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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革命都要流血,中国就从谭某开始。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今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我等死,中国强矣。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谭嗣同是愚忠还是先驱?论谭嗣同为理想而殉身的任侠精神

谭嗣同是愚忠还是先驱?论谭嗣同为理想而殉身的任侠精神

在中国近代史上,戊戌变法之幕的开启与落下,谱写出了一幕沉重而又悲怆的挽歌。是唐吉可德式的无力自嘲还是星星之火的燃起,在现在已经渐渐的被人忘却。

百日烟云,在一个风波夏季,过程虽短,但它留给后人思索的东西却很多很多,由此激发出来的重返与还原历史的激情,使更多的人们有机会重新面对从变法到政变短短 103 天时间里的种种情景。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短短十四个字永远留在了1898年的秋天,留在了人们的心中。让人深受感动,血脉贲张。

我曾经想过,中国要是谭嗣同多一些,在近代使上还会不会有那么多的苟且,广大老板姓还会不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也许有人会说,戊戌变法失败了,也许有人会说这只是腐朽封建王朝最后的挣扎,可当谭嗣同就义的身影在脑海中浮现时,我想没人会说他不是一个革命的先驱者。许多史迹表明,谭嗣同本来是可以不死的,西太后发动宫廷政变之后,他完全有机会逃脱,他周围的不少朋友也都劝他出走,但都被他断然拒绝。许姬传《戊戌变法侧记》叙其事道:“被捕的前一天(八月初八日),谭嗣同先到皮库营看林旭,随即由后门到上斜街徐宅,仅老(即支持变法的礼部右侍郎徐致靖,后被判绞监候,庚子年出狱后别号仅叟,意谓六君子被杀,自己刀下仅存)留他吃饭、饮酒,他对仅老说:‘变法维新失败了,任公(梁启超)我已托日本使馆掩护他到津,由海道赴日,贼党追捕康先生甚急,吉凶未卜。’仅老问:‘你作何打算?’谭用筷子在头上敲了一下说:‘小侄已经预备好这个了,变法、革命都要流血,中国就从谭某开始。’”他的拒绝出走,是为了以“苦死”醒世。戊戌政变发生后,京城火乱,侦探密布,谣言四起。西太后大开杀戒,处死光绪帝的随身太监,同时下令步军统领衙门和护军营调兵遣将,守住紫禁城及颐和园等京城要害部门,许多参与变法的人员或隐匿,或逃窜,而谭嗣同却在驻地浏阳会馆策划营救光绪帝。他一面让侠士大刀王五侦察瀛台附近的动静,一面焦急地等待唐才常率健儿进京。当他得知唐才常没有联络上哥老会时,又与王五密议潜入瀛台,劫出光绪帝。然而瀛台附近兵勇密布,“往来巡查,日夜不息”,谭嗣同等人根本无法靠近,抢救光绪帝的计划失败了。随后,王五苦劝谭嗣同和他一道出逃,谭嗣同却坚决不肯,只是将随身所带的“凤矩”宝剑赠给王五,两人依依惜别。政变后的第二天,谭嗣同赶往日本使馆找到了梁启超,劝他逃走,并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随后他们一起走访了赞成并支持变法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商议通过外交途径救出光绪帝,他们决定由李提摩太去见英国公使,容闳去求美国公使,梁启超去访日本公使。但是,时值盛夏,美国公使在西山避暑,英国公使则在北戴河疗养,根本找不到人。谭嗣同沮丧之余,对梁启超说:“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确实,谭嗣同在当时可能做到的一切都已努力去做了,而他所做的一切又都一一落空,无补于时局,剩下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出逃,要么俯首就擒,等待死期。谭嗣同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后者。

后世的论史者,对谭嗣同为什么不和梁启超一道出逃而留下来等待清吏来捕颇多议论。有的说,谭嗣同的“待死”是当时社会上广泛流行的忠孝节义等传统道德准则使然;有的说,谭的“待死”是改良主义者消极无力的表现;有的则说,谭的“待死”集中反映了他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改良主义政治实践的深刻矛盾。其实,这些说法与谭嗣同之所以“待死”的真实意图相去甚远。

政变发生后,谭嗣同确曾考虑到他的七旬老父谭继洵会因自己而受株连,所以在浏阳会馆仿其父笔迹写家书数封,用其父的口气怒责其子不该参与变法维新,并训斥谭嗣同“不忠不孝,要脱离父子关系”。谭嗣同写这几封信,意在保全其父谭继洵免受株连之苦,为其父开脱“罪过”,但与他的“待死”并无因果关系。至于说“消极无力”和“内在矛盾”之说,那更是皮相之论了。事实上,谭嗣同的“待死”既不是悲观失望,也不是消极无力,而是一种自觉的行为,是为了警示“种姓”,唤起更多的人来谋求中国社会的改良与进步。政变发生后,他曾不止对一个人说过:“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段话显示了一个改革者为变法慷慨赴死的一腔血诚和浩然之气,也表达了谭嗣同自觉献身维新变法事业并愿以自己的鲜血唤醒更多人来关心民族命运的悲壮情怀。

谭嗣同是愚忠还是先驱?论谭嗣同为理想而殉身的任侠精神

正因为如此,谭嗣同被捕后才会泰然处之,意态自若从容。对于一个自知必死的囚犯来说,谭嗣同在狱中的言论与行为确实是与众不同的。他是政变发生后第五天,即 9 月 25 日,与杨锐、林旭同时被搜捕的,关在刑部南所头监狱。大刀王五得知后,花钱物买通了狱吏,常往狱中给谭嗣同送饭食和日杂品,并和谭商量劫狱,但被谭坚决地拒绝了。在狱中,谭嗣同“神采飞扬”,没有半点畏惧之色。看守谭嗣同的一位叫刘一鸣的狱卒后来回忆说:“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可惜刘不文,不然可为之笔录,必不止‘望门投止思张俭’一绝而已也。林旭美秀如处子,在狱时时作微笑。康广仁则以头撞壁,痛哭失声曰:‘天哪!哥哥的要兄弟来承当。’。林闻哭,尤笑不可抑。既而提犯人出监,康知将受刑,哭更甚。刘光第曾在刑部,习故事,慰之曰:‘此乃提审,非就刑,毋哭。’既而率自西门出,刘知故事,缚赴市曹处斩者,始出西门,乃大谔。既而骂曰:‘未提审,未定罪,即杀头耶?何昏?乃尔。’同死者尚有杨深秀、杨锐,无所闻。惟此四人,一歌、一哭、一笑、一詈,殊相殊成趣。”在戊戌政变后引颈就戮的六君子中,没有一人是贪生怕死之徒,虽然表现各不相同,但都临死不俱、视死如归。康广仁最初心酸流泪,但另有人讲他没有多久即破涕为笑,“言笑自若,高歌声出金石,临刑语谭嗣同曰:‘今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我等死,中国强矣。’”杨深秀“就逮之前,犹抗疏诘问帝被废之故,援引古义,切陈国难,请撤帘归政”。矛头直指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入狱后“有诗数十章,怆怀国事,眷念外患,忠诚之气,溢于言表”。不过,杨锐、刘光第虽名列新政四卿,但并不赞同康梁的激进变法,将他们与谭嗣同、林旭一并斩首,不免有“冤死”之叹,张之洞幕僚梁鼎芳就说过“杨刘冤惨”的话。六君子中无疑以谭嗣同最为慷慨任道。他常从地上抬几块煤屑在墙上作诗,他的绝命诗就是当时在狱中的题壁之作:“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的这道《绝命诗》所表达的依然是置生死于度外的豪放情怀,以及用自己热血浇灌后起革新者的人格精神。相比之下,戊戌政变的发动者西太后则不免有点心虚。本来,谭嗣同等人被捕后西太后曾下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进行审讯,这也是惯例。但兵部掌印给事高燮曾和福建道监察御史上奏,主张早日处决,以免“致生他变”。如果将谭嗣同等人“速行处治”,就绝其他望,即使“外人欲来干预,而事已大定,无所施其术矣”。奏折中还告诫西太后防止其他人“勾结西人”,图谋不轨。而刑部尚书赵舒翼在西太后召见时也认为:“此辈无父无君之禽兽,杀无赦,何问为。若稽延时日,恐有中变,盖惧外人交涉也。”这些话自然迎合了西太后的心意,于是西太后决定对谭嗣同等人不再提审,立即处治。刑部大堂几名坐等提审的官吏接旨之后,个个惊愕不已!接下来的,自然是一出悲壮的惨剧。9 月 28 日下午,谭嗣同等人被关在一个笨重的大铁笼中解往菜市口刑场,监斩官是军机大臣刚毅。当他们抵达刑场之时,刑场外已是人山人海,喧闹异常。林旭要求刚毅允许他们讲几句话,被刚毅蛮横地拒绝,他不要听一个死囚临死前的演说。谭嗣同则不管刚毅听还是不听,允许还是不允许,对围观的人群喊道:“为了救国,我愿牺牲我的生命,我愿洒了我的血,但是今天每一个人的牺牲,将有千百人站起来继续进行维新工作,尽其忠诚反抗篡权。”话音刚落,屠刀已经举起,谭嗣同神色不惊,继续高声吟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说完,“从容就戮”,用自己年轻的生命祭奠了一场失败了的变法维新运动。他的死当然没有感动以西太后为首的统治者,也未必能唤醒菜市口众多看杀头的人们,但他那一腔浩气、从容赴死的神态足以长留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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