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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作者:文扬,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文/观察者网风闻社区 文扬]

上篇提到,中非合作关系中的“五不”、“三好”和“大团结”,每一个都是有针对性地说的。

考虑到非洲国家长期苦于西方对非援助中的指手画脚、干涉内政、强加于人、附加政治条件、谋取政治私利,长期屈服于西方的居高临下盛气凌人,没有相互尊重和平等关系,中国提出的这些新的关系准则,简直好得难以想象。

文扬:在西方的质疑中,中非合作走入“后西方时代”

纳米比亚财政部长对《纽约时报》记者说的话很有代表性,“我们非常欢迎中国,因为它让我们在西方主导的议程之外,第一次真正有了其他选择。”而一位来自加纳的人士也坦言,“非洲国家达成多笔真正双赢的协议,没有像以往与西方国家做生意那样的典型苛刻条件”。

本次峰会新鲜出炉的《北京宣言》和“八大行动”,更是把三年前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制定的“十大合作计划”又推上了一个新台阶。产业促进、设施联通、贸易便利、绿色发展、能力建设、健康卫生、人文交流、和平安全,每个领域都雄心勃勃。按照这个节奏,中国“一带一路”与非盟《2063议程》的对接,很快即可实现了,而非洲的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市化和一体化,也真的指日可待了。

“振奋人心,意义重大”“中非关系的奥运会”“新的握手,新的拥抱,新的起点”“非洲黑与中国黄的有机结合”“中国领导人吹响非中未来合作的新号角”……中非两地的媒体基本上是欢声一片。

毫无疑问,当前的中非合作,正在全世界面前展开一幅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宏伟蓝图。背后包含的一系列假定——人类本性善良、行为合乎理性、懂得知恩图报、援助国和受援国可以建立起相互尊重的平等关系、整个世界可以通过各国平等互助而变得更美好、世界各国的大团结终究能够实现——无一不是典型的理想主义信念。

但是,就此而断定中非合作的基础完全建立在理想主义意识形态之上,肯定也不正确。因为中国对于非洲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需求,也是实实在在的。到目前为止中国通过与非洲的合作所获得的诸多好处,也是有目共睹的。而西方强加给中国的“新殖民主义”、“债务殖民主义”等帽子,也恰恰是针对中国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算计,而非针对理想主义口号。

“中国在非洲掠夺矿产资源和耕地”、“中国的投资没有让对象国收益”、“中国的贷款模式很可能会使对象国陷入螺旋型的债务深渊而不能自拔”、“中国的企业经营管理缺乏透明”、“在劳工待遇和环境保护方面经常违反当地法律”……近十几年来西方媒体对中非合作的攻击,主要都是这些有关利益计算的陈词滥调,一般不大会针对中国诸如“支持非洲的和平与发展”、“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让中国和非洲都成为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美好家园”等放飞理想的道义话语。

那么,中非合作的基础到底是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看西方对非援助中那种赤裸裸的现实主义是什么样。

从理论上看,西方的国际政治现实主义认为,没有什么可以超越国家利益,外交就是国家利益的工具,而对外援助也不过就是实现外交政策的一种手段,当然也只能是唯利是图。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奠基人之一汉斯·摩根索说过:“在对外援助的旌旗下,并没有更高的道德原则。”而K·B·格里芬和J·L·艾诺斯说得更清楚:“一个国家给另一个国家提供多少援助,不取决于后者需要,也不取决于它以往的经济状况是好是坏,或它的道德状况,而是取决于援助国将从对其援助中在政治上获得多少好处。”

文扬:在西方的质疑中,中非合作走入“后西方时代”

理论上是这样,实践中也是如此。在经济上最直接的做法,是将援助款与受援国从捐助国购买商品和服务相绑定。据统计,在西方的对非援助中,有大约58%的援助都有绑定。最为登峰造极的是意大利,2001年时有高达92%的援助存在绑定关系。这个做法被简称为“以援助换贸易”,在某国际组织2008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调查者写道:(附加条件)“是否成功地带来了治理的改善效果并不明显,但在推动采购体系增加外国公司采购机会方面绝对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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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Think Africa Press通讯社一篇文章的配图,文章标题是“不是世界援助非洲,而是非洲援助世界”

而政治上的好处更是显而易见。早在1962年,其时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就声称,“援助是美国保持全球影响力及控制力的一种手段……实际上,我将其放在保护自由世界安全性的各项关键方案之首”。美国这种以国家安全为导向的援助,从受援国的排行名单上即可看出——最贫困的非洲国家并不是最大的受援国,那些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国家如以色列、埃及、阿富汗、约旦、巴基斯坦才是。

文扬:在西方的质疑中,中非合作走入“后西方时代”

2016年的统计,美国对外援助前十位最大受援国

1991年的也门,曾遭遇过一次“历史上代价最昂贵的投票”,因为在联合国投票反对授权美国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国立即将对该国的援助削减了82%。在这方面,国际上已有许多研究表明,外国援助与联合国安理会上的投票模式有统计学上的相关性,意味着美国实际上是在通过对外援助间接地购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结果。

另一个例子是厄立特里亚,该国在2001年-2006年从美国得到的援助比5年前翻了3倍,因为美国当时评估该国为遏制恐怖主义蔓延的重要地区。但到了2006年援助却戛然而止,因为美国又开始谋划将该国列为恐怖主义赞助国。

美国用“美援”这根粗壮的胡萝卜在全世界呼风唤雨,折腾出这么多的事情,其实总的援助额也从未超过其政府预算的1%,实际上绝大多数西方捐助国的对外援助,都没有超过政府预算的1%。由此可见,基于经典的现实主义理论的富国对外援助,根本上就是一个只赚不赔的大买卖。

文扬:在西方的质疑中,中非合作走入“后西方时代”

2012年的一项民调很搞笑,美国实际上的对外援助,远远小于民众认为的数额。这类民调有很多次,基本上都是这个结果。

如此看下来即可明白,中国的对非援助,不可能是这一模式的翻版。实际上,本次北京峰会的“五不”,就已经在两者之间做了一个切割,想要重复西方对非援助的老路也不可能了。

但是,在中非合作的框架中,经济上的互惠互利,政治上的相互支持,一点也不会少,甚至可以肯定中国方面还会获益更多。所以“五不”、“四不能”、“三好”,这些新的关系定位虽然理想主义色彩浓烈,却也只是对于中非之间基于现实主义基础紧密合作的一个修正和提升,而不是完全背离。

文扬:在西方的质疑中,中非合作走入“后西方时代”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赓续至今的中非关系,正如习总书记指出的,日益呈现出中华文明悠久传统所秉承的“正确义利观”,这基于实事求是精神的新“义利观”,正在为遭遇波折的全球化提供了新的道路“范式”,让整个非洲大地振奋。

2000年,中非贸易额刚超过100亿美元,2017年,中非贸易额超过1800亿美元。非洲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在那里,中国大有可为,祝中非合作之路越走越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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