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老兵讲述赴华对日作战经历:日本人扮村民偷袭苏联红军

“我们4个人一块儿到了中国,我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是俄罗斯族,其他三人是乌克兰族、犹太族和乌德穆尔特族。在中国吉林省的一场战斗中,一个小时内他们三人都牺牲了,就我一个人回来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朱玉书发自符拉迪沃斯托克 3月5日,连降两场大雪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积雪有十多厘米厚。城市主路上,白皑皑的雪被碾压出两条冰辙,小区深处只能徒步而行。老战士瓦西里·济年科的家,就位于市区一个普通小区的一座普通公寓楼里。

拄着双拐的瓦西里开门迎客。当天,俄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市政府向近4000名二战老战士颁发卫国战争70周年纪念勋章。

91岁的瓦西里和他90岁的妻子叶卡捷琳娜是一对老战士夫妇。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第一列琴斯基市区区长亚历山大·日尔诺夫郑重地宣读俄联邦普京总统令,然后向夫妇俩颁发了“70周年伟大卫国战争”纪念奖章。日尔诺夫向他们表示祝贺并感谢他们为国家所做的一切。奖牌分别别在老战士瓦西里和妻子叶卡捷琳娜的胸前,第一列琴斯基市区老战士协会主席伊万·帕纳修克向瓦西里夫妇敬献了鲜花。

瓦西里夫妇非常激动,他们为这一天特意穿上前苏联军装。

1945年,叶卡捷琳娜曾赴华对日作战。初到中国,她只有20岁。一开始,叶卡捷琳娜在黑龙江省牡丹江俄远东某部当护士,后来又辗转到了吉林省。她所在的野战医院常被日本人袭击。在一次爆炸中,她的好朋友莲娜遇难。“20岁的生命瞬间就消失了。”说到战友的牺牲,叶卡捷琳娜眼含泪花。

日本人扮村民偷袭苏联红军

弗拉基米尔·科诺瓦洛夫是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第一列琴斯基市区老战士协会副主席,他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他们区有80%的老战士二战时都曾赴华对日参战,如今当年最小的战士也88岁了。弗拉基米尔自己二战时也曾在华对日作战,他担任陆军中尉,退役时是太平洋舰队海军上校。

“我们4个人一块儿到了中国,我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我是俄罗斯族,其他三人是乌克兰族、犹太族和乌德穆尔特族。在中国吉林省的一场战斗中,一个小时内他们三人都牺牲了,就我一个人回来了。”弗拉基米尔难过地回忆道。

战争很残酷。他介绍说,当年他所在的队伍路过吉林省一个村落时,所有人都出来“欢迎”苏联战士,呼喊“苏联红军万岁”!当时,他们的指挥员有些疑心,为什么全村人都出来“欢迎”?后来走近发现,一个个“欢迎者”原来是日本人乔装假扮的。日本人掏出枪和手雷,有的以自杀式爆炸袭击的方式,让弗拉基米尔所在的苏联红军队伍伤亡惨重。

另一名老战士波杜布内·费奥多罗维奇在中国的战场上仅仅待了15天,他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短暂而传奇的经历。

当时,费奥多罗维奇是侦察营的上等兵。1945年8月8日晚,侦察营士兵带着背袋、步枪等先行进入中国,他们冒雨穿过沼泽地,第二天乘坐斯图贝克卡车,然后又步行到佳木斯,沿路到处都是日本军营。

在佳木斯郊区的一个村落,费奥多罗维奇和战友们打响了攻击战。他记得,日本人在对面石头围墙下布有众多机枪,另外还有一个3米高的炮楼,费奥多罗维奇就趴在炮楼前一大片开阔地后面。

“我们开始攻击,但是日本人居高临下射击,我们倒下了很多人。我的战友帕夫洛夫枪法很准,他首先开始往前爬,快到炮楼时被日本人击中一动不动了。另一个战友帕夫连科接着往前爬,但他同样被击中。我是第三个冲上去的,我拿着反坦克榴弹跃进排水沟往日本人方向爬。快到岗楼时,我突然觉得右腿剧烈地麻了一下,我意识到这是腿受伤了。我开始向炮楼方向侧面滚动,测定目标后稍微站起来,把反坦克榴弹掷到炮楼上,之后就什么也不记得了。待我醒过来时,已经在回国的火车上。”费奥多罗维奇回忆道。

后来,费奥多罗维奇被战友们从土和砖头中扒出,然后送到了哈巴罗夫斯克部队医院治疗。伤好后,费奥多罗维奇留下了残疾,右腿至今有些跛。

比身体残疾更让费奥多罗维奇难过的是,同时期赴华作战的哥哥,在中国兴凯湖附近牺牲,再也没能回家。

“对日作战勋章”

二战期间,费奥多罗维奇获得了20多枚战功勋章。他指着一个圆形灰色勋章告诉记者,这就是“对日作战勋章”,1946年4月3日获得的。

第一列琴斯基市区尚在世的二战老兵,个个都是战功累累。

老战士谢尔盖·多尼奇的军服上也挂满了勋章。他现年92岁,虽然听力不好,但思维活跃。当多尼奇的女儿拿出他当年年轻帅气的照片时,多尼奇自豪地晃着脑袋说,自己爱跳舞,跳得也棒。现在,自己感觉还是“29岁”,还年轻着呢。

据多尼奇介绍,他所在的部队“是从牡丹江这条线进入中国,最后到达哈尔滨的”。他们当时按照警报紧急集合夜间出发,在穆棱地区过境。多尼奇们是工兵,相当于陆军后卫,主要负责歼灭敌人的残余部队,清除占领区的地雷,爆破对日军有用的一些工程设施比如铁路、大桥等。

“在清除占领地区后,我们的任务是守卫各个重要地点,像领事馆、银行、桥梁等。”多尼奇说。

他在中国待了大约两个月时间,后通过俄罗斯图里罗格村(密山市对面的俄罗斯口岸)回国。因为是后卫,所以他所在的连队(大约100多人)总共只有两人伤亡。

“活着回来后,我兴奋地赶到西伯利亚父母家报个平安。这才发现原来父亲也刚从中国回来不久,我们父子都是军人,他也去了中国对日参战。我们父子都在中国但却互相保密。父亲是舰艇上的舰长,在海上执行封锁和对日围堵任务。我和父亲畅谈了同时在中国对日作战的所见所闻,庆幸的是,我们都活着回来了。”说到这里,多尼奇笑了起来。

他还撩开头发给记者看。只见发间露出一道三厘米长的伤疤,是对德作战时留下的。多尼奇说,自己现在很知足,每月的退休金约有3.5万卢布(100元人民币约合890卢布),远远高于一般退伍士兵的1万卢布。俄罗斯政府现在给二战老战士们很多优惠和照顾,比如免费修房子,逢年过节来看望、送东西等。

感动与自责

多尼奇还记得,哈尔滨被“解放”后,苏联红军列队进城。一周内,一些中国民众给苏联战士们做了许多新军服,让红军战士可以换洗衣服。“哈尔滨当年还没有汽车,道路上都是人力车。我们坐车去办事,中国车夫都不要钱。我的战友到商店里买日用品,售货员说是‘送礼’给苏联红军,也不收钱。这些都让我们非常感动,说明中国人当时对苏联红军非常友好。”

多尼奇接着说:“当然,也有个别违反纪律的苏联红军,这使得有些中国人对苏联红军在纪律方面印象不好。”

对此,92岁高龄的老战士科诺瓦洛夫也表示同意。科诺瓦洛夫激动地说:“中国东北有很多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我去过中国边境城市绥芬河、东宁、牡丹江的苏联红军纪念碑。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这些纪念碑保护得非常好,周围环境优雅,墓碑打扫得干干净净,每年都有人献花,当地政府还邀请我们俄罗斯老战士去中国参加纪念活动。这些都证明,中国人民到现在还记得苏联红军在二战时作出的贡献。”

科诺瓦洛夫表示,最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如今俄中两个“邻居”仍保持着友好关系。他希望,俄中两国人民永远铭记历史,友谊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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