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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沙特记者的死,最近刷屏全世界。

当59岁的卡舒吉踏入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后,再也未能“完整”地出来。

土耳其官方提供的照片显示,随后一名沙特法医提着旅行箱走出该领事馆。

箱子内,是卡舒吉的尸体。在领事馆内,他遭到沙特政府派出的15名特工虐杀,锯骨分尸。

沙特,一个富得流油的国家,一个罕见的由80后掌权的国家(还有一个是朝鲜),活在21世纪,为何会干出类似凌迟的残忍事情?

杨锦麟的说法是,这是权力的返祖。

权力的返祖,使得他们公然蔑视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所形成的普世原则和文明共识。

尽管卡舒吉因何而遭虐杀,目前仍未有结论,有说他为争取言论自由,有说幕后有更深的交易。

但国际社会已经同仇敌忾谴责沙特政府,他们处死一个人的方式,突破了文明社会的底线。

我想说的是,权力的返祖一直都存在。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不久,冯玉祥倒戈,发动北京政变。

冯玉祥软禁了民国总统曹锟,呼吁和平,邀请孙中山北上。

著名记者邵飘萍对发生的这一切给予了极大关注,在他创办的《京报》上,为冯玉祥助阵。

他自己因此进入冯玉祥的视野。冯玉祥亲自聘请邵飘萍为高级顾问。

时年38岁的邵飘萍,干记者这一行十来年,早已名满天下。

胡适曾在日记中如此赞许邵飘萍:“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现在北京日报界中没有他的敌手。”

1923年11月,在80多家报纸、通讯社记者参加发起的“北京新闻记者公会”成立大会上,他被公推为大会主席。

说起来,邵飘萍作为舆论斗士的历史可长了。

当革命党人都恭维袁世凯是“华盛顿第二”的时候,邵飘萍就在报纸上骂袁世凯,预言“帝王思想误尽袁贼一生”。

当时,邵飘萍在杭州办《汉民日报》,除了骂袁世凯,就是抨击当地权贵。

他在报上讽刺浙江光复后的官吏丑态:“未得委任状以前,东奔西走,到处钻营,政界之消息,亦若甚为留意。及委任状到手,便影子都不见。问之其友,曰:雇长班,赁公馆,接老婆去了。”

对待舆论批评的态度,反映了政治权力的开明程度。

很明显,当时的政治权力并不开明。无论是袁世凯,抑或浙江本地权贵,对邵飘萍的批评都十分恼火,不断伺机报复。

他们曾雇佣暴徒闯入《汉民日报》社纵火捣乱,还曾买凶伏击邵飘萍。

邵飘萍亦不畏惧,继续放话:“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

1913年5月,浙江报界公会选举中,邵飘萍当选为干事长。那时,他才27岁。

同一年,因为报道杭州第一地方检察厅厅长许畏三涉嫌一起斗殴事件,邵飘萍遭到围捕。当时,许畏三指派十六七名法警和警察,包围了报馆。

上海的《申报》,这样评论此事:“《汉民日报》邵振青(邵飘萍原名)一案……是许畏三已居于被害人地位,以被害人资格,自己拿人,自己起诉,是以检察厅长之名义,办自己私人报复之实事,益坐实其滥用职权之罪。”

最终,许畏三提起的公诉被驳回。

虽然在庭审中获得胜利,但邵飘萍并未被释放,仍被拘押在监狱里。

在法庭上,邵飘萍对狱警说:“你这里别的还可以,就是这个东西让人不得安宁,请你看看!”

说着随手把纸包打开,将上百只臭虫撒在法庭上,爬得到处都是。

直到1914年3月,在妻子汤修慧等人的营救下,邵飘萍才出狱。这一次无罪的关押,整整9个月。

1925年11月,追随了张作霖多年的老部下郭松龄,知道张作霖与日军有交易后,十分愤慨,公开宣布起义。

郭松龄迅速集结七万精锐部队,向奉天进发,要让张作霖下台。

郭松龄起义在当时引起了巨大争议。邵飘萍旗帜鲜明地站出来,在报上力挺郭松龄。

为了支持郭松龄与冯玉祥订立密约、联合倒张,邵飘萍穿针引线,多次派夫人祝文秀乔装前往京郊、天津等地密送情报。

他对政治的介入越来越深。

他在报上评价反张行动:“虽不敢谓中国之政治面目即自是进于康衙大道,然至少可认服从民意,警醒军阀,使中国发生一种新机运之有益的行为。 ”

他还在《日军阀之干涉中国内政》一文中,以国家民族之立场,揭露张作霖的罪行,公开支持冯、郭联合倒张。

紧接着,邵飘萍在《京报》上刊出张学良的照片,上书“忠孝两难之张学良”。实际上是鼓励张学良大义灭亲,“父让子继”。

同时,登出张作霖和郭松龄的照片,分别写着“红胡子军阀”、“东三省救主”,并散发到前线宣传。

后来,冯玉祥称,邵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向来只迷信枪炮威力的张作霖,这次被文字弄得灰头土脸,马上给邵飘萍汇去30万元“封口费”。

邵飘萍的后人提供的资料显示,邵飘萍收到钱后立即退回,并对家里人说:“张作霖出30万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但另外一些史料则表明,邵飘萍并非是一个清高的报人。

实际上,邵飘萍是一个社会人,时常游走在权与钱的灰色地带。与他同时期在北京办报的龚德柏后来回忆说,“冯玉祥、阎锡山,对于新闻记者,号称一毛不拔。但邵飘萍却有方法向他们要钱,公然如愿以偿”。

龚德柏说,新闻记者的秘密,只有新闻记者知道得极清楚。

龚德柏总结过邵飘萍的“新闻操作”手法:得到内幕消息后,把新闻写好,却不付印,而是排出一个清样,连夜派人送到相关高官的府上。之后,等待该高官出价买断这条新闻就可以了。

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李思浩,就遭遇过邵飘萍的“新闻操作”。

邵飘萍的日常开支十分巨大。

他好抽雪茄,所抽雪茄都是特制的,上面标有“邵振青制”四个字。他还开着豪车,在北京的媒体人中十分抢眼。

出手同样阔绰。毛泽东当年要办报,没钱,找到邵飘萍。邵毫不在意地拿出100元,给了毛。这笔钱,相当于毛当时一年的收入。这让毛十分感动。

一直到1950年代,毛在一次会见新闻界人士时说,胡适在台湾吹牛,说我是他的学生,其实我是邵飘萍的学生。

章士钊从邵飘萍的日常开支,反推其正常收入并不能维持这样的生活。他认为,邵飘萍积累财富的手段是利用了他的舆论影响力,“颇以言抑扬人,而言皆有值”。

北洋时期,政府会以“宣传费”的名义,分四等给报馆、通讯社发放津贴。邵飘萍的《京报》属于第一等,每月津贴至少300元。

而军阀给的钱就更多了。

李思浩回忆,邵飘萍是当时的名记者,大家都怕他,也不能不应酬,经常的津贴是没有的,记得两次送给他成笔的钱,数目相当大,每次总达好几千吧,究竟多少,现在已记不清了。

不过,邵飘萍拿了钱照样不买账。这是军阀最不能容忍的。

被誉为“报界宗师”的张季鸾,曾称赞邵飘萍:“每遇内政外交之大事,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工。北京大官本恶见新闻记者,飘萍独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

邵飘萍因此常能获得独家新闻。这也是政府、军阀争相给他送“封口费”的原因。

邵飘萍为人有争议,报道新闻却相当专业。他有自己的政治立场,比如同情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反对列强干涉中国内政。

在这些大是大非面前,他从不糊涂。

比如,五四运动的爆发,跟邵飘萍的新闻鼓吹关系密切。龚德柏说,邵飘萍收了段祺瑞政府的钱,却仍然舆论鼓吹学生运动,这是“收钱不办事”。

邵飘萍却认为这没什么,钱可以收,但正义不能被收买。

张作霖的气愤正是因为这一点。

综合各种史料来看,邵飘萍应该收过张作霖的钱,郭松龄倒戈后,也收过郭的钱。因为他本人的政治立场与郭、冯接近,所以在报上采取帮郭骂张的策略。

郭松龄起义之后,张作霖为了保住地位,向日本人求援,不惜出卖主权与日本订立“反郭密约”。最终,在日本关东军的协助下,张作霖扑灭起义,杀害了郭松龄夫妇。

为此,邵飘萍在《京报》上刊出《日本暗助奉张之战功》一文。文章指出:“此次郭军之败,乃日本助张政策之成功。日本亦何爱于奉张乎?简而言之,日本侵略东省之成功而已。”

可谓一针见血地点出了郭松龄倒张失败的要害,是日本关东军的参战和张作霖接受日本的要挟条件。

张作霖派人向邵飘萍说,我们屡次帮你的忙,你为什么那样反对我们?

邵飘萍回答,你们是帮邵飘萍的,现在攻击你们的是《京报》,不是我邵飘萍本人。

张作霖闻言怒不可遏,遂起杀心。

很多人知道,张作霖后来秘密处死邵飘萍,罪名是“宣传共产,鼓吹赤化”;而在另一些人眼里,邵飘萍是为言论自由而死,报业大佬胡政之将邵飘萍之死称为,民国15年来“中国新闻界空前之惨事”。

事实上,这些表述,都只是在寻找于己更有利的说辞。

张作霖杀人,动辄以“赤化”作为罪名,目的是利用当时人对苏俄的恐慌,加上这样一个罪名,仿佛死者就是为苏俄卖命的汉奸,死有余辜了。

当时的媒体人坚定地表示邵飘萍是为言论自由而死,目的则是借死者的鲜血,为日益受钳制的新闻业争取空间。

1926年4月24日,傍晚,邵飘萍离开东交民巷租界区,随即遭到十几人的拦截围捕。

4月25日,下午3点。北京新闻界派出13名代表,向先期抵达北京的张学良求情。

张学良说,之所以要办邵飘萍,并不是因为他的记者关系,而是因为他“宣传赤化,流毒社会,贻误青年,罪不可赦”。

他接着说,“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张作霖)与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此时飘萍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

代表们面面相觑,但不甘心就这么被打发,仍旧再三解释和恳请。到最后,张学良竟然说:“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

营救邵飘萍宣告失败。

4月26日凌晨,邵飘萍未经公开审判,被秘密处决。死前,在简单的讯问中,他遭非人道虐待,小腿骨甚至被打断了。

根据后来的叙述,临刑前,邵飘萍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

邵飘萍死时,年仅40岁。

他的死,开启了纷乱民国的一个恶例:未经法院审判,即残忍夺取新闻记者的性命。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虽然很乱,但还保有一些共同的底线。至此,连底线都被张作霖父子突破了。

邵飘萍究竟因何而死,是为言论自由而死,还是为两面收钱而死?这个问题,在张作霖父子无人道虐杀当事人之后,已无意义。

不管邵飘萍有无罪名,这种突破底线的杀人方式,立即成为众矢之的。

老报人陶菊隐说,自从民国成立以来,北京新闻界虽备受反动军阀的残酷压迫,但新闻记者公开被处死刑,这还是第一次。

恶例一开,此后,越来越多的媒体人被秘密处决。

历史,真相不易得,是非难论断。但总有一些人类共同的规则,托住了社会的底线。无论是谁,一旦突破这些底线,必将受到全人类的共同谴责和唾弃。

秘密处决,无论何时何地,均是野蛮统治的表征,为文明社会所不容。

今天纪念邵飘萍,不是认同他的人格,而是在谴责未被牢笼锁住的权力,如何轻而易举让一个鲜活的生命消失。

就像沙特记者卡舒吉被肢解的真相仍未浮出水面,但这并不妨碍国际社会异口同声谴责沙特官方的残暴行径。

用杨锦麟的话来说,我们真的担心,世界进入集体返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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