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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3月2日苏军出动70多人,分乘2辆装甲车、1辆军用卡车和1辆指挥车,从苏联境内分路向珍宝岛急进,不顾中国边防巡逻分队的警告,突然开枪射击,打死打伤中国边防巡逻人员多人,爆发了“珍宝岛事件”。

3月15日,苏军先后出动50余辆坦克、装甲车和100多名步兵,运用直升机和纵深炮火掩护再次入侵,并炮击中国境内纵深地区。中国边防部队奋起反击,同入侵苏军激战9个多小时,顶住了苏联军的6次炮火急袭,击退了苏联边防军的3次进攻。3月17日,苏军又出动步兵70多人,在岛上布设地雷,企图阻止中国边防部队登岛。我边防部队又以炮火将其击退,胜利地保卫了珍宝岛,捍卫了祖国神圣的领土。

此次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不仅是神圣领土的保卫战,也是T-62坦克的争夺战。在3月15日的战斗中,苏军出动4辆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T-62主战坦克,其中一辆T-62被沈阳军区工程兵某部军务科副科长孙征民布设的反坦克地雷炸坏,瘫痪在河叉的冰面上。为了阻挠我军获得这辆坦克,3月21日苏军派出爆破组试图炸毁坦克,但被我军击退。之后苏军又用炮火把坦克周围的冰层击破,使坦克沉入了乌苏里江底。4月,我方派出有海军潜水员参加的打捞队伍将其打捞出来,这就是人们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看到的那辆缴获的T-62坦克。

我国反坦克武器暴露出的问题

这次自卫反击战虽然以我军的胜利告终,但也暴露了我军反坦克武器的诸多薄弱环节,特别是T-62坦克的出现,使人们更加感到问题的严重。

这场反击战从装备上讲完全是一场不对称的战斗,苏方参战的是以坦克装甲车辆为主的机械化部队,而我军主要是以炮兵、步兵为主的边防军。炮兵师的56式85毫米加农炮,装甲兵的85毫米坦克炮,都是苏联40年代的产品,装备的被帽穿甲弹和尖头穿甲弹只能在50-70米的距离上击穿120毫米厚的垂直靶板。军级炮兵装备的44式100毫米加农炮和59式100毫米坦克炮的被帽穿甲弹,仅能在50-100米距离上击穿120毫米厚的垂直靶板,威力都很差,对付类似T-62坦克的正面装甲,常常出现跳弹,即使击中也不能有效击穿。连营级装备的75毫米无坐力炮不但炮很重,而且破甲弹威力仅为150毫米/30°,无法对付T-62的大倾角首上装甲。新装备的65式82毫米无坐力炮,威力提高到了120毫米/650,但直射距离仅为300米。步兵班装备的56式40毫米火箭筒,直射距离仅100米,射击坦克时经常发生跳弹,为此江南厂专门研究了一种防滑帽,许多兵工厂都曾经紧急生产,发往部队。

坦克历来是反坦克的主力军。T-62坦克是T-54、T-55的换代产品,1962年定型,1964年装备部队,累计生产2万多辆,装备过十几个国家。与我国的59式坦克相比,其坦克炮口径加大到115毫米,线膛炮改成了滑膛炮,配备有脱壳穿甲弹,火力强。发动机功率提高到580马力,机动性高。炮塔的防护也有所加强。我军的59式很难挑起反坦克主力军的大梁。

总之,珍宝岛暴露出我国反坦克武器存在严重问题,无法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

尽管我国早就把“三打”(即打坦克、打飞机、打舰船)作为武器发展的方向。但真正把“打坦克”提上议事日程还是在珍宝岛战事之后。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了加强战备的指示,对于反坦克武器的发展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其中有4个重大会议,6个大会战,掀起了反坦克武器科研生产的新高潮。

823会议

1969年8月23日,由国务院召开的反坦克武器科研生产会议(“823”会议)拉开了这个高潮的序幕。1969年11月5日,常规兵器工业领导小组召开了常规兵器工业规划会议,即“115”会议,接着又召开了“6911”抓革命,促生产会议,落实“——五”会议提出的大规划。1973年7月国务院再次召开了“七三七”反坦克武器专业会议,将已取得的科研成果落实于生产,大小三线与动员线齐上阵,建设起了强大的生产能力。与这些重要会议并行的是,一连串的大会战相继展开。“823"反坦克武器大会战、“二四”新型坦克车辆科研大会战、“704"动员坦克大会战、兵器动员大会战、85毫米微旋破甲弹动员生产大会战以及“红箭”-73反坦克导弹大会战等,开启了我国反坦克武器大发展的新篇章。

1969年8月23日,由“823”会议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会议邀请珍宝岛战斗英雄到会介绍了战斗情况,动员各方面力量,共商反坦克武器发展的大计。

会议的第3天,在北京南口靶场举办了反坦克武器展览与汇报表演,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亲临现场参观,并接见了会议代表和战斗英雄,勉励大家研制出更多新式武器支援人民解放军。

与会人员集思广益,拟定了多种方式打坦克的技术方案:有地面的,也有空投的;有近战的,也有远射的;有改型的,也有新研制的。其中有30项列入装备体制,需要新研制的有16种。会后,由五机部牵头,炮兵、装甲兵、第十一研究院共同组成了“823”会战指挥部,由五机部陈锐霆副部长任总指挥,统筹安排、组织实施。参与会战的单位以战斗状态全力以赴,各个项目犹如装上了新的助推器,会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根据常规兵器工业领导小组关于每年的兵器生产能力能够装备500个师的要求,兵器工业在1969年11月的“——五”规划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庞大的规划,三年中建设95个大中型项目和93个改扩建项目,总投资120亿,远远超出了实际可能。这就是受到五机部抵制与广泛非议的“大规划”。后来,经国家批准的项目仅47项,实际建设的仅26项,其中坦克车辆与反坦克武器占有很大比重。541工程建成了7个,形成了第二个中型坦克厂的生产基地。542工程建成了1个发动机厂。“辽西基地”建成的6个工厂中包括100毫米坦克炮与反坦克炮的弹药生产基地。“湘西高炮基地”,原计划生产57毫米高炮,最后建成了2个厂,也改产坦克零备件。

在这一时期,除大规划外,还有20多所停办的军队或地方院校改建成了工厂,包括西安装甲兵工程学院、西安工程兵学院、通县军械技术学校、南京军械技术学校、洛阳工程兵学校、重庆炮兵学校、绵阳铁道兵学校、天水步兵学校、南京大学常德分校等。五机部所属的一部分大专院校和技工学校,有的改为工厂,有的办起了校属工厂。还有些设计院、工程公司也改成了工厂,其中也不乏反坦克弹药厂和为坦克配套的光学厂。

总之,大规划实施的结果,坦克车辆生产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反坦克弹药也有一定的增强。

“二四会战”和“704会战”

“珍宝岛事件”之后,装甲兵提出了研制我国第二代中型坦克、轻型坦克、水陆坦克、装甲输送车的要求。1969年12月,装甲兵与五机部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第二代坦克车辆论证会议,拟定了研制4种新型坦克车辆的方案,中央军委于1970年2月4日批准了这个报告。为了贯彻落实2月4日的批复,决定由装甲兵牵头,国家计委、国防工办、五机部共同组成会战指挥部,会战办公室(简称二四会办)设在装甲兵,负责组织和协调会战工作。这就是著名的“二四会战”。“二四会战”的项目经过几次演变,曾经参与会战的新型坦克车辆有以下7种车辆8种型号:二代中型坦克、二代轻型坦克、二代水陆坦克、二代履带式装甲输送车、二代轮式装甲输送车(含16人与24人两种方案)、523轮式装甲输送车和轮履合一装甲车。声势非常之大,但由于受文革思潮的影响,脱离了中国的国情,“913”事件后会战即行停止,无果而终。鉴于我国唯一的中型坦克厂位于中蒙边境,一旦形势紧张,很难坚持生产,于是中央决定在内地组建坦克动员生产线。1970年4月余秋里同志邀请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座谈,大家建议以洛阳拖拉机厂与矿山机械厂为中心,通过民用企业的大协作,进行坦克动员生产大会战,人称“704会战”。会战规划领导小组由五机部部长邱创成任组长、一机部周子健部长和装甲兵宋庆生副司令任副组长。在国家计委的领导下,按照“一厂一件,百厂协作”的原则,组织6个省市71个民用工厂,动员生产59式坦克。坦克炮、发动机和电台由军工厂配套,技术上由专业兵工厂对口支援。在各方面的支持下,经过动员企业的共同努力,“704”动员生产线于1974年试制出第一辆59式坦克,1982年批准转入批量生产,表明我国用较少的投资建成了第一条动员坦克生产线。至1985年该动员生产线共生产坦克520辆,不但装备国内部队,还出口第三世界国家。

军民齐上反坦克

“——五”会议后,国务院国防工办与国家计委部署了全国性的以反坦克武器为重点的动员生产大会战,18个工业部门的3000多民用企业,分布在26个省市,组建了400多条动员生产线。主要品种有:无坐力炮、火箭筒及弹、反坦克地雷、高射炮、舰炮等。动员规模之大、品种之多、涉及省市与部门之广,为我国的工业动员史上前所未有。

1973年7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委托余秋里、张才干同志主持召开了反坦克武器专业会议,即“737”会议。会议总结了“823”会议以来反坦克武器所取得的进展,肯定了成绩,交流了经验,并按照中央军委批准的《关于解决反坦克武器问题的建议》,制定了“四五”计划后三年的发展规划。“823”会战中的科研成果,凡是列装的项目均立即安排生产,建设生产线。会后在五机部系统国家共批准了新建与改扩建反坦克武器项目66个。其中,反坦克导弹2项,单兵火箭和69式40毫米火箭筒和弹项目23个,坦克项目19个,火炮项目7个,炮弹项目14个、反坦克地雷项目1个。项目主要是“737”会议确定的新项目,也有“——五”会议大规划中的续建项目。

会议决定抢建一条脱壳穿甲弹生产线、一条反坦克地雷生产线。在新疆、甘肃和吉林抢建了三个69式40毫米火箭筒和火箭弹厂。另外,在河北还建设了一个火箭弹厂,改建了一个火箭筒厂。

“737”会议后,动员战线也有了很大的动作,安排了8个品种反坦克武器弹药的工业动员,建成了77条动员线。包括82无坐力炮7条、82无坐力炮炮弹5条、40火箭筒9条、40火箭弹7条、40瞄准镜6条,62单兵火箭筒4条、62单兵火箭弹1条,反坦克地雷13条等。“737”会议后,地方军工根据计委和国防工办的部署,先后在13个省的手榴弹厂和迫击炮弹厂扩建13条反坦克地雷生产线和1条引信生产线,年产100万个。

为了解决部队大量装备的85毫米反坦克炮与坦克炮缺乏反坦克弹药的问题,“737”会议后,组织7个省市,跨部门跨行业的数十个工厂,既有航空工业与兵器工业的工厂,也有地方军工的工厂,还有民用工厂,建设起了11条85毫米微旋破甲弹,生产线总产能达32万发。生产线建成后,至1979年止共生产了52。

[注]现代线膛火炮都是依靠膛线来实现弹丸高速旋转保持弹道稳定的。但对于破甲弹来讲,高速旋转会使空心装药所产生的射流产生离心现象,降低破甲威力,所以在弹体上做特殊改进,使弹旋转很慢万发破甲弹,在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823”会战期间,我国利用军贸渠道获得了苏联制造的“赛格”反坦克导弹,当即开始测绘仿制,除决定在陕西与山西各建设一条生产线外,“737”会议又决定在辽宁与吉林再各建一条反坦克导弹动员线。由于测绘仿制工作尚未定型,因此四个省市开展了“红箭”-73大会战,实际上是四省市仿制导弹的大竞赛,大大加快了研制步伐,高质量地建成了4条生产线,填补了我国反坦克导弹装备的空白。

代号121

1963年装甲兵科研院开始论证,1965年正式下达了新型中型坦克的研制任务,代号121。1966、1968年先后研制出两辆样车并进行了试验。1969年缴获了T-62坦克后,立即进行了测绘分析,并从中选取了11项部件用到121坦克上。加入“823”会战后,1970年加速再研制出了3辆样车,试验结果基本达到战术技术指标。1971年五机部重新审查了方案,毅然决定舍去那些尚不成熟的部件,适当降低指标,简化方案,从而顺利通过了定型试验。1974年3月经国务院、中央军委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批准设计定型,命名为69式中型坦克。它就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代中型坦克。

69式坦克外形与59式大体相似,都是铸造炮塔、轧制装甲钢焊接车体,两侧都有5个钢质大负重轮。许多部件沿用59式,具有良好的继承性。69式坦克与59式相比,主要特点如下。

一,发动机选用改进的12150L-7型高速水冷柴油机,四冲程、V形12缸,功率达到580马力,比59式坦克提高11.8%。

二,用100毫米滑膛炮取代了100毫米线膛炮,弹药基数由34发提高到44发。配用脱壳穿甲弹,直射距离1736米,1000米穿甲深度100毫米,60°比59式的穿甲弹威力(120毫米/300)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破甲弹与59式坦克炮通用。

三,火控系统安装了双向稳定器和激光测距机,炮长与车长有主动红外夜视装置,性能有较大提高。

69式坦克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代中型坦克,后来由于坦克炮口径系列的改变而未能装备国内部队,但它却是中国一个重要的基型底盘,从它衍生出一批中型坦克和以它为底盘的自行高炮、抢救牵引车等。换装了105毫米坦克炮与“三七”工程火控的79式中型坦克参加了35周年国庆阅兵。换装了100毫米线膛坦克炮的69-Ⅱ主战坦克是中国历史上出口最多的中型坦克,荣获了兵器工业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伴随着69式坦克研制成功,与69式滑膛坦克炮通用的100毫米滑膛反坦克炮同时诞生,命名为73式100毫米反坦克炮。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了86式高膛压100毫米滑膛反坦克炮,采用电渣重熔高强度炮钢和液压自紧技术,火炮的膛压从323.6MPa提高到451MPa,炮口初速从1505米/秒(穿甲弹)提高到1610米,秒,配备了钨合金脱壳穿甲弹,穿甲威力从100毫米,600提高到150毫米/65°。该火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40火 一枝独秀

我国当时装备的是56式40毫米火箭筒,系仿制苏联的RPG-2,直射距离仅100米,破甲威力也不高,引信大着角发火性差,即前面所提到的需要安装防滑帽的那种,简称“老40”。研究与生产部门都对该火箭筒性能不太满意,也曾经试图对其进行改进提高,但效果都不理想。1963年曹刚川同志从苏联留学回国,带回了RPG-7新型40火箭筒的资料,原炮兵科学研究院一所郑民达等同志研究了上述资料,该火箭筒首次采用火箭增程技术,直射距离提高到300米,是“老40”的3倍,破甲威力110毫米/65°也强于“老40”。于是提出了以此为蓝本研制“新40”的建议,很快得到炮院的批准,代号为J-203的项目正式上马。1964年8月曾经在北京进行过一次汇报表演,贺龙元帅称赞“这么个小东西能打坦克,还能打300米,应该喊万岁!”于是,1965年上级决定炮院一所的项目组下到工厂实行科研生产相结合。

但是,对于是走“老40改”还是上“新40”,业内看法并不一致。“老40”是已经大批量生产的老产品,生产技术成熟,工艺性好,改进型继承性好。“新40”第一次将火箭增程技术应用于无坐力炮发射的炮弹上,技术新颖,结构较复杂,制造相对难些,射击精度不够稳定,存在迎风偏现象。因此,取消“新40”的火箭增程,用牺牲150米射程的代价,来换取精度提高的方案被提出,这就是人称的“40改”。但是,在火力强大的坦克战斗车辆面前,直射距离缩短一半,意味着战士牺牲的风险就增加数倍。为了研究风偏对作战的影响,J-203项目组曾经在沈阳军区某军进行了一次体验射击试验,从9个连中各选一名“老40”火箭筒射手,经过简单的培训即进行射击。试验结果是:在风速10米,秒下,对活动靶射击,命中率达到70%~90%。射手们认为,“新40”火箭筒的风偏规律是可以掌握的。

在时任炮兵副司令孔从洲的力挺下,“新40”才免遭下马,与“40改”并行研制。“40改”曾经组织过大会战,生产了数万具火箭筒与上百万发火箭弹。1970年8月10日,常规兵器工业领导小组批准“新40”设计定型,命名为69式40毫米火箭筒,成为正式列装的制式化装备,这也是“823会战”开始后最早定型的产品之一。“737”会议后在吉林、甘肃和新疆抢建了3个69式40毫米火箭筒与火箭弹厂,全国生产“新40”的工厂共有6个,另外动员线建成了9条火箭筒生产线,年产2万具;7条火箭弹生产线,产能42万发。“新40”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此后江南厂等单位不断技术改进,分别定型了Ⅰ与Ⅱ型火箭弹,性能一步步提升,破甲威力分别达到150毫米/65°与180毫米/65°,可以对付复合装甲。“新40”不但大量生产装备部队,而且大量出口许多国家。

华东工程学院将火箭增程技术,成功地移植到了82毫米无坐力炮上,直射距离提高到500米,有效距离800米,采用抗旋技术的破甲弹,威力达到了150毫米/650,装备于营级,取代了65式82毫米无坐力炮,被誉为“兵器科研一枝花”。

工程兵反坦克成绩优秀

工程兵的反坦克武器在珍宝岛战事之后也有了很大发展。在反坦克地雷中,72式铁壳和塑料壳反坦克雷,具有耐爆、防核爆、防直列装药诱爆的功能,一次耐爆率90%,三次耐爆率75%以上,成为部队的主要装备之一。接着又开发了适用于火箭布雷的81式反坦克地雷,适用于机械布雷的85式反坦克雷,引信全部是全保险型的。78式反坦克雷具有炸穿坦克底甲板和炸毁履带的双重功能。84式反坦克车底雷,用布雷火箭弹发射时,打着了坦克就是能击穿坦克顶甲的炸弹,打不着坦克时就转换成地雷状态,可以炸穿底甲板。

工程兵部队对于反坦克具有很高的积极性。1970年与1971年,广州军区与沈阳军区工程兵,各自提出了研制火箭布雷车的方案,分别与江南厂与东机厂等单位联合研制。广州工程兵的方案首先于1974年设计定型,命名为74式火箭布雷车,每车挂装布雷火箭弹10发,每发火箭弹装填72式反坦克地雷10个,射程1500米,单车一次齐放18秒,布设雷场的正面与纵深均为100-200米,布雷密度不小于0.5。沈阳军区的布雷车于1979年设计定型,每台车挂装8枚火箭弹,每发弹内装地雷10个,射程与雷场面积分别为2 600米与400米×300米,性能略高于74式,该车参加了1984年国庆35周年阅兵。

十年丰硕成果

在珍宝岛战事之后的十余年间,使我国的反坦克武器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缩短了与世界武器装备和技术水平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初步构建了多兵种多手段立体式的反坦克作战体系,不但装甲兵、炮兵、工程兵、单兵具有反坦克手段和能力,空军也初步有了反坦克手段和能力。

二,形成了由近及远的反坦克火力配系,从零距离的反坦克地雷、手雷,几十米射程的枪榴弹,百十米至几百米的反坦克火箭筒、无坐力炮,千米以上的反坦克炮、加农榴弹炮的反坦克弹种,直至航空兵远距离攻击的反坦克炸弹,反坦克的火力纵深大大加大,对付集群坦克车辆的作战能力有一定的加强。

三,发展了许多新品种的反坦克武器,填补了部队装备的空白。诸如反坦克导弹、反坦克布雷车、航空反坦克子母炸弹、反坦克子母火箭弹和炮弹、侧甲雷、两用雷等。

四,反坦克武器的性能有了质的提高。反坦克弹药的品种急剧增加,抗旋破甲战斗部、串联破甲战斗部、自锻破片战斗部不断涌现,破甲威力大幅度提高。穿甲弹种不再是什么钝头、被帽穿甲弹了,高速钨心脱壳穿甲弹、全钨脱壳穿甲弹、新型材料穿甲弹相继问世。这使我国的反坦克弹药走进了世界先进行列,可以有效对付复合装甲、间隙装甲、屏蔽装甲以及爆炸反应装甲等各种先进的装甲防护。

五,培养了一支反坦克武器的研究队伍,反坦克武器的基础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国广泛开展了装甲与反装甲基础技术的研究,开展了穿甲机理、破甲机理、抗旋药型罩技术、高膛压火炮、液压自紧、炮管内膛镀铬、炮管热护套等新技术的研究。在研究矛的同时,也进行了盾的研究,各种装甲因此接踵而至。通过矛与盾的相克相长,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促进了反坦克武器水平的提高,为各种新弹种的诞生提供了技术支撑,也为后来消化吸收国外技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六,建立了我国反坦克武器完整的生产体系,生产布局有了很大改善,各大区都有了反坦克武器的制造能力,总的生产能力急速增长,创历史最高,生产技术水平也有了相应提高。

七,进行了最大规模的军民结合的动员演练和大小三线的建设与紧急备战生产,极大地考验了我国平战转换能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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