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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北亚古代民族与文明通史》锡伯族与锡伯国1

锡伯族


锡伯族(英文:Sibe people )是我国少数民族中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 18世纪中叶,部分自东北西迁至新疆察布查尔等地,现多数居住在辽宁省(70.2%),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霍城、巩留等县,在东北的沈阳、开原、义县、北镇、新民、凤城、扶余、内蒙东部以及黑龙江省的嫩江流域有散居。

锡伯语属于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是在满语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一种语言,跟满语很接近。锡伯文是1947年在满文基础上稍加改变而成的。新疆的锡伯族至今保持着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兼用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东北的锡伯族在语言、衣食、居住等方面和当地汉、满族基本相同。

1、名称

锡伯族是由鲜卑遗留的一支发展而来。 其族名本是锡伯族自称,口语称“Siwe”书面语写“Sibe”。在汉文史书中,不同时期曾有几十种不同译音译法,如须卜、犀毗、犀比、悉比、失比、失必尔、师比、西卑、室韦、失韦、斜婆、西伯、史伯、洗白、西北、席白、席北、锡北、锡窝等, 直到明末清初时才统一为锡伯。

锡伯之名最早见于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一般认为锡伯族名是以锡伯族长期活动的地区命名的。

2、历史

(1)起源

关于锡伯族的族源,占主流的是鲜卑说,女真说 ,持女真说的学者还具体指出锡伯族源于女真瓜尔佳氏苏完部,此外,也有学者认为,锡伯族最早起源于高车人色古尔氏,发源于贝加尔湖南部的苏古尔湖,公元429年,北魏太武帝远征高车后,始迁嫩江流域。

(2)古锡伯国

据史料记载,锡伯国原是金朝所封之国,都城在锡都,即喜都,又称苏完城、苏完颜城,今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元末没落,于明朝第二次称国号,最终于明末衰退。

“从金天辅六年(1122年)至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双阳锡伯国共存在466年。金代的锡伯国是由锡伯人、四部中的小黄头女真部被金廷迁入双阳后创建而形成的。“锡伯部强盛时,永吉、磐石、桦甸、伊通以及长春、吉林两市的边缘地带,皆为其领地。”所谓海西四部,即扈伦四部(叶赫、辉发、哈达、乌拉),就是锡伯国(扈伦国)。

(3)金元时期

12世纪下半叶,蒙古人在统一东北过程中,锡伯人同女真人一起抵抗蒙古军,不少人逃入人烟稀少的森林,成为后来史称“林中百姓”的一部分。战争中,洮儿河、绰尔河流域锡伯人部族的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不少农业用地被辟为草原牧地。元代,泰州等地的锡伯人回到绰尔河、洮儿河流域,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属辽阳省管辖。

(4)明清时期

明末,兀良哈三卫蒙古大部南迁,科尔沁部扩张到兀良哈三卫地区,洮儿河、绰尔河等地区为其控制,自此,锡伯人又处在了科尔沁蒙古人统治之下。

明末,女真人建州部崛起。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蒙古人科尔沁部联合锡伯、叶赫、哈达、乌喇、辉发、卦尔察、朱舍里、讷殷8部,以抗击努尔哈赤,结果九部联军败绩,史称“九部之战”。此后,努尔哈赤用安抚手段,对主动归服者赐予“佛满洲”(佛,满语意旧)之称,与满洲人一视同仁。不少锡伯贵族投奔努尔哈赤,即历史上的“锡伯满洲”,其中有的被授以官职,被称为“锡伯世管佐领”。九部之战后,努尔哈赤根据盟旗制度将科尔沁蒙古人分为十旗,锡伯人被编入科尔沁蒙古十旗。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科尔沁蒙古将锡伯、卦尔察、达斡尔等14458丁口“进献”给清政府。自此,锡伯人等族被称为“伊彻满洲”(伊彻,满语意新)。

锡伯人重新整编为65个牛录,分别调往齐齐哈尔、乌拉吉林(今吉林市)、伯都纳(今吉林省扶余地区)等地驻防。这是锡伯族在清代史上的第一次南迁。此后,又移防到盛京所属的开原、辽阳、义州、金州、兴京、牛庄、抚顺等地,其中有部分被派往顺天府,部分留驻京师,分配到满蒙八旗当差。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平息准噶尔之乱后,清政府为了加强伊犁地区防务,从盛京将军所属的盛京、凤凰、辽阳、开原、牛庄、广宁、熊岳、复州、岫岩、金州、盖州、锦州、义州、兴京和抚顺15处强征锡伯官兵1020名,连同眷属4000余名(内有路途上降生350余人,跟随而来405人),分成两个队,分别于同年4月上旬和中旬自沈阳出发,沿北方蒙古高原驿路,战风沙,抗洪水,忍饥挨饿,艰苦跋涉一年多时间,于1765年8月分别抵达伊犁惠远境内。伊犁将军随即将原编10个扎兰(队)缩编为6个旗(牛录)。1766年春,迁移到察布查尔地区,将六个旗扩编为八旗,组建锡伯营,成为“伊犁四营”(索伦营、锡伯营、察哈尔营和额鲁特营)之一。锡伯营是集军事、行政、生产三项功能于一体的组织,在其经历的145年历史进程中,为建设边疆、抵御外侵,作了巨大的贡献。

锡伯族军民迁驻伊犁河南岸后,自耕自食,开始在察布查尔各地修渠引水、开荒种地.其中有3个牛录的军民在伊犁河支流——绰霍尔河两岸安营扎寨,引该河水开垦土地1万亩,解决了锡伯营自身的口粮问题。同时,以清政府借予的马、牛为基础,创办了营办“马厂”和“牛厂”。

18世纪末19世纪初,锡伯族人口逐年增多。时任锡伯营总管的图伯特根据军民的意愿,决定在绰霍尔河南开凿一条引伊犁河水的新渠,以扩大耕地面积。经过6年时间的艰苦劳动,终于在1808年初竣工放水。该渠东西长100余公里,渠深1丈,宽1丈2尺,时称“锡伯渠”或“锡伯新渠”,后称为“察布查尔布哈”(察布查尔渠,锡伯语,意为粮仓渠)。该渠一经凿通,自最东面之镶蓝旗至最西面的镶黄旗各牛录,增加新垦耕地78700多亩,自此,锡伯营军民的生活有了巨大的转机,察布查尔地区荒凉面貌开始改变,锡伯营成为伊犁八旗中最富庶的地区。

索伦营为伊犁四营之一,由达斡尔和鄂温克族组成。嘉庆三年(1798年)和道光十四年(1834年),清政府自锡伯营抽调260青壮年户1279人主要补充到索伦营西四旗。清末,索伦营锡伯族已占多数。在驻守台站、防守卡伦、开发边陲、平内攘外等活动中,锡伯族军民与达斡尔、鄂温克族军民同甘共苦,共同作出了贡献。

1883年清政府在恢复伊犁惠远城满营(时称旧满营)的同时,又设立了新满营,锡伯营当即为新满营输送了3200名壮丁,维护惠远城的社会安定。光绪末叶,八旗军民口粮供应紧张,伊犁将军采纳锡伯营总管色普希贤选派锡伯官兵去巩留(当时称特古斯塔柳)屯田的建议,于1896年在屯垦的基础上开始大规模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兴建村舍和兵营,当时称为“兵屯”。巩留人口逐年增多。辛亥革命后,锡伯族官兵解甲归田,安家落户,现巩留县的锡伯族居民就是其后裔。

1884年,新疆建省,锡伯营八旗建制正式恢复,驻守台站、卡伦、巡边查界,并恢复生产。杨增新取得新疆统治权后,仍然保留清代锡伯营八旗制,直至1938年才最终废除锡伯营旧制。

(5)民国时期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居住于新疆的锡伯族人民和当地兄弟民族一起积极响应,但斗争果实被封建军阀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所篡夺,锡伯族人民又处于他们的统治之下。

1944年,锡伯族积极投入三区革命,组成“锡伯骑兵连”。塔城和霍城锡伯族也相继组成武装队伍,参加各次战役。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居住在东北地区的锡伯族和汉、满等族人民一起投入抗日斗争。辽宁省沈阳大五家子一带的锡伯族积极参加了抗日联军,多次狙击辽河平原的敌人。在这一时期有不少锡伯族青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东北和新疆的锡伯族人民先后在1946年和1949年获得解放。

1949年新疆锡伯族与东北锡伯族同胞一道同步迈入社会主义社会。

锡伯族被清政府编入八旗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屯垦种田、自耕自食的同时,还担负着守卫边疆、平定内乱、抵御外侮等重任。

(6)新中国时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各地锡伯族人民同各兄弟民族人民一道步入社会主义新时期。锡伯族人民在党和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变化,锡伯族地区经济社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新疆和平解放后,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宁西县(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成立前的称呼)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1953年11月15日霍城县成立了伊车嘎善锡伯族乡。1954年3月原西宁县成立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民主选举出第一任本民族县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区域自治的各项政策逐步得到落实,在辽宁省沈阳市新城子区先后成立了兴隆台锡伯族镇和黄家锡伯族乡,进一步保障了锡伯族当家作主的权利。

从解放初开始,锡伯族地区的煤炭、农机、皮毛、食品加工等厂矿企业,逐步兴建起来。改革开放后,又兴建了轧花厂、煤化工企业等新兴工业企业,经济结构不断改善。科学种植得到农民的日益重视,农作物产量年年提高,多种经营已很普遍。在察布查尔渠的基础上,“察南渠”已放水并产生经济效益。国家投巨资的“南岸大渠”建设项目也在兴建之中,

改革开放后,一些年轻人走出封闭的环境,开始涉足商贸领域。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不断增加,群众的生活状况明显改善。

新中国成立后,锡伯族人民生活安定,衣食富足,医务工作者根除了“察布查尔病”,开始出现了人丁兴旺的新气象。从1949-1978年,短短三十年内,锡伯族人口已增长了一倍多。锡伯族地区已经基本建成一个覆盖城乡的医疗体系,农村地区的医疗机构和医疗手段基本完善,各类防病及预防措施也基本到位,常见病、多发病均能够在乡镇一级医院就治。广大农民的防病治病知识及健康状况在不断提高。在察布查尔县广大农村地区正在试点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此外农村“五保户”、贫困户等困难群体的救助体系也日趋完善,农村社会的和谐程度大有提高。

锡伯族历来重视教育工作。过去,家里穷得即使到了揭不开锅的程度,也要保证子女上学,最起码要掌握本民族的文字。新中国成立后,各乡镇的小学、初高中教育机构相继完善。改革开放后,本民族地区的办学硬件水平不断提高,教职工素质显著提高,各种现代化教学手段也日益完善,尤其是多媒体教学手段已被广泛使用。到2006年,在全疆锡伯族民族中小学有17所,其中小学12所,中学5所,另有职业高中1所、教师进修学校1所。1978年之后,根据自治区《关于恢复锡伯文使用和恢复锡伯语文教学的通知》,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8所、巩留县2所、霍城县伊车嘎善锡伯族乡1所、塔城市喀尔哈巴克乡1所共12所小学恢复锡汉双语教学。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察布查尔县还派相关人员,分别到塔城市喀尔哈巴克乡、沈阳新城子区兴隆台锡伯族镇小学教授锡伯语,受到较好效果。随着教育的发展,一批又一批锡伯族干部和人才涌现而出。到2005年,新疆近3.5万锡伯族人口中,在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单位工作的人员已超过3300多人,被录取到重点院校的考生人数也逐年增多。

锡伯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是改革开放以来所作的重要工作之一。锡伯族历来重视开展包括各种民间文艺活动在内的文化事业。在节假日、喜庆场合都可以欣赏到本民族的各类艺术表演。如民间舞蹈、说唱、歌剧、小品等,都带着浓厚的民族特点被展现,成为本民族广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锡伯族地区各乡镇都设有文化馆、老年活动室等部门,积极开展上述文化活动。1959年成立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文工团作为乌兰牧骑式的文艺演出队,40多年来一直为基层群众服务,为丰富本民族的文化生活作出了很大贡献。改革开放后先后创作演出的舞蹈《狩猎舞》、《萨满舞》、《射箭姑娘》、《婚礼舞》及歌曲《世世代代铭记毛主席的恩情》等,在各类竞赛中获得了奖项。

3、功绩

①换防塔尔巴哈台。1766年西迁军民刚在伊犁河南岸落户,伊犁将军便令锡伯营抽调精兵100名,由1名佐领和1名骁骑校率领,同满、索伦等营官兵一起前往塔尔巴哈台换防台站和要隘,官兵每两年轮换一次,一年换一半。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锡伯营所派官兵数有所增加,多数时间为150名,最多时达200余名。这种换防直至1864年农民起义爆发时才停止。

②换防喀什噶尔。1759年清军平定南疆大小和卓叛乱后,数百名戡乱官兵驻防喀什噶尔。1769年伊犁将军奏请照塔尔巴哈台换防之例,将喀什噶尔驻防军改为换防军,经谕准,自1771年开始派遣满、锡伯、索伦、察哈尔营官兵共600名,由协领、佐领、骁骑校等官员率领前往喀什噶尔地区换防,其中锡伯族官兵30余名。至嘉庆初年锡伯族官兵增加到150余名,之后人数又有所减少。换防官兵也是每两年轮班更换,一年换一半。官兵马匹、鞍具、草料均为自备。

③防守卡伦,驻守台站。清朝统一新疆后,为了加强对天山南北的管辖,在新疆南北各处设立了众多的卡伦和台站,1777年伊犁将军奏令各领队大臣分管这些卡伦和台站,其中锡伯营管辖18座卡伦,它们有的为常设卡伦,有的为移设卡伦,还有的为添撤卡伦。每座卡伦驻十几至数十名不等弁兵,其职责为监督游牧、缉查逃犯、传递公文、保卫厂矿、巡查游人等。锡伯族官兵驻守卡伦的制度一直持续到清末。

④巡查边界。在清代,伊犁以西自北往南一直有哈萨克和柯尔克孜族(清代称布鲁特)牧民游牧,他们每年与清朝进行贸易,交往极其频繁。因此,清政府为了维护和安定边界游牧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自乾隆四十年代起,每年夏、秋定期差派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一员,携协领等官员,抽调锡伯、满等营官兵300名前去巡查哈萨克和布鲁特边界游牧界,并收马租。

⑤反击缅兵侵略,保卫祖国西南边境。乾隆三十年(1765年),缅甸孟艮土司召散等侵犯我国云南普洱府境,攻占东里等地,对边境居民进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次年又纵兵围攻腾越、永昌各边地。1767年清政府以明瑞为云贵总督率军进剿,但为缅兵所败。缅军向我纵深进攻。1769年清政府谕令盛京将军恒禄等选派所属锡伯官兵作为增援兵赴滇作战。盛京将军遵旨拣选所属“新满洲锡伯兵”1000名于7月中旬经京师抵达云南前线。他们在云南前线据守渡口,驻守要塞,设置驿站,投阵作战。经数月交战,缅军慑于大军威力,在缅境与清军议和。次年锡伯官兵等撤回盛京。在此次战争中,1000名官兵中有105名为保卫祖国边境献出了生命。

⑥抵御沙俄侵略,反抗其殖民统治。同治六年(1867年)沙俄完成对中亚三汗国的统治后,开始觊觎伊犁地区。早在同治二年(1863年),沙俄军队就向我驻守的博罗胡吉尔卡伦进犯,向驻守该卡伦的锡伯、索伦官兵开枪炮击,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击。之后,伊犁将军派锡伯营总管德格都率锡伯等官兵数百人前去“防堵”,打退了敌人。1871年5月,沙俄军队在向伊犁推进过程中,也遭到索伦营之锡伯、达斡尔族官兵抵抗,使其侵略计划多次受挫。尤其是在同年6月28日沙俄挺进阿克肯特前哨时,锡伯营派出的500名官兵与维吾尔、哈萨克、回、蒙古、汉、达斡尔等官兵一起,几乎以白刃战的形式英勇抗击敌人,谱写了抗俄史上的壮烈篇章,锡伯族有数十名官兵英勇献出生命。

⑦参加驱逐阿古柏侵略者的战役。1865年初,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趁全疆农民起义之机率军侵入南疆,至1867年占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等七城,建立起所谓的“七城汗国”。之后又侵占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对各地人民进行残暴的殖民统治。1876年清军收复新疆的战役打响后,散落各地的锡伯族军民自愿加入进疆清军队伍,在收复玛纳斯、乌鲁木齐等战役中作出了贡献。同时,不少富有屯垦经验的锡伯人还在乌苏等地屯种粮食,供给进疆清军,得到清政府升换顶戴、提升官职等奖赏。

4、人口

锡伯族总人口约为19.0万。主要分布在辽宁、吉林等省和新疆伊犁地区的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辽宁锡伯族人口约有13.3万人,占全国锡伯族人口的70.2%,居全国第一位。[20] 其余主要分散居住在北方各省及全国各地。[21] 呈现东(北)西(北)分居、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局面。20世纪80年代后,全国(主要是东北三省)锡伯族人口出现了猛增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是过去报为满族和汉族的原锡伯族家庭都陆续更正为锡伯族。

5、经济

(1)农牧业

锡伯族,是我国北部少数民族中较早从事农业生产的民族。清初,锡伯族便开始种植水稻,清代文献中称为“锡伯米”。1766年部分西迁至察布查尔地区,至19世纪初察布查尔渠修通,锡伯营八个牛录扩垦耕地78700余亩。东北的锡伯族至清朝中后期,也以农业为主,农作物主要有小麦、玉米、高粱、大麦、胡麻、油菜籽、谷子、葵花、烟草等。

在锡伯族生产活动中,牧副业也占一定的比例。农民大多蓄养马、牛、羊等牲畜,不仅供自食自用,而且其蓄养规模也越来越扩大,出现了不少专业户。锡伯族的副业主要有园艺、渔业,还有少量狩猎业。园艺有蔬菜和果树种植,也有榆木、杨树等木材树木种植。渔业是重要的副业生产之一。察布查尔地区的锡伯族,有在伊犁河捕鱼的良好条件。

(2)交通

锡伯族的交通运输独具特点。因东北和新疆的自然气候条件相近,自古及20世纪50年代,牛、马、骆驼、毛驴、滑雪板、雪橇、牛车、毛驴车、马车等成为其重要交通工具。50年代之后逐步有了胶轮车、自行车、人力车、手扶拖拉机、轮式拖拉机、卡车、摩托车、小汽车等。但是,雪橇仍然作为特殊的运输和娱乐工具被人们珍爱和传承。

6、文化

(1)语言文字

锡伯族有自己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满语支,主要分布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霍城、塔城、巩留、伊宁,乌鲁木齐等地。 与同语支的满语相比,80%以上词汇都借用于满语。据史料记载,清代以前,锡伯族使用一种“非清非蒙”的语言。很多人认为,此语言叫“吉甫西”语,锡伯族被满族征服、编入满洲八旗之后,被满族强行同化,才逐渐改用了满语。在没有确切史料的情况下,对这种观点,当然不可轻下定论。1764年,一部分锡伯族军民迁到新疆伊犁,使锡伯语口语得到新的发展,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元音有26个,分为单元音和复合元音,单元音有:j、ε、a、y、oe、u、o,复合元音有:i、ai、ui、oi、u、au、ou、ia、iu、io、y、ya、ua、uo。辅音有44个。锡伯语有自己的特点,即元音不分长短,复合元音较多,有元音和谐现象,但不严整,体词有数、格的范畴,名词有第三人称的反身领属附加成分,动词有态、体、式的范畴,虚词比较丰富。当今的锡伯语言文字乃满语满文的继续。

锡伯文是一种拼音文字,也可称音素文字,创制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而完善于崇祯五年(1632年)后来在满文基础上略加改动而成的。但应注意,锡伯语并不等同于满语。

锡伯文共有40个字母:6个元音字母、24个辅音字母、10个拼写外来词的字母。字母的基本笔画有字头、字牙、字圈、字点、字尾,以及各种方向不同的撇和连接字母的竖线。书写顺序为从上到下,行款为从左至右,使用一般文字通用的标点符号。

居住在伊犁河谷的锡伯人处于多民族语言包围的环境中,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学习其他民族的语言,包括学习俄语。锡伯族一般都会讲汉语、俄语、维语。因此,伊犁的锡伯族被誉为“天才翻译”。

《察布查尔报》是中国目前惟一出版的锡伯文报纸。

(2)信仰

过去锡伯族的宗教信仰较杂,曾经有过对天、地、日、月、星等的自然崇拜;对鲜卑兽、狐狸、蛇、虫、古树、人参等动、植物的崇拜;对土地神“巴纳厄真”、谷神、瘟神、牲畜神“海尔坎”、灶神“肫依妈妈”、门神“杜卡伊恩杜里”、娘娘神、河神“罗刹汉”、山神“阿林乌然”、引路神“卓尤恩杜里”、猎神“班达玛法”、柳树神“佛多霍玛法”和渔神“尼穆哈恩杜里”等神的崇拜;对灵魂的崇拜;对祖先的崇拜。所信的程度都不一样。一般说来,主要是崇奉“喜利妈妈”和保护牲畜的"海尔汗玛法"[26] ,素信萨满教,兼信藏传佛教。

(3)姓氏

哈拉莫昆是锡伯族以血缘为纽带的人们共同体。哈拉为姓,有瓜尔佳、郭尔佳、赫叶尔、哈斯胡里、图克色里、乌扎拉、富察拉、伊拉里、胡斯哈里、孔古尔、觉罗等五十多个。新疆锡伯族中也有30余个姓。辛亥革命后逐渐译成单姓使用,如:赫叶尔译成贺或何,图木尔齐译成佟或涂,乌扎拉译吴,胡斯哈里译胡等。莫昆为自哈拉分出的分支,有的哈拉有一个莫昆,有的有两个或三个。每个哈拉和莫昆均有一位由成员民主选出的哈拉达(长)和莫昆达,一般多为辈分最高的德高望重者。每一哈拉莫昆均有成文的家规和坟地。哈拉达和莫昆达负责处理的事务有斗讼、祭祖、财产、婚丧等事宜。锡伯族家谱分哈拉谱和莫昆谱两种。谱序多书写创立家谱的意义及该哈拉莫昆延续的情况;谱单记各代、各支延续的情况;还有记事栏定期记录族内发生的大、要事等。

(4)饮食

锡伯族饮食习惯有独到之处。因其居住地区不同而有一些差异。锡伯族男子一般都有吸烟和饮酒的嗜好。据传说,从前家家户户都做黄酒。家家户户都养猪、鸡、鸭、牛、马、羊,肉食自给自足。同时,也喜欢野味,每逢冬雪融化都外出打猎捕鱼。

锡伯族大多数习惯日食三餐,主食以米、面为主,过去食用高粱米居多。面食以发面饼为主,也吃馍馍面条和韭菜合子、水饺等。受维吾尔族影响还吃抓饭和烤馕,喝面茶、牛奶和奶茶。肉食来源主要依靠家庭饲养,多以牛、羊、猪肉为主。吃肉时,习惯每人随身携带一把刀子,将肉煮熟后,放入大盘中,自行用刀子切割,然后蘸盐和葱蒜拌成的佐料。习惯做猪血灌肠。也喜食用煮熟的猪血,拌成酱状,并配以蒜泥或葱花单独做成菜肴。冬闲时锡伯族还常进行狩猎,野猪、野鸭、野兔、黄羊等均是冬季餐桌上常见的野味。锡伯族还习惯制作各种腌菜。每年秋末,家家都用韭菜、青椒、芹菜、包心菜、胡萝卜等切成细丝腌制咸菜,当地称之为“哈特混素吉”,有时可供全年食用。锡伯族还喜欢在夏季制作面酱以调味。

东北的锡伯族多食稻米、高粱和小米等,新疆的锡伯族则食小麦,其中发面饼是新疆锡伯族几乎一日三餐之必备食品,称“发拉哈额分”,又称“锡伯大饼”,锡伯族人几乎每天都要吃。这种饼用面粉、碱面和水制成,在锅中烙出来,一般直径在三四十厘米,厚度约一厘米,带有烙制花纹的叫做“天”,另一面则是“地”。这种饼的吃法很讲究,食用时必须“天”朝上、“地”朝下,掰成四块,体现了锡伯族的天地观念和民族习惯。

除了“锡伯大饼”,全羊席是锡伯族最具特色的肉类菜肴。全羊席的锡伯语为“莫尔雪克”,意为“盛在碗里的菜肴”。[31] 2009年,全羊席作为传统技艺类被列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二批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主要用料为羊的心、肝、肺、大肠、舌、血等,共12道菜,做法考究,风味独特。如有尊贵客人来访,锡伯族杀羊做成丰盛的全羊席来款待。

此外,锡伯族食品还有二汤面、韭菜饼、萨斯坦(杂烩菜)等,样式丰富,口味特殊。

(5)服饰

锡伯族的早期服饰衣料是以鹿、猪犴等兽皮为主,比较注重防寒保暖功能。[32] 锡伯族的服饰,因时代不同和地区的差异,以及民族相互间的影响,也有所差异和变化。[33] 传统的锡伯族服饰曾吸收过蒙、满、汉等民族服饰的优点。锡伯族男子喜欢着蓝、青、灰、棕色长袍,外面套上青马褂,头戴圆顶帽,腰系青布带,脚蹬厚底鞋。为了便于骑马,男子的长袍和马褂,都左右开叉。锡伯人的长袍,系大半截的长袍,底边在膝下半尺许,袖口为马蹄形,可以卷上,可以放下,下身穿的长裤,外加“套裤”(只有两条裤腿,没有裤裆和后腰),春秋穿的是“夹套裤”,冬季则穿“棉套裤”。

锡伯族女子的服饰式样较多。喜欢穿各色花布和方格布旗袍(多滚边)、绣花鞋、坎肩等。大襟长袍要粘花边或绣花宽边,爱套穿坎肩,坎肩有对襟的,有大襟的,也贴花边,长裤扎黑色腿带,脚穿绣花鞋。少女与未婚姑娘,一条长辫,用各色“毛线”扎辫根,不剪头发帘,头上、辫梢爱戴些花,耳戴金(银)耳环,穿着淡雅漂亮的旗袍。右侧腰部的衣兜口内,掖一条彩色手帕,一半露在兜外。脚穿绣花布鞋,显示出青春的活力。媳妇的服饰与姑娘无大差别但比姑娘穿着要鲜艳。发型也不同,媳妇梳的是“盘龙髻”,额前有“刘海”,脑后有“燕尾”,头顶上乌发蓬起,盘成髻形,日常生活中将辫梳成双辫或两“抓髻”,合起成为一个大“疙瘩髻”。头发抹头油,没有头油的,用榆树皮泡的水也粘稠光亮。面部可以涂粉,口可以涂口红,可以染指甲等。头部髻上插着金簪,腕上佩带金(银、玉)手镯。

锡伯族老人的服饰又有不同,一般老年男子内穿对襟小白褂,外穿长袍(冬天为棉的),个别人还套马褂,脚穿白袜、布鞋(春、夏、秋穿圆口黑布鞋,冬天穿毡棉黑布鞋,其鞋腰以春夏的稍高一些,锡伯语称“扎布萨布”),扎裤脚,头戴礼帽;妇女的装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起变化。老年妇女多穿青、蓝黑色旗袍,长及脚面,扎裤脚,穿白袜,春、夏、秋穿绣花黑布鞋(冬季为棉高腰的),冬天穿棉袍,戴棉帽,与汉族坤秋帽相似。[35] 上年纪的妇女出门时,手里还要拿个烟袋,串门时互相装烟进礼。

辛亥革命后锡伯族服饰变化受汉、维吾尔等族影响较大。年轻妇女喜欢穿色彩鲜艳的连衣裙、裙子、衬衫和翻领、高领短大衣、靴子等。男青年喜穿西服、运动服、夹克衫、皮鞋等,只有八九十岁的男女老人偶尔穿长袍马褂、礼帽、坤秋帽、绣花鞋。

(6)节日

锡伯族民间许多传统节日,大都与汉族相同。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等。每年农历除夕前,家家都要杀猪宰羊,赶做各种年菜、年饼、油炸果子。除夕晚,全家一起动手包饺子,正月初一五更饺子下锅;初二要吃长寿面。做长寿面时先做好肉汤,然后将面另锅煮熟,捞出过水,食用时加肉汤,象征着送旧迎新。某些节日时间虽然与汉族相同,但过法却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如“春节”、“端午节”、“元宵节”等,在过节形式上均与汉族有差别。[37]

春节多走亲串门、祭祖及娱乐活动。农历三月间的以鱼为祭供品的“鱼清明”、农历七月间以瓜果为祭供品的“瓜清明”、“孙扎拜义车孙扎”(端午节)和中秋节。欢度这些节日的方式,均以本民族的习俗方式进行祭奠、饮食和娱乐。民族化节日有“四一八”西迁节和正月十六“抹黑节”。

西迁节

每年农历四月十八日是锡伯族的西迁节,锡伯语叫杜因拜扎昆节。在16世纪之前,锡伯族先民世世代代生活在东北平原和呼伦贝尔大草原上。18世纪中叶,清朝政府从盛京(沈阳)等地征调锡伯族官兵1018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共3275人,由满族官员率领,西迁新疆的伊犁地区进行屯垦戍边。这一年的农历四月十八日,西迁新疆的锡伯人和留居东北的锡伯族男女老少,聚集在盛京的锡伯族家庙——太平寺,祭奠祖先,聚餐话别。次日清晨,锡伯族官兵及其家属,告别了家乡的父老乡亲,踏上了西迁的漫漫征程。经过一年零五个月的艰苦跋涉,到达新疆的伊犁地区。的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就是他们当年的驻地,那里的锡伯人是他们的子孙,所以当前也有部分民族学者认为应该叫“西征节”更为准确。

西迁节这一天,锡伯族的男女老少都要穿上盛装,欢聚在一起,弹响“东布尔”,吹起“墨克调”,尽情地跳起舞姿刚健、节拍明快的“贝勒恩”。姑娘们的“抖肩”,小伙子们的“鸭步”惟妙惟肖,以表达对故乡的思念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这种节庆活动集中展示了锡伯族灿烂悠久的文化传统、民族心理、民族情感、民间信仰、民风民俗及各种工艺和歌舞艺术,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宝贵价值。

②抹黑节

农历的正月十六,是锡伯族的抹黑节。这一天,人们清早就起来,把昨晚准备好的抹黑布或毡片带上,上街去相互往脸上抹黑,在这一天里,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相互往脸上抹黑。但见了老人一定要先请安,然后才能往脸上抹黑,但只能少抹一点,以示尊重。

锡伯族的抹黑节,有相当长的历史。相传,过去因为有一个年轻的媳妇,把烙糊了的发面饼喂了狗,而得罪了巡天神。因此,巡天神要惩罚一下不珍惜粮食的人。第二年,巡天神就施展法术,使锡伯族种的庄稼都变黑了。结果到了秋天收的全是黑籽。这下人们都慌了神,不知道如何是好。最后,全村人一起向巡天神请罪,并发誓宁愿将自己的脸抹忧黑,也不叫麦子生病,庄稼结黑籽。巡天神被人们的诚心所感动,收回了法术。所以后来人们就在每年的正月十六,把自己的脸抹黑,来代替庄稼受惩罚。

正因为如此,人们在抹黑节这一天,都不怕别人把脸抹黑,因为他们都是在为自己的庄稼受惩罚。

(7)文学

锡伯族的文学艺术内涵丰富多彩,富具本民族特色。民间文学为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民歌、民间故事、谚语、谜语、格言等。民歌又分叙事歌、苦歌、萨满歌、颂歌、劝导歌、习俗歌、田野歌、打猎歌、情歌、婚礼歌、新民歌等。民间故事有传说、童话、动物、寓言、神话、谜语故事等。谚语内容多为教人谦虚谨慎、诚实讲信、团结友爱,褒贬好恶、勤劳节俭。谜语主要表现为提高儿童智力、启迪其心智的内容,是老年人和妇女教育儿童的工具。创作文学多表现为近现代内容。最早的有19世纪上半叶换防卡伦侍卫何叶尔·文克津的散文体书信《辉番卡伦来信》。清末民初之后才不断涌现文学新人。到目前为止,已发表锡伯、汉文字的长篇小说、叙事长诗、散文、诗歌、纪事作品、人物传记等多部,在新疆民族文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本民族的音乐分戏剧音乐和说唱音乐两类。戏剧音乐称秧嘎尔牧丹,分平调和越调。但基本为引进后加工为本民族化的内容。说唱音乐具有浓厚的民族特点。民间体育有射箭、赛马、摔跤、角力、滑冰以及娱乐化的狩猎活动。其中射箭和赛马具有悠久的历史,系本民族“善骑善射”历史传统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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