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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筹备抗战的证据

“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调集约120万军队开进华北。而在上海,蒋以开办国防训练班为名,并以张治中为总负责人,构筑从上海闸北一直到杭州的钢筋混泥土堡垒防线,共7条,到1937年基本完成。

事实上,南京国民政府很早就认识到国防建设的重要性。1928年8月14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军事案》指出:“在国防上,海军、空军及军港要塞之建筑,均为重要。……今日之国防计划中,必须实事求是,发展海军,建设空军,俾国防计划归于完成。”

国民政府筹备抗战的证据

经钱昌照提议,南京国际政府于1932年11月1日成立了专司抗战国防总体规划之责的秘密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蒋介石对其非常重视,亲自兼任该会委员长,并从其秘密经费中每月拨专款10万元作为其活动经费。按其工作计划大纲,可以看出其主要工作是针对日本的侵略,对全国之物资与形势进行全方位的调查、统计,“以制成整个的国防计划”。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国防设计委员会设立了军事、经济、国际、原料及制造、交通运输、文化教育、人口土地及粮食七个组从事调查统计工作。

至1934年9月,各项调查统计工作基本就绪,其工作重心转向各项具体的国防建设方案的规划,尤其偏重于重工业建设和能源开发的设计。先后制定了《重工业建设计划》、《战时燃料及石油统制计划》等。这些计划拟订后,经过不断修改完善,抗战爆发后大多付诸实施。

整修要塞、海港是早期国民政府为抗日备战所做的一项重要准备。南京国民政府的国防建设在江海要塞、边防城防修建上起步较早,并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效。

1933年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帮助下,这项工作全面展开。为增强各要塞火力,南京政府向德国订购了大批要塞重炮,其中一批平、高射两用炮于七七事变前夕运到,星夜装置在江阴、镇江、南京、武汉各个要塞。至1937年上半年,全国共有南京、镇江、江阴、宁波、虎门、马尾、厦门、南通、连云港等9个要塞区整建完毕,拥有炮台41座,各种要塞炮273门。

除了建设国防、整顿军力,国民政府也在经济方面下了一番功夫。

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以紧急法令宣布改革币制,施行法币政策。规定即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以后又增加农民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所有银币、白银一律交由指定银行兑换法币,做到白银国有。法币政策实施较为顺利,到1936年底法币占货币流通额的比例由币改时的67%增为78%。

全面抗战前夕,收兑民间银币银物计白银3亿多盎斯,并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统制了外汇买卖业务。币制改革的施行,标志着国民政府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确立了对金融机构及其重要业务的统制,有利于推行战时财政经济政策,迅速调集人力、物力与财力以应作战之需要。

在交通方面,修建铁路是主要表现。一方面修建新的铁路、增设军用站台、军用岔道。譬如华东干线浙赣路,1929年开始动工,1937年9月完工,全长903公里,另一方面,对旧有铁路进行改造,主要是更换铁轨,加固桥梁,添购车辆,改善信号系统。据统计,从1927年到1937年,国民政府在10年间共修铁路3793公里(东北三省修筑的1600公里未计在内),使中国本土(东三省未计在内)铁路共达1.2万公里。

从史籍中可窥见,蒋介石自始至终坚信,日本终将侵蚀在华他国利益,惹得国际出面,因此他始终依靠国际联盟,以争取外援,共同抵抗日本侵略。

这套利用国际影响的策略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932年,国联为了调解中日“一二八”的矛盾,曾派出调查团到中日两国调查事实真相,并发表调查团报告书,国联会员国西班牙、捷克、爱尔兰、瑞典等国提案否认“九一八”事变日军的行动为自卫,判定“满洲国”是日本军人的产物,并不承认“满洲国”。由于国民政府依靠国联,依靠国际正义舆论不断地对日本的侵略行动进行谴责,使日本侵略者在国际上陷于被动与孤立,日本终于退出了国联。

早在1934年,德国军事总顾问塞克特就进言蒋介石:“发展具有战略性的交通系统,在日本入侵时,可以迅速地输送部队至危急地区,实为当前首要任务。”同年6月,国民政府派出徐庭瑶、俞飞鹏等一行21人赴欧洲考察军事、交通。国民政府筹备抗战的证据

此外,通过国际管道,国民政府用矿石换取了外国一些先进的军用装备。如1936年4月南京政府与德国签订了一项一亿马克的物资交换协定,其中规定:中国每年可用二千万马克在德国购买机器与军火,但须以价值一千万马克的钨砂及其它原料来抵偿,十年还清。

但仰仗外交并不能“包治百病”,在建设国防时,国民政府曾希望欧美列强援助,充实国力。经过努力,宋子文与美国金融复兴公司签订棉麦借款合同,“国联”也成立了拉西曼为委员长的“援助特别委员会”,但结果是“棉麦借款未成功(借款总额减少为2000万美元)……国联也并不给以技术合作,除建设铁道外,几乎再见不到什么”。

有学者认为,1935年是蒋介石奠定持久抗日思想关键的一年。一方面,他的“安内”行动已基本完成,另一方面,抗战根据地已有着落,蒋的中央军势力进入四川、云贵等地,整理川事,初见成效。此外,日本的侵略步步加剧,自东北、华北之后,日军势力直逼华中,此时若再不抗战,国民党政权将失去民心而垮台。

这在另一处史料中得到了印证。1936年7月,蒋介石在送别国民政府财政金融顾问英国人李滋罗斯时就说到对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临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继续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

伴随着找到抗日后方根据地,蒋的抗日思想的具体策略也逐渐清晰。鉴于日本是小国,资源有限,但武器先进,而中国地广人多,但实力趋弱,“中日之战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是一场持久的抵抗,其间要放弃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大城市和战略要地,利用大陆广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力资源,逐次实行抵抗,以空间换时间,在大西南建立复兴基地,利用持久消耗战略,最后取得胜利。”

蒋介石选定四川为抗日后方根据地。他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中这样写道,“如果没有像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力众广的区域作基础,那我们对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的时候将中枢退至洛阳为止。”

蒋介石在争夺四川的实际控制权的过程中显示了足够的耐心。在逐步扩大与刘湘的矛盾的同时,加强了对四川的全方位控制。“在其主导下,防区制被打破,货币得以统一,军队开始得到争辩,军人干政逐渐减少。”

国民政府筹备抗战的证据

在秘密经营西北国防的同时,又对地理纵深的西南地区进行了第二种战略考虑。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四川的资源调查,并秘密进行了少量的国防建设。开办政府基层人员训练班和军事训练、军队整编,如为了进一步控制西南军队所开办的的峨嵋军事训练团,调川军营长以上及滇黔部分军官受训,蒋亲任团长。

华北危机日渐严重,蒋介石将四川经营为民族复兴根据地的思路不仅逐渐清晰,在暗中也已付诸行动。

1933年7月,国民政府要求济南兵工厂与四川第一兵工厂合并。1935年,蒋介石到达四川后,要求在重庆周围建设飞机制造厂。据《蒋中正总统档案》记载,他致电宋子文:“德国翁克斯飞机制造厂厂址决在重庆附近建筑,勿再变更为要。”他还要求航空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陈庆云:“重庆、成都须积存四个队半年用之汽油。”同时致电兵工署长俞大维:“凡各兵工厂尚未装成之机器,应暂停止。尽量设法改运来川、黔两厂,并须秘密陆续运输,不露行迹。”

为了保证全面开战后的资源供给,1934年9月至1935年4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在全国实地做了大量的调查之后,制定了多种资源开发计划。抗战爆发时进入实施阶段的长寿水电厂及抗战期间建成的龙溪河水电站就是按照其中的《四川水力发电计划》进行的。四川彭县的铜矿、巴县和达县的油矿、四川金矿均列入重工业建设计划陆续开工,有的在抗战前已经投产。

另外,国民政府斥巨资投入重工业与军工业。一大批工厂也一早投入生产进行国防建设。其中,刘湘在防区制时代开办的兵工厂,在1930年就能年产步枪18万支,轻机枪15000挺,大口径迫击炮1000门,炮弹10万发,机枪、步枪子弹2亿发。这样的生产能力已经超出了当时的作战需要,抗战爆发后这些兵工厂也为抗战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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