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伊朗与以色列对抗的根源及前景

在中东国家关系中,伊朗与以色列关系最复杂,矛盾最尖锐。近年来,两国关系日趋恶化,尤其自2018年以来,双方在叙利亚战场上大打出手。据报道,近五个月来,以色列至少已经发动了五次袭击,造成数十名伊朗军事顾问死亡。伊朗与以色列并非天生对手,但在现实中,两国矛盾却日趋尖锐,导致这种全面对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b]意识形态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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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伊朗的巴列维王朝是个生存型政权,其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巩固和增加自身利益。据此,伊朗从现实主义角度看待与以色列关系,不断加强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然而,巴列维王朝垮台后,取而代之的伊朗伊斯兰政权是个典型的革命型政权,其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是颠覆现行秩序。伊朗将世界分为相互对立的“强者与弱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并以被压迫者和挑战者自居。伊斯兰革命的政治和精神领袖霍梅尼曾呼吁,“全世界各国的穆斯林把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国家从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的控制下解放出来”。1979年伊斯兰革命不仅是反抗君主制,也反对美国及其在中东的代理人。

否认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是伊朗树立中东秩序革命者形象的重要抓手。伊朗是波斯/什叶派国家,实行教士治国,在中东属于少数派。因此,伊朗谋求变革现行国际和地区秩序势单力薄。为扭转被动局面,伊朗尤为注重抢占道义、法理和舆论制高点,设法动员和团结整个伊斯兰世界民众。而反对以色列和维护巴勒斯坦的权益,无疑是伊朗最能激发伊斯兰世界同仇敌忾的政治口号。

在霍梅尼的《伊斯兰政府》一书中,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是其理论核心之一。霍梅尼认为,正是由于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妥协与勾结,才诞生了以色列这个给伊斯兰世界带来问题的国家。霍梅尼相信,伊朗是全球穆斯林共同体的组成部分,而以色列处在伊斯兰世界心脏地带,是建立穆斯林共同体的主要障碍。伊朗的主要任务就是“解放耶路撒冷”“历史性地战胜犹太复国主义”。在推翻巴列维的过程中,霍梅尼将美、以、巴列维称为三个“大撒旦”,认为巴列维王朝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代理人,以色列则是巴列维及其反动专制王朝的帮凶,是美帝国主义在中东的代理人。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继任最高领袖的哈梅内伊坚定反以立场,将以色列视为“伊斯兰世界心脏地带的肿瘤”,认为阻止“以色列犯罪”的唯一办法就是消灭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在这种政治话语下,伊朗与以色列关系近乎打成死结。

[b]地缘政治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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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素有大国之志。历史上波斯帝国的辉煌,激发起伊朗人“再创辉煌”的信念和奋斗目标。早在巴列维时期,伊朗就以“海湾宪兵”自居。巴列维还自视为居鲁士衣钵传人,并在1976年修改历法,废除伊斯兰教历,以居鲁士缔造波斯帝国为元年,试图建立“第三波斯帝国”。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转而通过“输出革命”重塑地区秩序,借以实现大国目标。伊朗革命领导人霍梅尼自称“伊斯兰世界和受压迫人民的领袖”,暗示其将跨越疆界,推动伊斯兰世界的联合;而哈梅内伊则在其官方网站直言,他更愿意“作为穆斯林世界的最高领袖,而不是伊朗最高领袖”。

从现实政治看,伊朗地缘环境日趋改善。1991年苏联解体,伊朗消除北部最大威胁;2001年和2003年,美国分别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帮助伊朗清除了两大夙敌;2011年中东剧变后,阿拉伯世界整体衰落;2014年“伊斯兰国”兴起,凸显伊朗在“反恐”议题中的重要性;2015年7月,美伊达成核协议,使伊朗长期被压制的潜力得以释放;伊朗在叙利亚危机中帮助巴沙尔政权稳住阵脚,使地区力量对比向有利于伊朗的方向发展。

伊朗从“地缘支轴国家”转变为“地缘战略棋手”,其地区大国意识更加强烈。从实践看,伊朗借阿拉伯世界动荡之际,加紧地区扩张步伐。在叙利亚,伊朗力挺巴沙尔政权,在叙利亚投入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在伊拉克,伊朗借反恐之名,资助什叶派民兵“人民动员力量”,并派出革命卫队圣城旅参战,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大增。在也门,伊朗积极扶植什叶派背景的胡塞武装。在黎巴嫩,伊朗大力扶植真主党。在巴勒斯坦,伊朗加紧支持巴勒斯坦激进派哈马斯。经过多年苦心经营,伊朗打造出一个从伊朗到伊拉克,再从叙利亚到黎巴嫩,直通地中海的“什叶派新月带”。

在以色列看来,伊朗谋求成为地区霸主,直接威胁以色列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安全。以色列长期生活在阿拉伯世界敌对包围中,一直渴望改变不利局面,防止伊斯兰世界出现对其构成安全威胁的地区国家。在以色列看来,伊朗在中东建立“抵抗走廊”的战略目标,无论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对其构成巨大威胁。军事上,伊朗可以向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在叙军事基地运送足以“改变游戏”的武装装备,威胁以色列安全;政治上,妨碍以色列与沙特为首的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建立反伊联盟。可以说,伊朗的地区扩张政策令以色列寝食难安。

叙利亚危机是伊以矛盾激化的导火索,也是两国博弈的新战场。伊朗从维护地缘政治利益的角度出发,大力支持巴沙尔政权。而以色列则认为,推翻巴沙尔政权可以割断黎巴嫩真主党与伊朗的地理纽带,打破对以色列的包围。为保卫巴沙尔政权,伊朗自2012年以来不断向叙利亚输送武器弹药,并从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招募外籍战士前往叙利亚参战。2018年1月,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丹尼·达诺向联合国提交报告称,伊朗在叙利亚部署了近8.2万名士兵。伊朗在叙利亚境内有11个军事基地,在阿勒颇、霍姆斯和代尔祖尔等省有9个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武装的军事基地。其中,伊朗有2个军事基地位于紧邻以色列的戈兰高地。此外,真主党至少有1万名战士驻扎在戈兰高地。而在以色列看来,真主党就是伊朗的化身和代理人。

伊朗及其代理人在叙利亚扩大军事存在,令以色列深感威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多次强调,不能容忍伊朗把叙利亚变成对抗以色列的前沿阵地,伊朗必须从叙利亚全境撤军,并宣称将采取行动打击伊朗在叙利亚“任何地方”的军事存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色列频频打击叙境内的伊朗军事目标,国际社会担忧两国濒临爆发全面战争的边缘。

[b]伊朗与以色列的安全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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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世界其他地区,中东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在一个自助的国际体系中,安全问题(即生存问题)始终是国家的首要考虑。对伊朗与以色列来说,“安全两难”的问题,即一国加强军备引发另一国恐慌,并相应增加军备的问题尤为突出。

伊朗自1979年以来一直被美国视为敌对国家,至今仍遭受美国制裁。美国还将伊朗列入“邪恶轴心”和支持恐怖主义国家黑名单,屡屡扬言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在此背景下,伊朗不安全感强烈,高度重视提升军力水平。从1992年开始,伊朗实施武器国产化计划,目前已建立起伊斯兰世界最全面的军工体系,能够生产新型主战坦克、导弹快艇、常规火炮、轻型舰艇、小型潜艇、战斗机,并能够生产近、中、远程和洲际导弹,具备自主发射卫星能力。尤其在导弹研发领域,伊朗已经拥有“流星”( Shahab)、“胜利者”(Fateh)、“泥石”(Sejjil)、“波斯湾”(Khalij Fars)等多种型号的导弹。

近年来,伊朗还大力提升核能力。伊朗核研发始于巴列维时期。到1979年巴列维王朝倒台前,伊朗已建立四座核反应堆,其中布什尔核电站已经完成80%。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暂停了全部核研发活动。20世纪90年代,伊朗重启核活动,2003年伊核计划曝光后,伊朗不顾西方阻拦,最终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核循环体系。2015年7月,伊朗与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核协议,削减了大部分浓缩铀,但其核研发能力仍在。2018年5月8日,美国单方面废除伊朗核协议后,伊朗于2018年6月27日重启核材料工厂,增强浓缩铀能力。伊朗执意发展核能力,一是“拥核自保”,伊朗认定,只有拥有核武,才能抵御美国对伊朗的核讹诈和武力威胁;二是拥核自强,伊朗高层将“拥核”看作是提高民族自尊心,增强伊斯兰政权凝聚力,以及确立在伊斯兰世界领导地位的必由之路,将掌握核能力视为提升自豪感、挤入大国行列的“通行证”。

然而,伊朗矢志提升军力水平,特别是提升核能力,与以色列追求“绝对安全”的军事战略尖锐对立。以色列国土面积狭小,当前其实际控制范围仅约为2.2万平方公里(包括东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同时,以色列地形狭长,缺乏战略纵深,在现代战争中稍有不慎,就可能被灭国。这种严峻现实促使以色列形成了追求“绝对安全”的战略文化。为确保自身安全,以色列必须确保绝对军事优势,绝不允许其他中东国家军力水平达到更遑论赶超以色列。为此,以色列宁愿发动先发制人打击,也不会坐等事发后进行危机处理。

以色列尤其不允许任何地区国家挑战其在中东的核垄断地位。以色列长期奉行“核模糊政策”,但其拥有核武器是公开的秘密。为确保核垄断优势,以色列决不允许中东其他国家发展核能力。20世纪80年代,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表示,“防止敌对国家获得核武器,对以色列来说,是生存问题”。1981年6月7日,以色列出动空军,摧毁了伊拉克即将建成的奥西拉克(Osirak)核反应堆。这是世界上首例通过先发制人打击摧毁对手核能力的案例。以色列领导人将空袭伊拉克核反应推视为“自卫”行动,声称不能允许以色列民众冒另一次“大屠杀”的风险。

面对伊朗核计划,以色列更是难以容忍。在以色列和部分西方学者看来,“相互确保摧毁”(MAD)的核威慑逻辑不适用于伊朗。以色列认为,伊朗领导人将核武器视为增强国家权力的魔力来源,可能冒使用核武器的风险。更关键的是,伊朗外交受意识形态驱动,其可以容忍巨大代价(包括自身毁灭)以换取摧毁以色列带来的成就感。加之伊朗领导人频频抛出极端的反以言行,更加深了以色列的不安全感。2001年时任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声称:“对以色列使用核弹能彻底摧毁以色列,伊斯兰国家面临的核报复却仅仅只会造成一定的损失。”2005年时任保守派伊朗总统内贾德上台后,更是频繁发表反以言论。一是否定纳粹大屠杀( Holocaust)。二是否定以色列合法性。2005年10月,内贾德在德黑兰举办的“没有锡安主义的世界”的会议上公开表示,以色列是“可耻的污点”,应该被“从地图上抹去”。内贾德密集的反以言论使以色列确信,伊朗确有消灭以色列的意图。2016年3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试射两枚射程2000公里的弹道导弹,并在弹体上标注“以色列必须被彻底消灭”的字样。

因此,在以色列看来,伊朗一旦获得核武器,很可能通过三种方式威胁其生存。一是直接向以色列发射核弹;二是向真主党等反以武装提供核武器;三是对以色列发动常规军事打击,而不担心受到军事报复。因此,以色列一再声称,其坚决反对伊朗核计划,并暗示很可能发动单边军事行动,摧毁伊朗的核设施。以色列前总理奥尔默特曾说过:“伊朗拥有核武器将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巨大威胁,我们不允许它变成现实。”

为此,以色列通过各种手段阻挠伊朗核计划。2008—2010年间,13名伊朗核科学家遭到暗杀。在美国的协助下,以色列屡屡破坏伊朗的核生产,如破坏伊朗原料运输、引发实验室事故、植入“震网”( stuxnet)病毒、唆使伊朗国内反对派曝光伊核细节等,阻碍伊朗的铀浓缩计划。

[b]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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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见的未来,伊朗与以色列的矛盾仍将继续升温。“反以”是伊朗伊斯兰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只要伊朗伊斯兰政权继续存在,其反以政策就不会改变。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拉克的军事入侵是伊朗的主要安全威胁。当时伊朗虽敌视以色列,但双方关系还算缓和。现如今,两国既不存在共同对手,也无共同利益,缺乏改善关系的动力。相反,随着阿拉伯世界整体衰落,伊以在中东争霸态势日趋明显。双方的地区政策相互冲突,致使两国矛盾日趋突出。尤其围绕伊朗核问题的博弈,使两国存在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然而,迄今为止,伊以矛盾尚未到爆发全面战争的程度,双方都不愿冒全面开战的风险。无论是伊朗和以色列,美国和俄罗斯,还是真主党和叙利亚,各方都不愿意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爆发全面冲突。当前,伊以围绕叙利亚危机剑拔弩张,主要是因为伊朗在叙军事存在触碰到以色列底线(伊朗在德拉的军事基地距离以色列北部边境只有20英里)。以色列对叙境内伊朗目标进行打击,旨在“以战止战”,警告伊朗不要铤而走险。换言之,双方在叙的军事冲突更多是在相互试探,而非全面战争的前奏。

伊朗同样无意与以色列全面开战。伊朗外交看似非理性,实则实用主义色彩十足。二战后,伊朗在巴以问题上一贯高调,但五次中东战争一次都没参加。21世纪巴勒斯坦几次起义,伊朗也未参与。伊朗敌视以色列,更多是为抢夺逊尼派占多数的中东地区的主导权而采取的策略。伊朗的地区扩张更多是通过扶植代理人等间接和迂回方式,而不是直接发动战争。尤其在当前,伊朗的优先任务是解决国内经济危机,纾解美国制裁压力,而不是向以色列发动战争。当前两国在叙利亚的博弈,对伊朗是地缘扩张的极限,对以色列则是底线。伊朗更有可能先退一步。

从能力看,伊朗与以色列军力相当,谁都没有必胜把握。伊朗是中东地区大国,其领土面积在中东排第四,人口数量排第二,油、气储量分居世界第二和第四位,综合国力在中东首屈一指。以色列看似幅员有限,但军事实力丝毫不弱于伊朗。据“全球火力”(Global Firepower)网站的数据,以色列军费开支与伊朗旗鼓相当(2017年以色列军费开支165亿美元,伊朗为145亿美元),同时以色列的坦克和空军力量也优于伊朗。尤其要提及的是,以色列是中东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此背景下,两国贸然全面开战,只会鱼死网破,两败俱伤,这无疑是双方都不愿看到的。

因此,在可见的未来,伊朗与以色列的对抗将“激烈而有节制”。需要指出的是,以色列和伊朗都是中东有影响力的地区大国,两国持续对抗将使本就动荡的中东局势更加复杂,使原本四分五裂的中东格局形成相互对抗的“新冷战”局面,中东将更难走出战争与冲突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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