,我们只不过是通过正确的方式训诫中国。当时以松井石根为代表的很多日本当局的高层人士都有这样的心理,我们之所以打中国,是因为中国不听东亚老大的话,同时他们认为中国投靠了英美,背叛了日本。

沦为侵华急先锋的“支那通”——佐佐木到一

佐佐木到一是南京大屠杀直接的执行者,当年他以旅团长的身份进入南京城,他的军队第一天就杀了两万多俘虏。而且他担任过满洲国的军事顾问,最后他作为战犯被审判,死在抚顺的监狱里。这个人早年也是一个亚细亚主义者,而且曾经作为武官长期驻扎广州,跟很多国民党人士都有私交,甚至跟当年初出茅庐的蒋介石也打过交道,同时他也是孙中山狂热的崇拜者。

“利”与“义”之间——从“中华”到“支那”

他在孙中山逝世后写了一份报告书《国民党的将来》,他非常担心未来国民党的政策可能会变得激进,会越来越不顾及日本在华利益。在北伐之后,国民政府有段时间奉行革命外交,在中国一些通商的地方积极收回租界。而且还发生过南京事件,即北伐军跟驻扎南京的一些日本机构发生冲突,佐佐木到一当时就在现场,还被北伐士兵缴了械,他认为我这么支持国民政府的人,竟然遭到这样不礼貌的对待,觉得非常失望。

自此之后他由一个同情北伐、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军人,彻底倒向了反面。他回到日本之后发表了很多言论,一再强调中国人忘恩负义,对中国这样暴乱的民族必须采取暴力才能使其屈服。如果你看过30年代日本国内的报纸,都是用“暴支”来形容中国。

1937年12月13日,他的部队到了南京,他站在南京城头曾经讲过一段话:

“明治44年我弱冠以来,以解决满洲问题为目标,暗地里一直对国民党怀有敬意,然而由于他们的容共政策,特别是蒋介石依附英美的政策导致与日本绝交,我的梦想也随之破灭。在排日侮日的高潮中饱尝不快,担忧着皇军的命运……等着瞧吧,背信弃义的人日后必将遭天谴,这一点从那时起就成了我坚定的信念,长眠于紫金山中腹的孙文倘若在天有灵,想必会悔恨而泣吧”。

这段独白也反映了当时一些“支那通”对中国的看法。他们认为日本和中国都是东亚民族,日本在中国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文化的大义,同时他们认为我们在中国革命的早期曾经同情、支持过中国革命,为此中国就应该给予日本特殊待遇,但是中国绝不可能把日本视为例外,而且近代以来对中国侵略最深的,一个是沙俄,另一个就是日本,这就是亚细亚主义者很难摆脱的一种悖论。

九一八事变始作俑者的“不扩大主义”——石原莞尔

1909年,石原莞尔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早年曾作为日本陆军观察员在中国各地考察和收集情报,成为军部为数不多的“支那通”。后作为武馆派驻德国,期间用心钻研西方战争史的流变,颇有心得并开始构建自己的战争史观与东亚世界观。他认为解决中日之间矛盾的根本途径便是日本从大陆完全撤退。但是,若日本从大陆撤退,北方苏俄势力势必会乘虚而入,那么中国大陆还是难以摆脱动荡的乱局。所以,石原莞尔认为有必要在中国满洲建立一个缓冲区域,作为实践东亚民族“和谐发展”的试验田。他希望满洲的建设可以令其他东亚国家心悦臣服,逐渐接受日本的领导,并将这种模式推广到整个亚洲。

1928年,石原莞尔调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于是乎就有了施展其理念的舞台。他联合一群认同其理念的少壮派军人策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并成立了满洲国。然而,他理想中的“王道乐土”并没有出现。满洲国自成立初始,便完全是日本人的傀儡,军部主导下很多国内财阀跑到这里大肆掠夺资源。对此,石原莞尔深感失望。事变后,他晋升少将被任命为参谋本部第一课课长,负责作战规划的重任。

“利”与“义”之间——从“中华”到“支那”

石原莞尔

期间,他先后完成了《战争史大观》、《最终战争论》,他在书中指出东西两支的人类文明已经形成对峙,这种局面必将导致一场战争,而且将是以日美为中心的世界大战争,战争之后人类将迎来和平走向统一,创造最后更高的文明。

为了迎接这场“东方王道”对决“希望霸道”的终极PK,石原莞尔制定了一系列战略规划,主要包括日本应通过产业振兴成为一个高度国防国家,同时应该避免与中国进一步交恶,并竭力主张在大陆的“不扩张政策”。 卢沟桥事变发生四天内,他曾几次否决强硬派军官的武力解决计划,最后却被强硬派拿出九一八事变的前科来施加压力,最终不得不妥协。后由于多次抨击东条英机的内外政策,而被强迫退伍,转入预备役。

石原莞尔可以说是近代以来日本对华态度的集大成者。他信奉东亚民族独立自强,却可以为了达成“王道”而不择手段。他一边清楚地认识到中日之间的症结所在,却又不甘心放弃日本既有权益,转而希望采取更为极端的方式来“教化”中国。而正是在这种自我赋予的神圣感中,无数日本人挥舞着兵器在一片刀光剑影之间试图完成解放亚细亚,解放支那的神圣使命,却难以摆脱近乎悲剧的历史悖论。

这种矛盾不仅存在于日本陆军的“支那通”身上,同样能在不少日本学者上找到。中日战争爆发之后,他们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喜好不希望日本侵略中国,但是出于日本人的立场又很难去否定这种政策。

竹内好是日本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家,也是日本研究鲁迅的第一人。他前两年有本书叫《中国的文化乡愁》,讲述了很多20世纪以来的日本文人回忆中国文化的看法,我们可以从中读出很多的无奈,这种无奈是一种道德上的煎熬,即作为一个日本人如何说服自己看待日本侵略中国。

“利”与“义”之间——从“中华”到“支那”

竹内好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竹内好曾经在文章中发表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为这样的迂腐感到羞愧,我们埋没了圣战的意义。我们一直在怀疑,我们的日本是否在东亚建设的美名下而欺凌弱小呢?在东亚建立新秩序、民族解放的真正意义,在今天已经转换成为我们刻骨铭心的决意。这是任何人也无法改变的决意。我们与我们的日本国同为一体,看哪,一旦战事展开,那堂堂的布阵,雄伟的规模,不正是促使懦夫不得不肃然起敬的气概吗?这样看来,在这一变革世界史的壮举之前,支那事变作为一个牺牲不是无法忍受的事情。如我们曾经经历的那样,对于支那事变感受到道义的苛责,沉溺于女里女气的感受,从而忽略了前途大计,真是可怜的的思想贫困者。”

由此可以看出他通过把侵华战争纳入太平洋战争,来赋予侵华战争合法性,以摆脱尴尬的处境。

岩波茂雄是日本岩波书店的创始人。在20年代以后,他出版了一大批跟社会主义革命、共产革命有关的著作,同时岩波茂雄本人对中国也抱有同情的态度。抗战之前,岩波书店就计划向中国的大学赠书图书,但因为抗日战争被搁浅了。岩波书店的书非常受欢迎,日本士兵除了钱和吃的之外还要岩波书店的书作为慰问品,虽然很多书的题材不受日本的军方喜欢,但是不得不保留它的位置。岩波茂雄曾说过我不会为中日战争捐一分钱,他也确实这么做了。岩波茂雄本人始终坚持他这种对华的理念。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他的女婿,同时也是岩波书店实际的掌舵人,还被日本的特高科逮捕了。可以说,他们代表着的是另外一种日本文人。

“利”与“义”之间——从“中华”到“支那”

岩波茂雄

内山完造可能要更有名一些。上海虹口那边的内山书店曾经就是他开的。内山完造跟鲁迅有非常好的交往。鲁迅曾经在他书店里避难。鲁迅还曾邀请他的弟弟在上海开过刻板画的培训班。他弟弟在日本也开了一家内山书店,我去日本时候都会去那看看,他那有一个专架都是鲁迅的书或者传记,还放了很多跟鲁迅的合影和上海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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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山完造(右)与弟弟内山嘉吉(左)

内山完造从不讳言自己是在商言商的生意人,他说我之所以对中国人好是因为我是来中国做生意的,我为什么要结交像鲁迅这样的文人,是因为他们有利于我做生意。但是在商言商背后难以掩藏的却他对中国的情怀,有一点可以证明——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后,内山完造的合作方一直鼓动他跟着日军的步伐开店,而内山完造一再拒绝。他认为在战争中,他要始终恪守一个文化人的底线,从来没有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或者从战争中获得什么。1945年日本战败,他作为敌国人民,财产被没收了。当时他已经回到了东京,在得知这个事情后,他说至少这些书还在,也不枉我当年做的事情。

我从19世纪讲到了1945年,下面我再稍微讲一下1945年后的事情,因为两者之间有连续性。

石桥湛山自称小日本主义者。他是非常有名的媒体人,在30年代,他提出日本应该主动放弃国外的殖民地,从而专注于国内建设,日本应该放弃建立一个庞大帝国的梦想。在30年代,他的报纸是日本媒体中唯一可以讲反政府言论的舆论阵地。他在50年代曾担任过首相,最后因为身体原因,没多久就下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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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桥湛山

石桥湛山对中国的态度非常友好,他曾经访问过中国,也见过毛泽东、周恩来,他一直主张日本应该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但是他的继任者岸信介对中国的态度则是另外一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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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信介

岸信介本人在战争期间担任过日本的大臣,也担任过满洲国的政府顾问,实际上他是直接参与日本战争和日本殖民统治的人物,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人,最后却安然逃脱审判重回政界复出。岸信介一手促成了日美安保体系,这在当时日本国内引发了很大的动荡,在60年代初,甚至有上百万人上街抗议此事。最后岸信介以辞职保住了日美同盟,同样也换来了他家族的政治地位

战后日本有几个首相特别有影响力,一位是岸信介,还有一位是佐藤荣作,他们虽然姓氏不同但其实是兄弟,两人把握日本政界十几年。

岸信介之后,日本成为了美国政策的马前卒,日本的任何政策都受制于日美同盟体系。直到田中角荣上任,中日之间才开始发生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跟中国重新建交,中日建交的时间要比美国早,美国对此一直耿耿于怀。1975年,基辛格跟苏联大使谈话时谈到和中国的关系时,他忧虑地表示如果日本自主寻求与中国建立同盟关系,会威胁美国的利益。像基辛格这样的外交战略家都如此表态了,中日关系四十年起起伏伏背后是不是有美国的影子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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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下面是一份1981年美国白宫的档案,是当时美国国防部长提交给总统卡特的文件。讲的是美国应该鼓励日本废除和平宪法,重新武装以帮助美国分担防务压力。实际上在80年代之前,每当美国人要求日本在防务上要多付钱时,日本总是持回避态度,拿和平宪法当成挡箭牌。但在此之后,日本人又提出来要修宪了,其实这原本就是美国一直在力推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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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白宫档案

最后给大家看几张照片。下面这张照片中间的小孩就是安倍晋三,他的外公是岸信介,右一是他的父亲安倍晋太郎,他的父亲当过日本的大臣,曾经跟日本在野党辩论过关于靖国神社的问题,他认为靖国神社的参拜并不是出于对战犯表示哀悼,而是靖国神社可以充当一个祭祀战争牺牲者的中心场所来祈祷和平,跟今天参拜者的说辞都是一样的。

“利”与“义”之间——从“中华”到“支那”

下图左边的电影场景来自《日本最长的一天》,反映的是日本帝国最后一位陆军大臣阿南惟几,1945年战败之后他坚决反对执行天皇投降的指令而剖腹自杀。右边的照片是阿南惟几的第六个儿子阿南惟茂,曾经担任过日本驻华大使,也是日本国内比较有名的中国通,对中国是比较友好的态度。我觉得这对父子的对照也非常能够代表今天讲座的主题,所以放到最后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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