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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两次战败,使德国走上了一条自我救赎之路!

德国作为“二战”的挑起国,自己也在战争中受到严重惩罚。战后,德国建立起建立了反省战争的系统机制,使国家逐渐走向正常化。

准确的说,“非纳粹化运动”并不是德国自我产生的,而是在美英苏法四大盟国占领德国后推行的运动之一,但却开启了德国的正常化道路。

[原创]战败国的自我救赎和国粉的“抗日功绩”是一回事吗?

被希特勒迫害致死的反纳粹烈士纪念廊

具体的措施有:

1、对纳粹主要战犯和组织进行审判。

2、废除一切法西斯的法律和决议。

3、战争结束后,盟国首先对教育领域进行了“非纳粹化”。

德国知识分子的担当

二战后,知识分子承担起恢复德国人感知能力的责任,在文学、哲学等领域非常突出。

被誉为“新德国精神导师”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对战后罪责反思以及民主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呼吁民众主动地正视个人罪责而不是无视,主动地为纳粹罪行承担责任而不是被动或沉默,启迪了德国人对纳粹的反思与检省。

对法西斯的反省是德国文学的主流话语,揭露法西斯罪行是作家创作的主要题材。德国作家对二战历史的发问和反思一直没有停止。

曾获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家海因利希·伯尔一直被看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德文学的代表。他创作的脍炙人口的作品《流浪人,你若来到斯巴……》、《亚当,你在何处?》、《九点半钟打台球》都与法西斯有关。

他的作品烛照当今,提醒身处战后“经济奇迹”的德国人不要忘记历史,要勇于反思。

曾获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君特·格拉斯(代表作《铁皮鼓》)也与二战有关。他从德国人的小市民从众心理角度解释了法西斯主义为什么能在德国猖狂肆虐,借此抵制民众对纳粹历史的回避和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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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皮鼓》作者君特·格拉斯

二战后德国反思文学形成了三个特点:

第一,通过战争场面的客观描述揭露战争残酷和惨烈;

第二,通过描述受害者的悲惨境遇,揭露法西斯罪行,反省德国法西斯主义带给世界人民的苦难;

第三,通过追溯和回忆,反思纳粹德国的历史以及德国人应当承担的责任。

不仅在文学领域,哲学领域的反思也没有停止过。在90年代统一后的德国,由美国哈佛大学的副教授哥德哈根发表的《希特勒的志愿刽子手:普通德国人与大屠杀》一书引发了广泛的争论,后被称为“哥德哈根辩论”。

这个讨论将德国人反思关注点由参与战争和纳粹统治的群体转向了普通人,这是阿伦特“平庸的恶”问题的延续。

德国人在这些研究和讨论过程中认识到要警惕人性中存在的恶,人性中的恶在恶的制度环境下会无限放大,因此建立何种制度环境与公民责任密切相关。

进入90年代以后,联邦德国对纳粹历史的反思形式也逐渐多样化了,影视媒体的作用越来越大。早在70年代末,美国电视系列剧《大屠杀》就为西德社会反思纳粹历史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90年代,美国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也在德国引起很大反响,德国中小学都组织学生集体观看并举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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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下跪

德国政府推进反思

德国政府在推进反思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1949年5月8日联邦德国议会委员会以绝对多数赞成票通过了《基本法》。《基本法》的第一部分里,列举了公民所享有的民权和政治权利,而且权利一旦受到侵犯公民有权起诉,这是对纳粹国家侵犯个人权利的直接回应。

立法者们还鼓励争论和强调法制,前者在于保障国民的自主参与,后者则致力于国民有序参与政治而不失混乱。政治重建和民主设计是西德“清算纳粹过去”、反思纳粹历史的重要表现。

德国最高领导人为推进德国反思更是不遗余力。

德国二战后的领导人虽然不断更换,但每届领导都承认战争责任,并且一些领导人还用自己的方式对战争所造成的伤害进行忏悔。

自1970年时任西德总理的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下跪,到1995年统一后德国总理科尔再次跪在二战死难者纪念碑前,再到2013年大屠杀纪念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德国对纳粹罪行负有‘永恒责任’”,这些都表明了德国领导人对于纳粹统治及屠杀行为的反思态度。

而德国人在每年5月8日的二战纪念日都会举行集会游行等活动,同时,他们也会到纪念馆或博物馆进行参观。

德国领导人积极的反思态度赢得了其他国家的认可,这种认可又反过来体现在对德国民众反思的信任上,从而为反思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和空间。

战争虽然结束,但德国对战犯的追溯和对受害者的赔偿却没有结束。

2013年9月4日,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德国负责调查二战时纳粹战争罪行的司法部表示,一共调査了49名奥斯维辛集中营前守卫,其中30人应该被起诉。

在二战结束将近70年的时间里,这种追捕一直没有间断,尽管有人质疑这种追捕是否还有意义,因为这些被起诉的人很多都己走到生命尽头,但相关追捕负责人也回应,年龄并不能成为他们逃脱罪责的挡箭牌。

与此同时,德国对于在二战中受害国家和受害者进行了巨额赔偿。据报道,“到2002年,德国赔偿金额达到1040亿美元,它每年还继续向10万受害者赔偿6.24亿美元的***金”。

反思从教育做起

在德国公民教育中的反思,其中最重要的群体之一就是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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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学生在历史课堂上

对于学生这个群体,反思的实施主要是通过设置课程来实现的。涉及反思的课程主要是政治课和历史课,历史课帮助学生正确认识纳粹的统治,树立正确的二战史观,而政治课建立在历史课基础上,以历史的眼光引导学生关注与参与现实和未来政治。

为了保证全国政治教育中反思的整体效果,由各州文化教育部长组成了联邦文化部长联席议会,讨论政治课和历史课的教育内容和教学要求。

在这些要求中,知识要求里包含需要让学生认识政治制度体系中的历史真相,并作出相应的评价,教学内容的选择需要将历史、现实和未来紧密联系,引导学生形成历史感。

在其能力要求中强调学生要掌握关于人权、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的知识并理解这些内容。

在德国学校历史课中,纳粹历史,特别是大屠杀历史是其重点内容,在德国教育法中明确规定,德国历史教科书必须包含足够分量的纳粹历史。

在审定历史教科书的时候,发现教科书中没有足够分量的纳粹历史内容的介绍,那么教科书在审定中是不会获得通过的。

教科书制定中除了强调纳粹时期历史所占比重要符合一定要求外,还强调要从多角度来看待这一历史时期所涉及的问题。

在历史课的知识考察中,对纳粹独裁统治时期的历史也没有忽略和忽视的倾向,而是明确把20世纪德国的民主与独裁历史作为重要考察内容。

在历史课能力要求中指出要有“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对历史事实和问题给予评价的能力;对历史事件、过程和结构的现实意义加以辨析和描述的能力”。

其中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要有“对史学家的评述加以评判的能力”。也就是说在反思过程中,可以提供各种档案材料和史评,但是引导学生不停留于或不受制于已有的材料和评论,鼓励学生能够不断将反思加以再反思,使反思更加深化和彻底。

结语

正如德国总理默克尔说:

“每个德国人都必须反思自己在过去的作为和不作为。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德国正视历史的做法是对的,可以让后代不重蹈覆辙。”

德国人对待沉重历史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国粉口中是如何反思GMD的罪行的?

无非是粉饰和夸大其词!

比如,张瘸子被挖坟出来,鞭尸了几百次。

比如,伪造“孙立人活埋1200日军俘虏”——实际上加起来俘虏人数不过300,哪里能有1200人?更别说活埋了。因为这些俘虏,每一个都有价格,甚至他们身上的领章、日记本等随身物品都是可以换取奖金的。并且国军有要求,这些俘虏要用来展示和感化,不能随意杀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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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这位李老太,伪造“蒋光头在西南联大颇受爱戴”——实际因为政府克扣,学生们伙食极差,引起公愤。

伪造“仁慈的宋美龄”——这位仁慈的宋美龄极端宠爱“孔二小姐”,情同母女,使得孔二小姐飞扬跋扈,在南京号有诅咒称“你不要神气,小心出门叫你碰上孔二小姐”。至于孔令侃更是肆无忌惮,以至于蒋经国去上海竟然处理不了“扬子公司”。

国民党确实抗日了,但是这就足够了?河南人民有“四大害,水旱蝗汤”,这位汤就是汤恩伯,河南人民以为他残害百姓更甚于日本鬼子。

可就是这么个人,一直是蒋光头的亲信嫡系,至于顾祝同、刘峙,那就更是令老蒋难以启齿了。

国粉们反思了吗?

看看德国战败后是如何反思的,国粉们又是怎么反思的?国粉会说,德国是一个国家,我们不是。

是呀,德国是一个国家,可德国的知识分子们有没有反思,德国的文化届有没有反思?为什么国粉不反思呢?

难道反思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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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好笑,日本战俘被特赦,是因为日本战俘认识到了日本发动战争的“侵略性”“非正义性”,由此得到思想和灵魂上的救赎。

德国从政府到各界人士,包括学生们都认真反思“纳粹”带给世界的伤痛,他们出书,拍电影,电视反思战争。

国粉们有没有自我救赎的历程呢?如果“吹嘘抗日功绩”算的话,那就是有了!

国民党为什么被我们称为“反动派”?反动在哪里?反动在“蒋光头式的自我吹嘘,伤害了广大人民,却不自我反省”。

今以一例说明:时任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军事报告中曾提到,抗战国军伤亡病废,总共损失二百五十多万人,但同时期征调了壮丁一千一百万,补入部队八百万。据此来看,国军总兵力理应净增五百多万人。实际情况显然不是这样。大批国民党军官兵脚底抹油,以各种形式开溜。

如比较严重的平秦师管区,至1941年8月已经逃走一万一千人左右。1945年4月,田武师管区第3补充团有兵员1825人,逃走118人。在新兵接领过程中,跑路的士兵也不少。1941年4月第2军第90补充团接领的547名新兵,在驻地和沿途逃亡了三分之一。

兵败如山倒,一旦打了败仗,士兵们也会趁机逃散。军令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谈到,某师原有战斗兵六千,经过战斗伤亡八九百,逃散三千人,结果只剩两千。

何应钦1946年出版的《八年抗战之经过》中,认为国军因伤病逃亡的人数就有约60万。

除了普通士兵外,国军中下级军官也有不少逃亡的。1941年9月,国民党军政部通缉了一万四千名逃亡官兵,其中包括校官63人,尉官989人。

1940年,徐永昌在日记中记叙,国军各师平均缺额在三千上下。如顾祝同的第三战区,每师平均仅五千人。不过战斗力衰减对将军们不一定是坏事,徐永昌概括指出,国军将领兵额在七八成以下,粮饷、服装却永远要十成,从中便可大饱私囊。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捍卫民族独立与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正义战争。为何在这样一场战争中,国民党军会产生如此之多的逃兵呢?是这些人罔顾民族大义、拒绝保家卫国吗?显然并非如此。

国民党军军政管理混乱,高层把士兵当作一次性消耗品,军人待遇得不到保障,是士兵大规模逃亡的根本原因。抗战时期,国民党高级军官早已脱离基层、形成特权阶级,他们对广大士兵毫无感情,很少体恤。

以著名的远征军驻印军为例,在国军空运印度时,运输机只能载三十五到四十人,高层却指令挤进五十个人。所有士兵只穿短裤,因为上级认为在印度可以领到新军服,把旧衣服穿走是浪费,结果有的士兵在高空被活活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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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42年国统区发生大规模灾荒时,许多地方军队口粮短缺,作为最高指挥的蒋介石却声言「现在军队里面最大的毛病就是浪费」。

蒋介石拿亲身经历举例子:「现在一个士兵每天发二十六两面粉,大家还说吃不饱,这个话我想实在说不过去……从前我在敌国日本联队实习的时候,每天所吃的不但没有二十四两米,恐怕连二十两米都不足」,所以「我们中国人患病,多半是由于饮食没有节制,吃得太饱的缘故」。

然而实际上,空运到印度准备补充驻印军的士兵,经过美国军医体检,普遍营养不良,降低标准后还是有不少人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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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这些现象,罗斯福派来的「监军」、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在日记中痛斥:「知识分子和富人们把他们的宝贝崽子送去美国,农家子弟离家去死……」他坚决要求驻印军「只要中国兵,不要中国军官,尤其不要中国高级将领」。这种要求有一定道理。

国军长官克扣军饷的恶习名闻中外。美国人在训练国民党军驻印部队时,为了杜绝补给上的腐败,采取供应到人的策略,以公开点名的方式将每份军饷发到每个士兵手中,驻印军战斗力得以大大提高。

我写到这里,国粉肯定会说,“你崇洋媚外,给美国舔腚”。

国民党政府不把士兵当人看,自然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逃兵问题。他们为了应对兵员缺编,只能进一步加紧征调壮丁,从而陷入「补充-逃亡-补充」的恶性循环。本可成为雄厚战争基础的人力资源,就这样被大量浪费,加剧了抗战时期中国人民的苦难。

我不禁想问问“国粉们,你们可问过自己捅过国民党的伤疤吗?”

“你们这样吹嘘功绩,有自我救赎吗?”

“你们这样抹杀事实,值得我们原谅吗?”

“我们相逢一笑泯恩仇,那些被国民党虐待致死的人们如何拯救灵魂?”

“你们何曾有过一点良心上的不安?”

请问你们的良心,值得我们去原谅吗?值得我们泯恩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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