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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真相——李闯农民军的军纪和名声到底怎么样?

一、两种说法

以前的印象是:李闯军是一群流寇,四处劫掠,裹挟良民作乱,一路烧杀。入北京后,由于其短视和残暴,大掠京师,烧杀淫掠,富人穷人皆受其害,名声速臭,遭到地主阶级和平民阶级的一致厌恶,所以一片石一败就不能翻身。

而最近看了一些说法,则称:李闯军军纪森严,爱民如子,闯王到处不纳粮,百姓拥戴。入京城后,王朝初立,需要常备的财政来源,又不愿从百姓身上征税,所以被迫搜敛富户,但对京师及城外百姓都秋毫无犯。但因为此举得罪了地主阶级,遭到敌视,吴三桂等旧贵族因而投清,一片石兵败后也无法得到旧明基层官绅的支持,因此未能再组织起有力抵抗。由于大顺与官绅集团为敌,而后世的话语权又掌握在文官集团手中,因此李自成集团被明朝遗老在日记笔记中百般贬低,更被投靠满清的史官们恶意丑化,这才会有烧杀掳掠的恶名流传于世。

请问,上面哪种说法对,还是都不对。

二、我的看法

我个人目前的看法是,李闯军的军纪作风,在不同时段之中,是迥异地,一概而论的都是蠢货,必须分段讨论。具体如下:

1.李自成被裁员后,没饭吃,只好杀大户造反,此时想的是爽一天算一天,不会有什么约束军纪的想法,他手下的喽啰也不会听命。此阶段中,应该既抢富人,也祸害贫民,所过之处断壁残垣,遭到百姓憎恨。

2.后来投了高迎祥,高集团也是同样的贼窝,所以不会约束军纪,也约束不了,必然是一路烧杀,富人穷人一起祸害。说不定还有“专门破坏生产结构,让本来还能勉强活的农民活不下去,只能投效自己,以更好壮大势力”的想法。在此期间,李自成及其麾下所部不可能独善其身。

3.后来这批流寇被洪承畴基本灭光了,李自成重出江湖后,在半年不到时间又拉起了几十万的队伍,扩张太快,成分鱼龙混杂;又朝不保夕,以生存发展为主,无从保证军纪;且内部分为多个小集团,李自成也无力控制,因此应该仍然处于富人穷人一起祸害的状态。多半也有有意迫害贫民,逼其投效自己的念头。

一些思维简单的人认为,李自成集团要是做不到爱民如子,而是一路烧杀,就不会有那么多穷苦人追随,这种逻辑是错误地。纵观历史,从隋末的农民军、宋时的黄巢,到同时期的张献忠等数十家流贼,再到后来的太平天国,莫不是一路烧杀,黄巢起义军还有惊世骇俗、享誉全球的人肉大磨盘问世,邪恶程度直逼撒旦老哥,还不是照样有无数人追随,人越滚越多?事实上,历朝历代的各家农民军,通常都是烧杀一空,迫使失去一切的百姓跟着自己向前,然后当炮灰攻城或野战,核心精锐则伺机而动。流民们打几次仗后,优胜劣汰,剩下的往往是健壮凶残之辈,且杀出了血性,则可并入“老营”这样的嫡系部队。历朝历代,各家农民起义军(不包含我朝)基本都是这种模式,有一个完善自洽的发展壮大机制——烧杀-裹挟-筛选-吸纳精锐。不过我看有人称闯军屠过城,不知道真伪。

4.在进北京一年前的样子,李自成发现自己有了坐天下的可能,遂开始注意邀买民心,提出“闯王来时不纳粮”、“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之类的主张,闯军纪律有了明显好转,对贫民不再屠杀裹挟,也不让占领区的农民纳粮,甚至对大户们也不再杀抢,而是采取较为隐蔽温和的掠夺手段,如逼迫其自愿出巨量钱粮“助军”,以维持军队和新占区政府的用度。当然,由于麾下有多个小集团,李自成的控制力有限,肯定也有不少祸害百姓的事儿,但整体比之前已有天壤之别,和张献忠之类的其它流寇开始呈现出明显不同。且大顺作为新兴政权,法令严明,官员更为清廉高效,在占领区的统治展现出了新的气象。例证如下:

《甲申廷臣传》:“朝廷方急献贼,竭天下之兵马钱谷专向一献贼。贼自成乘间养势,势遂大。又能假仁愚百姓,百姓当他贼过,人畜巢卵靡有孑遗,即官兵过亦不下贼。惟闯贼过则家室完好,亩禾如故。百姓竟德之,竟多归附,势益大。”

《甲申传信录》:李自成“号令严切,所遣守土之吏,无敢暴民,亦旬日之雄也”。

《石匮书后集》:“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朴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桨,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

明给事中李永茂在题本中称:“起义军“禁杀人,偿命;且约杀牛一只,赔马十匹。” “贼以禁杀课耕,张官设吏,簧惑民心,立定根脚。”

同年二月,明湖广郧阳府监纪推官朱翊辛锌奏本中亦称:“贼又给牛种,赈贫困,畜孽牲,务农桑,为久远之计”,出现了“民皆附贼而不附兵,贼有食而兵无食”的局面。

《罪惟录》:“五年不征,一民不杀,且有贵贱均田之制”。

陈济生记载,他在甲申四月由北京南下经过大顺政权管辖区时:“追忆出都时,人言籍籍,皆云盗贼密布,跬步难移。今布帆安稳,殊出望外。”走到郑家口时:“居民稠密,诸乡村肩荷而来,日中为市,至晚方散。太平光景,于兹仅见。”

光绪《定兴县志》转引旧志称:“崇祯十七年,逆闯陷京师,伪县令刘钟泰自山右来任。……时贼法严,吏不敢舞文,民不敢犯禁,……履任二十余日,邑甚安之。”

5.打进北京之初,李自成本欲严明军纪,秋毫无犯,并制定了严格的纪律,且起初执行的还可以。

《甲申传信录》:“(劉宗敏)門首立磔人柱,殺人無虛日,大抵兵丁掠搶民財者也。”

《甲申核真略》:“ (刘宗敏)门立二磔人柱,事无大小皆自理,杀人无虚日,凡兵士掠财奸淫者,枭示其多”。 (此段为引用)赵士锦在大顺军进城时是明工部官员,他根据亲眼目睹记载说,大顺军进城之后,鉴于官军停止了抵抗,立即就“不杀人了”。义军战士“俱白帽青衣,御甲负箭,啣枚贯走。”百姓“有行走者,避于道旁,亦不相诘”,丝毫不加侵犯。为了防止反革命势力的敌对活动,义军“添设门兵,禁人出入;放马兵入城,街坊胡同无不至者,但不抄掠。”在数以万计的入城大军中,个别违反纪律的现象自所难免,但一当发现违纪事件时,大顺军领导就毫不手软地秉公执法。赵士锦就记载说:“贼初入城,有兵二人抢前门铺中绸缎,即磔杀之,以手足钉于前门左栅栏上,予目击之。”当时在北京充当明给事中涂必泓记室的徐应芬(署名聋道人),在其著作中虽然提到个别义军战士有贪图便宜暗中窃取银钱的现象,但他仍然不得不承认:“至淫、夺、斩、杀之事,则犹未见也。”当时也在北京的陈济生,一方面在他的书中记载大顺军进城后,“商民仍旧张肆。兵淫掠者有禁,民抢攘者有禁,城军下城者有禁,犯者立死,断头截体,纵横衢道,虽触目悚恻,而人情稍帖。”

身在京师的明左谕德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中称,“都人嫁女于贼营者甚多,甚以为荣。”而大顺军“军纪不行”,是四月二十六日从山海关败回京师以后的事(当日闯军败兵为抢一个妇女而发生械斗):“若二十六日以前,则绝无此等。坊刻称贼于四月初七日淫掠妇女,一日夜安福衚衕死者三百七十余人,大属妄语。事之所无,虽在逆贼,讵可诬乎?”杨士聪妻子和二妾自缢,爱女投井,对大顺满怀仇恨,因此他的这段话应该是没有私心地。而按其所说,在兵败山海关之前,至少京城的贫民阶层对大顺政权并不痛恨,大规模的掳掠祸民也并未发生。(当然,杨士聪没有私心,所说未必就客观,也可能因为信息来源有限而不了解闯军的祸民情况,毕竟一片石大战前,京师里乱兵掳掠的记载有很多,全为造假污蔑的可能性不大。)

6.进京前一年中,不事生产的李自成集团之所以能够做到不向普通百姓征粮,自己也有的吃,就是靠着不断逼迫新占领区域的大户“助饷”,以得到钱粮。此时定鼎北京,新朝初立,需要大量钱粮,肯定早就瞄上了京师的官绅富户。起初不动他们,是为了减少进占阻力,等到控制局势之后,就迫不及待开始拷掠。

当然,原本李闯高层是只准备收拾大户的,打击面并不想放得太大,但李自成高估了自己对部属的控制力。他不听李岩劝阻,将六万大军驻扎城中,已经埋下了隐患。这群穷了一辈子的泥腿子骤然翻身,觉得自己有从龙之功,已迫不及待地要得到回报,面对财帛时根本无法控制自己欲望。起初名单上的大户已经被专门的机构抓去拷掠,他们只好擅自扩大掳掠范围,掠夺中产阶级,甚至贫民。底线各级官兵也上行下效,如脱缰野马,趁机开始大掠,以中饱私囊。尤其是李自成将两千多宫女赐给有功将士,不足部分又从民间强行征取,更引发大规模的强抢民女和奸淫,抢掠、盗窃也因之愈演愈烈。李自成对此无力控制,又怕失去人心,只能让属下抢个够,以满足麾下将士们的贪婪和兽欲。

当时北京的混乱残酷,记载很多,在大顺档案和李过的记述中也多有记载,这里就不引了。就连那个记载了闯军刚入城时秩序井然的陈济生都在同一本书中记载“安福胡同,一夜妇女死者三百七十余人,惨不忍言”云云(杨士聪说他胡扯,我觉得杨的认知有误)。

7.入京22天后,李自成兵败一片石,此后散乱的败兵失去约束,士兵们也都知道大势已去,指望着趁乱赶紧最后抢点,于是大顺军军纪迅速崩坏,烧杀淫掠,又和之前流寇时期一样了。

三、结语

李自成集团势成之后,开始渐渐走上正轨,且还做得可以,民众大多拥护,中小地主和官员们虽然被掠夺,但仍然给他们留了一条活路,因此也不会不惜一切反抗闹事。

虽然入京后失控,疯狂屠杀掠夺,让各地官绅担忧同样的情况发生在自己身上,但李闯集团并不准备把京师拷饷掠夺一事拓展到所有占领区,因此此事的影响其实并不很大。毕竟就算没有大掠北京一事,各地官绅也厌恶大顺政权,就算有了此事,只要涉及不到自身,也不会增加他们起事的动力。毕竟大顺强大的武力之下,反抗就等于找死,他们也没有其它选择。

此事最大的影响,是暴露出了农民军集团对旧明官绅集团的集体仇恨,让有选择的,本就在犹豫摇摆的吴三桂统领的关宁军阀集团感觉到了危险,担忧投靠后遭到清算,因此最终集体选择了投入满清阵营(这种大事,决不是吴三桂一个人的意志就能决定地,后人将献关的责任归咎于老吴一人,却对整个关宁军阀集团的罪责视而不见,显然是极度愚蠢地),让轻易入关,野战无敌于北亚的满清铁骑消灭了大顺主力。如果关宁铁骑投靠大顺,原本新兴的大顺政权在丢弃了明朝的各种包袱和陈腐低效的组织结构之后,将能爆发出更强的动员力,是有可能挡住天下无敌的八旗铁蹄地。因此京师拷饷一事,影响了整个北亚历史。

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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