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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是一种境界。当感受到那种无法改变的“天命”时,在这样的境界中,超越或者升华了人们旧有的一般理念包括军事理念,使人顿开芧塞从而掌控军事战争的命运。那么当你对此有了真正的感觉时就会感到军事问题只是“天命”中的一个不大的问题。

以发生在1962年的中印边界的战争为蓝本解释“天命”在其中的必然结果。当时的中国刚刚建国十三年,距朝鲜战争结束才第九年,而且刚刚从三年自然灾害中走出来,中苏关系紧张,苏联正在撤走专家,这一切说明中国正处于非常困难的局面,而且西藏处于中国边远高海拔地区,交通十分困难,补给线遥远而不易掌控。这是中国的劣势。而印度完全与中国的劣势相反。但这只是一个连普通人都明白的道理。能以此为理由利用临国的困难局面而轻易发动边境战争,以获得领土上的巨大利益,实在不是大国政治领袖的聪明选择,相反且是相当的愚蠢。

是的,印度人的思想意识中始终存在其宗主国的烙印,大英帝国号称日不落帝国,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帝国,无人能比。他们当年也许能偷偷摸摸的以各种名义带着其仆人才刚刚爬上过西藏高原的边缘一角。自此向回看一万年,印度人从来就沒有爬上过喜马拉雅山。这就是“天命”。从另一角度看印度的政治领袖应该了解中国当时的领导人,尤其应该了解毛主席,应该知道中国在刚刚建国一年的最困难的时期就跨过鸭绿江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其战力强过联合国军,面对这样强大的领袖和强大的军队,印度的所谓政治家们竟然对这样的国家发动边境战争,试图占领这样强大国家的领土,真是太可笑了。从而又印证了印度发动边境战争必然失败的“天命”。所谓中国并不把印度视为对手包含的就是这个道理。

从世界大局看,当时的世界自二战结束后就处于联合国的框架内,自那时起基本上各国的领土就被固定下来,除了独立分裂而建立新的国家外,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占领别国领土的事件发生,发生了也会被联合国制止。以中国的对外外交立场不可能作出特大动作。那么中印边界战争的“天命”就必然成为有限的、不以占领领土为目的的、局部的自卫反击战争。实际上印度是幸运的,因为这场战争发生在现代,面对据高临下而且强大的中国,如果在二战之前的时段中,就不是印度想怎么爬上西藏高原的问题,而是中国想怎么下去,直指印度平原,印度将再次面对过去的历史进程。这也是印度的“天命”和世界各国在21世纪的“天命”。强大的、先进的国家的战争理念随着时代的脚步,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是人类世界的进步。

我们仔细的回想一下,如果战争的双方有一方在战争沒有开始的时候就注定了必然失败的命运那么对此方来说又是一个多么残酷的事情啊!他印证了失败者的愚蠢和胜利者的掌握“命运”的艺术。在知“天命”的高度下,小小的中印边境战争只是中国战争史上的轻松一笔。

天命

我看历史的方式是以三十年为一页。这样看历史,使长长的历史画卷简单化,和容易理解。我大概计算了一下,在我国历史中的五胡十六国大混乱中平均每个国家从成立到灭亡的时间为27年,而另一个大混乱的五代十国的平均寿命为36.5年。可见这些王朝的寿命与人生的轨迹有关,而且立国与人的成事业直接与人的个体寿命相关连,体现了最原始的欲望冲动。因人成事,人亡国亡。就像我们的人生,前三十学习、努力、蛰伏,中年三十年成事,后三十年深度体会人生、体会命运。像我们这一代人,向后看可体会建国前三十年甚至一百年。然后亲身体验建国三十年,从无到有的欣欣向荣。而后改革发展三十年,从而体验人们的精神与物质的发展变化轨迹,但我们能从今天开始,再向前看三十年或者更多一点到六十年的结果吗?我们在遇到这样的问题时就会感到心中有迷茫。但为什么马克思可以预见到当时历史条件下大清帝国必然灭亡的命运呢?唯一可以理解的是马克思对历史轨迹的深刻理解和对哲学等诸方面的高深造诣。同时也说明一件事,那就是预见是可以成为现实的。思想中的疑问永远是人类求索的出发点,我还是以我心中的疑问为出发点的方式解读历史中的“天命”。

一、解读中国历代王朝零形终结“天命”的因果关系

我以春秋战国为起始点,因为这时中国正处于启蒙期最大的思想大变革之中,出现了前所有未有的思想大爆发,形成以老子、孔子等为代表的诸子百家的文化思想传承。此时为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距今天有2500年左右,直到辛亥革命前几乎沒有被超越,也没有被后人发展为更高级的思想方法。也许有人试图加以发展和改变。如“王莽”,要改变土地所有制为土地国有制,並且取消官权中的奴仆制,他的结局是悲剧的,并被大部分史书中定为“王莽篡位”。直到辛亥革命,中国思想界的主导认识方向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如果沒有西方思想界的大暴发对中国发生的冲击,中国会将这些几千年前的思想传承继续主导中国一万年。幸运的是中国的知识界在存亡面前接受了从西方传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进步的民主思想,从而产生了中国的三民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我对这种几千年前的思想方式定义为;三民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古老传承的基础上在外来的民主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中国古代的思想传承是在皇权制度与官权制度中为使民族获得更多的和平生存时间而产生出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是为明君或者贤官们提供更加合理的治国方法以利于国泰民安政权长远。所以这种思想方法是为知识阶层和皇权、官权服务或者说是针对权力所有者而设计的。一旦权力所有者崩溃或者权力发散,这些传承就变得无所适从、毫无依据,比如面对连绵不断数百年的战争、割据、分裂,起义等等,只有在完成新的统一之后才会被统制者捡起来。这种思想方法一度被认为是中国贫弱落后的根源,但我认为这种传承是得来不易的,是为争脱皇权与官权的暴力统治而成就的中国独有的至理名言,但几千年来这种传承在皇权与官权的利益包围中没有雨露的滋润,而所谓雨露就是外来的民主思想与思想方法,那就是以人民为本的思想认识方式。旧中国的思想界在生死存亡的边界上终于打破自已故步自封的桎梏,选择了进步的道路,同时也印证了过去的传承与今天的传承的本质上的区别,中国能否走出零循环全在于此!

思想的战争是战争中的最高形式,思想战争的胜利者必然主载中国历史的进程,三民主义成就中华民国而毛泽东思想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是“天命”。三民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是给了我们一个开始,而这种思想的“战争”自辛亥革命以来从来就沒有结束,因为我们都正处于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思想认识变革的时期,尤其是在中国,也许百年或者二百年才会有结果,才会渡过这种变革时期。

下面我用中国古代史中的“三大波浪”形式来说明中国社会皇权、官权制度下零形循环的过程与其中的道理。

1/第一波浪从春秋战国开始到东汉灭亡结束。春秋时期的时间段294年,战国254年,合计548年。为动荡战乱时期。秦统一中国14年亡,为过渡期,过渡期属性应该是战乱属性,而后由西汉完成真正的大统一。西汉政权完成了中国古代首次的以黄老子的思想为指导的“文景之治”,使西汉获得中国真正的国泰民安、安邦立国。而后自武帝之后又推行儒学,有所变化。为西汉完成216年基业。而后王莽新政失败刘秀上位改号东汉完成195年基业。两汉加新朝合计426年为统一稳定期,作为封建时代的中国辉煌的不得了。

灭亡原因,中央集权的权力发散,皇权消弱官权作大,这是因为皇族繁延数百年,群体数量巨大,权力随人数增大而增大,必然的结果是皇权的发散和中央集权的消弱,官权与皇权相同,尾大不掉,利益集团由于人数的增大,利益需求增大必然挤占民生利益和中央集权的利益,这些利益的被挤占造成政权的极大危机。这种危机感在西汉末年实际上充滿了皇窒,以至于不惜让王莽上位以改变这种状况,但25年后这种努力失败,皇权在发散的权力面前无能为力,只能听之任之。在江河日下中最终发生民变,在黄巾军大起义之下各路诸侯紛纷借机掘起,黄巾军起义从公元184始到公元188年结束,皇权衰落到要诸侯养活的地步,36年后汉亡。王莽新政是在中国社会条件的一场真正的零和游戏,失败则亡。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王莽落入老子的算计当中,或者说老子的规律在官权文化条件下的规律是不可改变。而之后儒学中的中庸之道盛行,以第三种方式迴僻矛盾,以为这是一种更聪明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实际的结果是,总会等到社会问题总暴发的那一天,把国家整体推到不得不在最终的零和游戏中败亡。中国权力的再分配终于在这种条件下开始了第二波的波浪。

第一波浪从战火纷飞的春秋战国开始,经548年的战乱到秦统一中国且仍然战乱不停的14年过渡期,终于在西汉完成了大统一。経西汉、新朝到东汉这段完整的426年的经营史,最终灭亡于战乱之中,形成中国史的第一波浪的完整结尾历988年。

老子生于公元前571年卒于公元前471年,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他们是同代人,他们的思想方法在二百多年后的汉代先后得以实施。可见春秋战国时中国的先进理念再过去了二百多年后才应世而升华。但它们还是在无可奈何的皇权、官权大于一切的制度下与王朝的灭亡一起化为一曲悲歌存于世间。“百无一用是书生”,还有一句老话就是“书生造反十年不成”。这是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古话,在皇权与官权之下你就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又能如何?因为你的思想方法是为皇权与官权服务的,你知识的局限性决定了你的知识不可能化为力量,这就是结论。

2/第二波浪从公元220年的三国开始历六十年战乱,而西晋历八王之乱的57年国史,到五胡十六国与东晋共生103年,再历南北朝纷纷争争261年,大分裂、大混乱、战火不断,燃烧长达361年,直到隋朝在公元581年统一中国。此时的中国再次出现了一个过渡王朝隋,隋朝的寿命只有37年,比秦朝长一点,随即灭亡完成一个完美的过渡王朝的历史命运。大唐王朝应运而生,而让我们非常值得回味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像西汉“文景之治”一样发动了更加出色的“贞观之治”,竟然雷同般的再次以老子的理念为思想基础为指导以治天下,而其后代与汉相同又归于儒家思想。历史在不同历史阶段竟然发生了重合,不可思意。此时天下大治,竟然作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天下死刑犯不足六十人,官史清廉皇室节俭。建唐朝一世辉煌及259年基业。137年后即公元755年在所谓唐朝中兴,在皇室一片歌舞声平之下,突然爆发“安史之乱”,安褖山以十五万铁骑撗扫兵事早费的唐朝北方,八年后黄河以北人口十不存三,从此唐王朝衰败。在安史之乱后110年即公元873年潼关以东大旱,民不聊生,一年后爆发王仙芝、黄巢起义,30年后唐亡。完成中国史中第二波浪的整个过程。

第二波浪从战乱不断的三国开始,经历西、东晋到十六国又至南北朝,直到隋统一中国历361年的战乱期,又经隋37年的过渡期,后终于完成了中国大统一的大唐王朝。大唐王朝历259年风雨为第二波浪的稳定期,但最终唐亡于战乱之中,形成中国史的第二波浪的全过程687年。

大唐王朝生于皇权、官权《皇权、官权在唐初发起“贞观之治”而使大唐兴盛》,然而又亡于皇权、官权《皇权、官权制度激发出的利益形成不可阻挡的欲望,必然在其后代身上泛滥成灾直至灭亡。》。与汉亡的道理几乎相同只是形式不同,中央集权即皇权发散的方式是向官权发散,形成边界地区的官权膨胀形成藩镇割据,造成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更加变本加厉,国家权力已经失控。皇权再次像汉朝一样无力回天,官权在地方大于皇权,以至于在公元873年大灾之年,官权毫无顾忌的大肆催税激起民变,唐亡。至使以老子思想为基础的“贞观之治”与后期儒学为基础的思想基础,成为一个与皇权、官权完全无关的一个“屁”。唐亡再次说明中国古代的思想传承在皇权、官权面前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可怜与悲哀。

3/第三波浪从公元907年开始,唐亡后中国迅速分裂为五代十国,争争夺夺达72年后被契丹、辽国与北宋取代,历167年后又被西夏、金与南宋小朝廷所取代。历152年它们最终都亡于蒙元。第三波浪是中国史上最后一波浪涌,相对平缓。除五代十国表现激烈后中国迅速形成契丹、辽、北宋,后又演变为西夏、金、南宋三大板块,此时北方民族日渐强大形成数个集中的王朝,对汉族造成巨大压力,北方民族先后由契丹、辽演变为西夏、金,将汉族压缩至长江以南。此时的王朝演变过程变长,时间应在五到六代人之间,但这种演变仍然表现为以战争、分裂为主的方式进行。所以我仍然将此时间段定义为300年的战乱期。

公元1206年强大的蒙古铁骑横扫欧亚两大洲,建蒙元王朝历162年亡于明。我将寿命这么久的蒙元帝国定为过渡期,是因它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只表现为过渡王朝的特点,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生活方式完全不同,文化传承更加不同差异巨大,文字也完全不同,它之所以久远是因为它的强大的军力,当它的军力在时间的长河中逐渐消融后,草原民族地方化、定居化,巨人失去力量。同时因为南宋灭亡于1279年,而蒙元灭亡于1368年,那么实际过渡期只有89年,公元1368年被明王朝取代。

公元1368年明王朝成立,再次完成统一的中华帝国。这个王朝一开始就以儒学为蓝本指导完成了“洪武之治”与“文宣之治”,这也许是因为蒙元帝国落后的治国体系给了明王朝以深刻体验吧。通过这“两治”的明王朝几乎使中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朱棣只是让郑和出海了,走遍几个大洋,花费巨大国力且空手而临。如果能带回巨大利益,中国就不会与海洋帝国失之交臂。276年后即公元1644年李自成的起义军只用14年轻易灭亡大明王朝。

中国王朝的灭亡原因无奇不有,尤其明朝。随然都是因为皇权衰落官权兴起造成的。可明王朝的皇权发散方式且是发散给内臣宦官,明后期宦官人数高达五万,控制了强大的特务组织“东厂”,不懂军事的宦官且监军、监国无所不为。当国家面临真正的战争时巨大的国家变为瘫痪的巨人任人宰割。那么李闯王用14年灭明而十几万清军铁骑打下大明江山也就不足为奇了。此时一无所有的可怜的末代皇帝,看着群臣作鸟兽散,只能单身吊死在景山的一棵树上。乌呼哀哉。这时的孔孟之道又在哪座飘渺之峰呢?

第三波浪从公元907年五代十国开始到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止共372年为战乱期。从1279年南宋亡到1368年元灭亡共89年为过渡期。统一期从1368年到1644年明亡共276年。完成第三波浪的全过程737年。

公元1616年清王朝建立,此后的清王朝随然延续295年之长,但其以文字狱为壳主导儒学,在皇权与官权的社会条件下,彻底封锁和断绝了中国人知识面的拓展和思想解放的可能性,随有一时之盛况也只是杯水车薪的夕阳西下。百年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中华民族注定了百年耻辱的“天命”。军事在这里的角色只是造成王朝灭亡的最后一根稻草。

通过我对上述中国史上“三大波浪”的理解,可以最直接的看到中国在2500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传承也就是“诸子百家”的传承,也是“孔孟之道”的儒学,也是“黄老子”的道学,太古老了而且全都在围着皇权、官权打转转。皇权兴起王朝建立,传承兴起。官权兴起王朝灭亡,传承落幕。转来转去也就是围着帝王将相转,或者说围着利益转,为了生存转,没有一个是围着人民转,所以“零形循环”就是皇权、官权制度的“天命”,因为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自已走出这种循环方式,所以在历史面前他们是永远的失败者。而围着人民转的中华第一人只有毛泽东,他是中国的创世纪。中华民族现在随然摆脱了固步自封、闭关锁国、轻视知识、轻视劳动等等的陋习,但她摆脱了官权社会的形式吗?以中国的国情百年内有可能改变为更高的社会形式吗?这种可能性有,但沒有代价的可能性为无,所以以“为人民服务”为心以改革开放、提高经济实力、全面发展科学技术为形才是中国的一线生机。

实际上中国史上零形循环早在1949年就被打破了,而在这之后毛泽东所作的几乎所有的事都是为了不让这个零形之环重新闭合。

二、解开神密的“天命”密码,实际上它很简单。

当我们了解了中国历史上“三大波浪”的全过程,或者更加确切的说是“三大零形”循环的全过程就会很清楚,第一循环988年、第二循环687年、第三循环737年。三个过程合计2412年。第四过程开始时中国周边实力对比已经发生变化,到清朝中前期周边的国家或民族已经不需要从汉族那里得到他们向往的治国道理了,汉族独有的传承再也不具优势,当然会被不可阻挡的全人类的社会大变革所打断。长时间的大循环变成独立的小循环。

只要我们仔细的体会历史中中国掘起的三大过程中,只要以黄老子的思想为指导就能实现国家的强盛。像汉的“文景之治”、大唐的“贞观之治”、明朝的“仁宣之治”都带有“老子”思想的影子。也就是说只要中国在这种皇权加官权的社会条件下,在建国初期实施以“老子”的思想治国,就能够实现国家富强。这就是结论。这个结论是不是很奇葩也很神密。但历史就是历史,这个历史中还有一个神一样的“老子”。不论古代还是现代皆是如此。难道我们沒有看到这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存在似曾相识的那种古老的,带有老子精神色彩的影子吗?

“老子”的思想源泉就是来自对生死的深刻理解。‘无为而治’让生命让国家自然的发展,自然的形成各种利益关系,让这种益关系逐渐的发展壮大,让所有人为这个利益而努力而使国家逐渐兴盛,而国家不对这些变化进行过多的干预。就像人的生命一样从儿童开始成长壮大那样直至衰老。古代是‘无为而治’而现代是放开、搞活、改革开放、引进等等。当然要面对的结果就是放松、放开后产生的皇权、官权的发散效应,又使统治者不得不釆用儒学加以控制。但“天命”不可为,终归还是要回到圆点。当把我们的思想回到圆点,然后再回到起点,周而复始就会体会到生命的意义,治国以治生命相同,有生有死、生生死死就是“天命”,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就是根据这样的道理或者从这个道理出发才推出“诸子百家”。在这个传承中只要仔细推敲,“诸子百家”就包含了皇权、官权社会从开始到灭亡的全部道理。2500年前我们的古人早就把这个社会想的透透的。皇朝瓦解的的特点,当社会关系完全转变为利益关系,而人的良知和同情心完全被历史与时间淹沒后,无休止的战争就具备了条件。只要我们计算一下中国历代王朝的真正和平的时间是多少就会明白和平对中国是多么的宝贵。而和平的条件是杀到无法再杀的条件下的众人的觉醒。实际上当我们平静的回想现今社会的变化过程就会有一种感觉,这样的变化在过去的历史中一定发生过,而且以后还将像过去一样演化下去。当然我们这几代人是最幸运的,我们一定托了伟人的福,让我们的误由后人承接吧!

我们中国从毛主席在1949年创中国新纪元开始,就已经实现了弃旧图新,那个辉煌的时代的真正意义就是它推动了一种思想,这个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它打破了中国长达2500年的思想认识上的桎梏,使中国在思想认识上站在新的高度,它站在我们认知空间的高峰上守护着中华。改“天命”行正道,难道不是这样吗?中国一定要在我们的末知领域或者中国的短板中愤发图强。中国的最大短板与苏联相同,就是一个最高领导人完全可以作到放弃或者颠覆任何信仰、原则和宪法让整个国家解体。实际上中国古老的变通智慧可以作到短期内解决这个问题,就象现在如果哪个领导作为第一领导人干的非常出色,那就一直干下去,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同样也是老人政治,一直干到中国经济军事实力彻底强大起来,到那时不管如何的变化我们都是站起来的中国。同时也会有连带效果,就是一定程度的遏制腐败的漫延和权力的发散。也许本世纪内中国必定是英雄驰骋的世纪。有些“宿命”只能在社会的理性、社会的良知与社会的进步中得以改变,那是一种世界心。比如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免费的教育。他们为什么牺性巨大的资源来作这样的事?因为他们要得到全民的认同感,要得到这个世纪的认同感。以此来维持支撑社会的基本良知。实际上‘社会科学’是一门真正的科学,一切以绕着问题走的方式面对‘社会科学’都将一事无成。以科学的态度面对‘社会科学’才是我们今天或者明天最大的希望。

三、我明白了为什么欧洲几乎所有城市与乡村都遍布着教堂

一直以来我心中总是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整个欧洲大大小小的教堂无处不在?为什么在自然科学的发源地的欧洲人们还在信仰基督教?我看过圣经,那只不过是像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很多神话传说中的一个古老的神话。在欧洲,人们的文化程度都非常高,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都在迷信这样的神话呢?但在我三次游览欧洲很多国家之后,在结合国内人们思想状态的成因,我明白了宗教在世界很多国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欧洲的民主、平等、尊重、敬畏、博爱、宽容甚至珍惜生命珍惜粮食等等情感都来自宗教,人类这些最基本的观念决不会凭空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的文章中得来,而是从信仰的参与中得来的。宗教几乎为所有人提供了一个空间、一个场所,无论贫富、无论官民,甚至皇帝,都在这个共同的空间与场所中留有自已的位置,在这个空间中所有的人都是平民,共同参与宗教活动。欧洲人天生善于社会活动,能歌善舞,举止得体与宗教活动不无关系。欧洲最庄严、最古老、最华丽的地方或者说最普通,最简单的地方是教堂,在这里人们从小到大受到最基本的教育或者说是教化。

欧洲有教皇,宗教是欧洲的支柱之一。另外在欧洲,国王并不是独裁者,决定权中还有议会、国会、法院、参众二院等等,实际上欧洲的这种制度与思想上的传承从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欧洲文明的发源地来的,经过千年的演变终于成形。最终成为世界现代文明、现代自然科学、现代哲学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军事、物理、天文、生物等等说学说的发源地,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思想的学说。在这里要加以说明的是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发源于欧洲现代文明,它是现代文明与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只不过现代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受到各自国家文化传统的影响而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这是欧洲现代文明的“天命”。实际上我要说明的是,我们现代的理念,现代的生活方式,我们周围生活所发生的改变,我们的主义、历史、政治、经济、军事、金融、产业结构、我们的语言、衣着和我们使用的生活设施等等的起源,是从哪里发生了改变?没有这种起源是不是我们还保留“大辨子”?是不是我们手中的武器还是大刀、长矛?那么我们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还能不能生存在今天的世界?结论是我们所有人都受益于人类思想观念的改变。

思想的战争才是最高层次的战争,或者说欧洲从文艺复兴开始直到英国工业革命所成形的现代文明,是思想的战争的结果。而表面上的战争只是思想上战争的一种手段。现代文明是更加科学更加进步的思想认识战胜古代陈旧思想的结果。这种胜利将人类社会中的封建社会制度一举扔进了“古代历史”中去。这就是“大成”。

四、中国弱点的根在在哪里?

1、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有着很多决定人类命运的发明,如“四大发明”,如絲绸、陶瓷、茶叶、粮食作物、天文、文字等等,但这些发明永远只停留在“术”的位置上,停留在民间,而升华不到“理论”或者“自然科学”的高度。我们在很早的时期就出现过思想大暴发如孔子、老子、孙子等“诸子百家”,但之后呢?这个初升的太阳就永远停留在2500年的天空上,还是“术”。因为中国社会再也沒有出现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条件。相同的时代而欧洲在出现苏格拉底、伯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后又出现无数哲学巨匠包括马克思。我们的智慧受制于我们的思维方式,受制于社会结构。

2、中国的单一的文化特点,历代王朝北方越不过草原与雪原,西方越不过荒漠,南方越不过高原与热带雨林,东方又出不了大海。守着强大的经济实力、技术实力且常常受制于人。统治者的目光短浅、好易恶劳、不思进取、贪图权力与享乐尽在其中。“孤家寡人”、“当官作老爷”、决不允许第二种势力的出现,如历史上发生的数次“灭法”行为,所以主导中国的只能是‘官文化’即‘当官作老爷的文化’。官为大,为第一要务,换官换天下,丢官丢天下,血腥味十足。所以其它的利益都要服从‘官’利益,遗害千秋。就像如今,大批的官体制下有钱人包括贪官等等将自己的家人子女等等移居欧美等发达国家,在那里他们的子女接受西方的教育而他们自已成为别国的守法公民。这个问题去伪存真只能说明这是一种取向,在他们在取得即得利益之后,他们将他们的希望寄托于欧美而不是中国。为什么会如此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有一天中国的官二代、富二代增加到今天的十倍、壹佰倍,那么他们无边无际的贪欲会给中国带来什么?这也许是中国为什么存在那么多的海外华侨的原因吧?

3、‘黑教育’。认为教育是学校的事那是天大的误区。教育面对全民。所谓“潘多拉的盒子”里面的魔头就是人心的贪欲,谁看一眼就会化为石头,这就是‘黑教育’。非理性的发展就是打开了那个盒子。严重的污染使我们失去蓝天白云、碧海、水源、森林草原、良田、美食、土地、空气、健康,也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我们将教师、医生变成生意人,我们的良知、教育的真谛、末来的目的、社会进步的理念离我们渐行渐远。我们以溺爱为主的家庭与社会的养育观造就了新生代的缺憾,形成巨大的代沟与传承的缺失。有了汽车甚至于电动自行车就把腿费了,费了腿就费了健康。因为食欲和其中的利益而贪嘴,吃进肚子就是占为已有,形成中国数亿人口的肥胖群包括儿童,引发数亿人口的糖尿病与高血压病,造成民族性恶遗传。贪欲改变了人们的道德观,更确切的讲贪欲已经成为人们的道德观。以作假谋取最快利益,使校院普遍存在的作弊行为形成作弊产业利益链,使学校、学术、学分、文凭、论文、德育、尊严成为汚染区。使生产及商品包括食品流通领域充满假货,人与人之间失去基本信任。以欺诈方式快速谋取利益的领域就更加深入到全社会,电话诈骗深入到每部电话,网络诈骗、广告诈骗、金融诈骗、虚假传销多如牛毛,被培训过的骗子队伍已不能按几百万人计数,经营领域普遍存在的没有诚信已经到了影响国际关系的程度。而旅游业更是发展到省级规模的强制消费行为,甚至于中外配合共同坑害中国出境游客,已经伤及到了国本。难道我们真的要死于‘教育’吗?

什么是国本?就是将人民民主专政变相为官僚资本专政。我们只要静心的体会一下就会感到所有已经形成的恶果都是在官僚资本专政的条件下造成的。人与人的关系彻底成为利益关系,生活的高成本使亲情消失,直至影响到家庭的稳定和人口的基数。官权与利益的高度溶合怎么可能不产生普遍的腐败行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已经化为人民民主专政与官僚资本专政之间的矛盾。我们一定要在两者之间寻求建立起平衡的关系。决不能打破这种平衡使中国启动归零程序。

4、资本的‘大池子’。它的意义在于是不管什么样的资本都会流入这个资本的大池子。像毒品的资本、贪汚的资本、走私的资本、赌博诈骗色情犯罪的资本等等肮脏的资本与其它资本一样都会流入这个资本的大水池,这个水池像滾雪球一样逐年的增大。这很像资本在‘无为而治’中的演变,也像一种资本的自我救赎,在资本的输出中改变资本的颜色,资本在流动中变化是资本的本性。但我要提的是,包着这个‘资本的大池子’本体是不同的。只用一种官体制来包住这个‘资本的大池子’与其它种类的如国际资本用很多体制包住的‘资本的大池子’是不同的。回想上世纪七十年代,贪汚万元的官员要承受很大的罪行,有的要付出一生的代价来赎罪,但三四十年后的今天贪污亿元的官员,他们要承受的几乎与他们的前辈相同,那么今天的贪腐程度就是过去的1万倍,三四十年就发生了这样的变化绝对是非理性的,也许这个变化今天我们还能承受,但再过三十年呢?照今天的思想状况的发展,贪腐程度如果再是今天的1万倍,可以想向有很多贪污1万亿的官员,那么中国资本的大池子及其体系还能存在吗?承受的能力决定资本的安全,为了资本的安全而改变,也是一种选择。

五、最终还是思想的战争

1848年在英国议会下院,帕麦斯顿发表了一句名言‘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是一句像尖刀一样冷酷而又现实的思维利器,它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像杀人的匕首一样刺进人的灵魂。这是魔鬼的灵魂与人的灵魂的碰撞,也证实了人的灵魂中永远存在美好的希望。这就是思想的战争,也许我们不得不作一些违心的事,但我们的灵魂要有光明和希望,这是我们向善和走向光明的动力。其实利益是什么?利益只是人的食品,而我们的灵魂是驱动我们身体走向光明与进步的源泉。英国在这样的信条下得到了暂时的利益,但从总的历史潮流中,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在这样的信条下逐渐分崩离析,而且直到今天还将分裂下去。今天谁把这句名言当座右铭谁就会面临分崩离析的结局。

‘大成’者就是思想战争中的胜利者,同时也是思想认识的领先者。不可改变。人类的思想的进步的过程也是不可逆转的变化过程。‘官文化’的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们心中最古老的问题。能够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的中华第一人是毛主席。他的解决方式是将官僚阶层自上而下的直接变为握有权力的普通劳动者,即是为人民服务的普通劳动者。这种方式的由来是马克思主义、巴黎公社,是平民思想是民主的思想。而之后的中国各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制,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等等都是这个主调的基础。平民化,这是全世界都通用的名词,平民化或者叫‘平民文化’由来已久,没有平民的文化哪有平民的民主,我们普遍宣传的民主、自由、平等等等通通都要有文化基础,我们能够建立起中国的平民文化吗?我们能够产生一个与官文化或者叫‘当官作老爷文化’,我又把它叫做‘归零文化’相互平衡的‘平民文化’吗?也许这就是我们中国在今后思想的战争中获得胜利的起点。或者反问一下,因为我们的道德的层次不高,所以我们的所作所为很多事都需要别人的容忍,那么我们的思想层次或者我们的后代的思想层次又会在什么样的水平线上?那么在末来思想的战争中我们将何以取胜?

“知天命而后识军事能大成”,现代社会中的“天命”已经改变了,表面上战火纷飞的战争形式早已经变成局部的战争,大规模的战争是所有人所不希望的。如核战争。而武器的观念更多的变成了威慑的力量。以占领领土为目地的战争几乎已经绝迹。以武器冲突为特点的战争成了强国对弱国的战争专利。而“弱国”之所以弱主要是观念弱,而不在人口的多少与国土的大小,观念弱则国弱,民心弱则国弱,民心败则国败。现代的战争更多的表现为科技战、资源战、信息战、宣传战、贸易战、金融货币战、心理战、蝶战、意识形态还有网络战等等。现代战争真正拼的是什么呢?是军事实力、科技实力、经济实力、还是金融实力?拼的是民心、制度、观念还是联盟?毛主席以中国式的大知慧早就给了我们答案,在中国一穷二白的条件下打抗美援朝战争的底气,拼的就是当时中国人民的天下归心,拼的是中国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大潮流,拼的是站在世界道德观的最高端。毛主席敢于以当时中国国力之弱小同时推出“反帝反修”的底气,拼的同样是站在世界道德观与历史潮流的最高端,拼的是将党支部建立在全国各个地方,这有点像传教士将新中国的道理传遍四海天下归心。而地面的局部战争最终成为思想战争的陪衬,一带而过。

新军事变革给人以极大的心理压力,以科技实力为背景造成军事上双方的巨大差距。伊拉克战争美军确实在很短的时间,以很小的伤亡代价快速摧毁其军事实力,赢得了战事的胜利。但新军事变革只是表现为科技变革的大成,而伊拉克战争美军随然是不以占领为目地,但美军且并不能完成军事上的大成。其军事上的胜利引发一系列地区上的变数,引发地区的冲突和恐怖主义,引发难民潮,极大的消耗了美国国力,美国完全没有达到战争目的。而伊拉克再次陷入混乱,伊拉克因萨达姆而生且又因萨达姆而败,伊拉克又会在什么条件下再次而生呢?等待伊拉克又会是什么结果?正应了我前面所说的“民心败则国败”,国败则国力流散,成就周边国家,数十年甚至百年都被会成为别人盘中的“肉”。但伊拉克战争还产生了一个关键的结果就是一个独裁制的国家被一个民选制的国家所取代。可以想向在几十年后当世界所有国家都变成民选制国家时,到那时我们要如何面对这样的局面?

我的这些思考很多都是反推式的思维方式,大面上大概能解释我内心中的疑问及因果关连,用以通达或解释世界观中的基本索链。实际上最困扰我的是,我们都是现代人,为什么我们要把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精神上的希望,寄托在几千年前的古人身上呢?如果我们真是这样,那我们就真的沒有希望了!相同,作为军人的最大的困扰与悲哀就是为什么而战?为谁而死?古来英烈皆如此。如果真到了为贪官而战的地步,至使英雄受辱、主义蒙羞,那国家与国防的概念将会在人们的思想中流失,这就意味着在思想的战争中的完败。

当我们再次回到起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一个事实,遍布欧洲各个角落的教堂有最宏伟的也有最窄小的,它们的存在基垫了欧洲的思想基础,可以想向这笔财富是多么巨大,可以说在那个现代文明的发源地的欧洲最大的投资只有一个那就是教育,育人就是育人的思想,育人的文化传承和最基本的道德理念。他们从一开始就清楚思想的战争才是人类最高层次的战争。而现在困扰我们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再回到中国1949年的起点就会得到这样的结论中国现代最伟大的变化就是中华民族有了自已的信仰,有了信仰才有新中国!帝王将相退出历史舞台,人民自主。这是中华民族前所末有的进步。三十年为一世,六十年两世,否定之否定,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怎么可能回到过去?前进吧中国!“大成中包含了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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