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北亚古代民族与文明通史》鲜卑族11

《中亚北亚古代民族与文明通史》鲜卑族11

拓跋鲜卑

拓跋鲜卑,鲜卑的一支,亦称别部鲜卑。拓跋鲜卑,应包括建立代、魏的拓跋部,建立南凉的河西鲜卑秃发部等,而习惯上往往仅指北部鲜卑。原居于额尔古纳河和大兴安岭北段,“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

1、族名来源

鲜卑的一支。拓跋鲜卑,应包括建立代、魏的拓跋部,建立南凉的河西鲜卑秃发部等,而习惯上往往仅指北部鲜卑。对于"拓跋"语源,《魏书》开篇就有解释:“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资治通鉴》载北魏孝文帝改姓诏书,亦称"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这种说法后世或偶有信从者,如清人吴广成辑《西夏书事》,犹称"北魏孝文取拓跋为土之义,改元氏。"

这些假托黄帝的说法多为后代学者质疑,19世纪末发现于蒙古高原鄂尔浑河与土拉河流域的鲁尼(Runic)字母古突厥文碑铭,给拓跋一词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及稍晚发现的暾欲谷碑,都有一个专门的名词(鲁尼文是自右向左书写)指代唐朝,其罗马字母转写形式为t(a)bg(a)ç,或作tabγač,也写作tabgatch等形式,都是古突厥文的西文转写。这个指代唐朝的名词,本义究竟是什么,经历过长久的争论。夏德(F. Hirth)提出tabγač是“唐家”一词的突厥文对音转写(后来桑原骘藏在此基础上提出“唐家子”一说),他还指出tabγač与拜占庭历史学家TheophylacteSimocatta所提到的Taugast,以及《长春真人西游记》里用来称呼汉人的“桃花石”一词⑩,应有共同的语源(etymology)11。这就把突厥碑铭资料与传世的文献史料结合了起来。问题是,TheophylacteSimocatta所讲述的Taugast国内对立的两个政权之一渡过大河实现统一的战争,一般认为就是隋平陈的战争,时间早于唐。

2、发源地及迁徙

拓跋氏初是鲜卑地处最东北的一支,亦称别部鲜卑。原居于额尔古纳河和大兴安岭北段,“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

1980年在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10公里大兴安岭北段顶巅东侧的嘎仙洞中,发现了北魏太平真君四年,拓跋焘派李敞祭祖先时刊刻于石壁之上的祝文,全文19行,201字,内容与《魏书·礼志》一所载大致相同。但在石刻祝文中则保留了“维太平真君四年癸未岁七月二十日天子臣焘使谒者仆射库六官、中书侍郎李敞、傅”、“如闻旧墟爰在彼方”、“皇祖先可寒配”、“皇妣先可敦配”等文句。证实了可汗、可敦出于鲜卑,柔然称可汗、可贺敦源于拓跋部,其后突厥、回纥、蒙古等的称呼略同。嘎仙洞石室祝文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拓跋鲜卑的发祥地“大鲜卑山”就是在今阿里河附近的大兴安岭北段。

据《魏书·序纪》载,鲜卑之先“积六十七世”,至拓跋氏远祖成帝毛时(约在公元前2世纪后期至1世纪前期左右,相当西汉武帝在位期间),为“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所谓“国”,当指氏族集团或部落;“大姓”,即指沃族或比氏族较小的家支。毛似是部落联盟的酋长,所称“皇帝”,为拓跋珪时追尊。毛下传五世而至宣帝拓跋推寅(约公元1世纪前期),正值东汉初年,北匈奴西迁,南匈奴保塞,拓跋鲜卑乘隙第一次南迁,至“大泽”,即今呼伦池(达赉湖)。由于地“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指沼泽地带),谋更南徙,未行而崩”。今发现的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旗完工和新巴尔虎右旗礼赉诺尔发现的古墓群,大约就是拓跋鲜卑南迁过程中的文化遗迹,表明拓跋鲜卑确在呼伦贝尔大草原居住过。当时拓跋鲜卑还过着“畜牧迁徙,射猎为业”的游牧生活,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阶段。

推寅后又经六世,至献皇帝邻时,一方面“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乃分其氏”,即纥骨氏、普氏、拔拔氏、达奚氏、伊娄氏、丘敦氏、俟亥氏,连同拓跋氏形成“鲜卑八国”,后邻又命叔父之胤为乙旃氏,疏属为车焜氏,形成帝室十姓;另一方面因呼伦池附近荒遐,不足以建都邑,再加上随着拓跋氏社会的发展,部落首领为掠夺财富,扩张势力,就必然向南扩展,遂准备第二次南移。由于年老体衰,乃以位授子圣武帝诘汾。诸汾遵命率众南迁,几经险阻,才到达匈奴故地,即今河套北部固阳阴山一带。这里水草丰美,树木繁茂,是牧猎的好场所,并接近了中原文化。由于两次迁徙策略“多出宣、献二帝,故人并号曰‘推寅’,盖俗云‘钻研’之义”。第二推寅邻命其子诘汾统领部众南迁时,约在公元160至170年之后,即东汉桓、灵二帝之际,当时正是檀石槐部落联盟强盛时期。有学者认为率领族人第二次迁徙的推寅,即是东汉檀石槐统辖的西部大人中的日律推演或律推演,而有的学者则持否定态度,认为无论是时间、地点或事迹都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

拓跋鲜卑进入匈奴故地后,与留居故地的匈奴融合。拓跋力微时,在75个异姓部落中,属于匈奴的就有贺赖氏、须卜氏、丘林氏、破六韩氏、宿六斤氏等。匈奴部落加入拓跋鲜卑联盟后,与之杂居共处,相互通婚,逐渐被鲜卑化。据研究,“拓跋”的含义,乃是北人谓鲜卑父、胡(匈奴)母所生后代之意。《魏书·序纪》谈到力微是其父诘汾与匈奴故地之天女结合所生。实际上是给鲜卑与匈奴通婚抹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此后,有不少晋人和乌桓等部众也成为其“新民”。

始祖神元皇帝力微时(220—277年),拓跋鲜卑开始了第三次迁徙。拓跋诘汾长子秃发匹孤率众从塞北迁居河西。“秃发”或即“拓跋”之异译。由于拓跋部众还梳着辫子,故当时人又称之为“索头”鲜卑或“索虏”,以区别于剃去部分头发的其它鲜卑部。拓跋本支,从力微时起就游牧于上谷(治今河北省怀来县)以西,云中(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东北)一带。由于受西部鲜卑大人蒲头的袭击,部众离散,力微投依于五原郡(治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没鹿回部大人窦宾(纥豆陵宾)之下。与宾共攻西部,宾兵败失马,力微以已所乘骏马与之。宾感相助之恩,准其北居长川(今内蒙古兴和具一带)。经10余年经营,诸旧部民渐往归附。

248年(曹魏正始九年),杀窦宾子,并其众,诸部大人悉款服,势力增强,控弦之士达20余万。258年(甘露三年),力微在位第三十九年,从河套北部迁于汉定襄郡之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是年四月,举行祭天大典,诸部君主皆往助祭,唯白部大人观望不至,召而戮之,使远近震慑,相继归附。在由部落贵族和扈从武士操纵的部落大会上,拓跋部正式取得了部落联盟的领导权,力微也巩固了世袭的大酋长的地位。

同时,拓跋鲜卑在向西南发展过程中,对中原曹魏、西晋政权采取和好政策,亦是使拓跋鲜卑得以强盛的因素之一。力微与曹魏“聘问交市,往来不绝”。曹魏赠给拓跋氏金币缯絮,岁以万计。

261年(魏景元二年),力微还遣其子沙漠汗(文帝)至魏都洛阳“且观风土”,实为质子。接受汉人文化,穿着汉服,掌握弹丸等武艺。魏晋禅代,沙漠汗仍留质于晋,每次北归,晋均具礼护送。

3、历史发展

从力微开始,拓跋部落这个民族共同体有了很大发展,蒙古草原各部落纷纷成为拓跋联盟的新成员。当时除了帝室十姓外,其它异姓诸部加入拓跋联盟的有75个(一说68姓)姓或部落成分。内入诸姓到北魏时,按照原来是否为部落大人和内入后的功绩,分化出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称为“勋臣八姓”。除本部外,四方诸部还有35姓(一说32姓)与拓跋部落经常发生朝贡关系,“凡此诸部,其渠长皆自统众”,只是与拓跋保持岁时朝贡,即政治上交聘或从属,经济上交换的关系。后随着北魏势力强大,兼并的部落日益增多,大都逐渐转为内入诸姓,变成编户齐民。

至295年(晋元廉五年),力微少子禄官统部时,仿匈奴旧制,分国人为中、东、西三部。禄官自为大酋,居上谷之北,濡源(今河北省东北部滦河上源)之西,东接字文部,为东部;以力微长子沙漠汗之子猗迤统领一部。居代郡参合陂(今内蒙古凉县东北)北,为中部;以猗迤弟猗卢统一部,居定襄之盛乐故城,为西部。禄官继承父业、与晋通好,社会较为安定,“财畜富贵,控弦骑士四十余万”,牧地有所扩展。

298年(元康八年),乘宇文莫廆子逊昵延朝贡之机,将长女嫁之,以示结好。

304年(建武元年),应晋州刺史司马腾之请,与猗迤率部破匈奴汉王刘渊于西河(今山西省汾阳县;时为西河国)、上党(今山西省黎城县南)。

307年(永嘉元年)病卒,侄猗卢继位,总摄三部,成为塞北的一支强劲力量。

310年(永嘉四年),猗卢遣侄郁律率骑2万、助晋并州刺史刘琨大败白部鲜卑及铁弗匈奴。猗卢因功受封为大单于、代公,并求晋割让陉岭(今山西省代县西北句注山)以北的马邑、阴馆、楼烦、繁畴、崞五县,其地东接代郡,西连西河、朔方,方数百里,乃徙10万户以充之,疆域扩大,势力益炽。

312年(六年),遣长子六修等为前锋,亲统20万众作为后继,击败匈奴汉国刘聪子粲于晋阳。

313年(建兴元年),以盛乐为北都,修故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为南都,并于灅水之阳黄瓜堆筑新平城(小平城),令六修镇之,统领以晋人为多的南部。

315年(三年),受晋封为代王,置官属,食代、常山二郡。316年(四年),猗卢欲废长立幼,以少子延明为嗣,因与六修有隙,召征不至,遣军讨之失利,乃微服逃匿民间,寻为六修所弑。

拓跋郁律时(317—321年),击败入侵之铁弗匈奴刘虎,以女嫁来附之虎从弟路孤。进而向北部草原发展,“西兼乌孙故地,东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马将有百万”,士兵精强,雄于北方。拒绝前赵刘曜、后赵石勒的请和及东晋的封爵,而有“平南夏之意”。又数传至拓跋什翼犍。什翼犍曾为质子在后赵历10年之久,汉化较深,学会了不少中原的典章制度。

338年(东晋咸康四年),在繁畴(今山西省浑源县西南)北即代王位,年号建国,分国之半与弟孤。次年,“始置百官,分掌众职”,用代郡汉人燕凤为长史,许谦为郎中令,其余官职及名号,多仿晋制。又制法律,定反逆、杀人、偷盗、乱伦之刑,史称“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犯大逆者,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男女不以礼交皆死;民相杀者,听与死家马牛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以平之;无系讯连逮之坐;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法令明白,百姓晏然”。自此,代初具国家规模。 340年(东晋咸康六年,代建国三年),定都于云中盛乐宫(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翌年,又于盛东敌城南8里筑盛乐新城,逐渐开始农业生产。曾多次进攻高车、铁弗匈奴刘卫辰等部,掠取奴隶和牧畜。“东自?貊,西及破洛那,莫不款附”。当时实际控制疆域大致跨有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和山西省北部。

376年(太元元年,建国三十九年),前秦苻坚应刘卫辰之请,发幽、冀、并三州兵30万,分数路会攻什翼犍,代国灭。

383年淝水之战后,前秦政权倾覆,慕容垂称帝于中山,建立后燕。386年(东晋太元十一年),什翼犍嫡孙、慕容垂外甥拓跋珪乘机召集旧部,在牛川(今内蒙古锡拉木林河、呼和浩特市东南)召开部落大会,并即代王位。同年四月,改称魏王,建元登国。

398年(天兴元年),正式定国号为魏,史称北魏或后魏,迁都平城,改元天兴,即皇帝位,是为魏道武帝。

当时,北方形势极为复杂。北魏不仅面临柔然、高车、库莫奚以及后燕、西燕的威胁,而且还有企图拥立其叔窟咄的守旧势力。于是,拓跋珪首先击败窟咄,“悉收其众”,翦除内患。继而向外扩展。

无论是东部鲜卑,还是拓跋鲜卑及西部鲜卑,经过魏晋南北朝与汉族等错居杂处和通婚,大多被同化于汉族。鲜卑慕容部在诸燕灭亡后,以散居形式融合到汉族和拓跋鲜卑中去。入隋、唐以后,拓跋鲜卑也最终完全被汉化。鲜卑等族的汉化,主要表现在少数民族统治者与汉族地主在政治上的进一步联合,崇尚儒学,采用汉制;内迁鲜卑诸部不同程度地发展了农业经济,社会生产水平逐渐接近汉族。

隋朝、唐朝以后,鲜卑作为政治和民族实体,虽已不复存在,但其后裔在两朝中均居于重要地位。隋、唐建国者杨、李二家是鲜卑化的汉人,其母、妻为汉化的鲜卑人,而先祖又多是北魏北周北齐的显赫官员。至于两朝的文武达官显宦,鲜卑为数不在少数,位至宰相的就有20余人,其他如尚书、侍郎、都督、刺史更是不胜枚举,其中有隋代筑造学家宇文恺、音韵学家陆法言、唐初名相长孙无忌、中唐文学家元结、诗人元稹,直至金末元初文学家元好问等人。

4、艺术成就

通常是把拓跋部作为西部鲜卑的代表,其遗存中的墓葬使用头宽脚窄的木棺,有的墓室设陈放随葬器物。以牛、马、羊、狗等家畜殉葬,但经常是以头和蹄等作为象征。长弧颈展沿壶、小口展沿罐、长弧颈盘口壶和小口盘口罐等是富有特征的陶器,这些器物的表面常常饰有竖状和网状的暗纹与水波纹等 ,以此作为初步判别拓跋鲜卑遗存的依据。其中出土金银器的主要有:内蒙古昭乌达盟林西县苏泗汰、乌兰察布盟察右后旗三道湾、呼伦贝尔盟拉布达林墓群、凉城县蛮汉山南部小坝子滩窖藏、呼和浩特市郊区添密梁墓地。这些遗迹出土金、银饰件不容忽视反映了拓跋鲜卑文化演进的一个方面。

三道湾墓群出土有双马纹、单马纹、三鹿纹、双鹿纹、单鹿纹牌饰、驼形牌饰,还有带钩、耳坠、花饰、片饰和泡饰等丰富遗物 ,也是目前拓跋鲜卑墓葬中惟一进行过分期的遗迹。第一期年代为公元2世纪初到2世纪中叶,第二期时代相当于2世纪下半叶至3世纪上半叶。以此为分期标尺,拉布林达墓群早于三道湾第一期墓葬,林西县苏泗汰墓大约与三道湾第一期相当,小坝子滩为4世纪初。出现了拉布林达、三道湾第一期和苏泗汰、三道湾第二期、呼和浩特市郊区添密梁墓地、小坝子滩的大致先后年代序列。

拉布达林的24座墓仅在5、24号墓出土金耳坠 ,从整个出土遗物的比例上看数量并不多。金耳坠的制法也相当简单,只是用金丝盘成环形,上部带勾(图1)。三道湾的金带钩、金耳坠、金花饰和金泡饰稍稍复杂(图2、3),金耳坠是用金丝层层盘结而成,制作比较细致,与扎赉诺尔出土的铜耳环的形状和制法十分接近 。扎赉诺尔墓地位于呼伦贝尔盟木图那雅河畔,先后四次发掘,多数学者认为是拓跋鲜卑的遗存。这种简单的金耳坠等饰件,并无明显特色,在北方地区各民族遗物中广泛出现,质料也多样。然而稍晚的遗迹中,出土器物中除了金耳坠还有较大型的牌饰,制作上要复杂得多。

三道湾墓群共50座,出土金器的墓7座, 15、17、118、122号墓为第一期,有双马纹牌饰、单马纹牌饰、单鹿纹牌饰(图4、5)。20、110号墓为第二期,有双鹿纹牌饰、驼形牌饰。2号墓没有分期,出土三鹿纹牌饰和片饰(图6)。总体上看,金器出土情况有由少到多、由简到繁的现象。由于考古发现的偶然性和局限性,这种现象未必就是发展演变特征,但如果仅从三道湾墓群出土的金牌饰来看,第一期15号墓出土的双马纹牌饰是按马的形体自然做出器型,而第二期的三鹿纹牌饰则加上长方形边框,动物饰于框内,摆脱了以动物自然形态为器形的做法。与三道湾第一期时代相同的苏泗汰墓出土的金牌饰似乎能代表金器制造的水平 ,那是一件长方形金牌饰,镂空出三鹿纹(图7),长7.8厘米,宽6.2厘米,重16.9克,含金量90%以上。

拓跋鲜卑的金器中牌饰虽然与匈奴文化有相似之处或受其影响,但制作上透雕镂空的方法更突出,装饰纹样有区别。流行鹿纹,样式也有单鹿、双鹿、三鹿以及一些似鹿非鹿的动物。马纹也多见,有的马呈站立状,头部似有圆形冠。双马是在一跪卧状的大马背上,站立一个小马,马头部也有圆形冠。与此同时也发现不少鹿纹和马纹的铜牌饰,同样的装饰在不同材质的器物上普遍出现,样式又接近,显然反映着同一种文化特征。

三道湾第二期以后金器显然增多了,也变得复杂多样,内蒙古凉城县小坝子滩的一个窖藏出土一批金银器 。一件四兽形金饰牌由一个身躯和四个动物头部合成,动物头似兽非兽,似鸟非鸟,身躯的束腰处一边为骑坐的人,一边为怪兽头。另一件被称作虎噬鹿纹金饰牌,其实虎、鹿的形象并不十分清楚,虎的腹部的怪兽被描述为狼头。还有一件四兽形金饰牌由4兽两两相背,上下排列组成,背面錾有“猗陁金”三字。据考“猗■”,即“猗陁”,为始祖神元皇帝拓跋力微之后,3世纪末拓跋鲜卑分为三部,“猗■”统率其中一部,居今凉城县境内,曾助并州刺史司马腾击刘渊有功,晋假以金印 。小坝子滩窖藏恰好出土有“晋乌丸归义侯”金印、“晋鲜卑归义侯”金印和“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呼和浩特市郊区添密梁墓地出土的双羊纹金牌,镂空出对称的双羊,用了很夸张的表现,头部很大,昂首大眼,盘角粗壮绕至后脑部。目前,大体确认的拓跋鲜卑的各种牌饰采用了圆雕、透雕、浮雕及镶嵌工艺,立体感很强。饰牌有穿孔,应是装钉在某种器物上的配饰。时代越晚动物种类也随之增多,和林格尔三道营乡另皮窑村发现一座北魏早期墓 ,推测是拓跋鲜卑高级贵族的墓葬。出土金碗、条形饰片、管状金饰、野猪纹带饰和野猪纹圆饰等。土默特左旗也出土一批北魏时期的金器 ,有神兽纹带饰、云纹牌饰和火焰纹牌饰等。这两批金器均为包铁芯的金饰件,另皮窑村有的牌饰上还镶嵌各种宝石,野猪纹的形象写实。

拓跋鲜卑的祖先在南迁的过程中,有许多神兽导行的神话,而出土的牌饰纹样也都带有一些神异色彩。《魏书·序记》云:“圣武皇帝讳诘汾。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 。遗物中的神兽纹样,与文献记载的族源与祖源神话在观念上吻合 。而拓跋鲜卑所推崇的具体神兽中,“形似马”的动物也常见,有的马实际并非纹样,而是整个牌饰的轮廓造型。扎赉诺尔墓地也出土飞马纹、马纹、鹿纹、羊纹铜牌饰,虽然可以认为都属于北方系青铜牌饰风格,但这种特点突出的马形牌饰在其他时代和民族文化中不多见。最富特色的鹿纹也是如此,形象并非写实而加以神化。奇特的动物形制和纹样的出现,联系拓跋鲜卑人的神话传说,或许不是偶然的。

5、世系列表

庙号

谥号

原来姓名

统治时间

年号与使用时期

始祖

神元

拓跋力微

219年-277年

拓跋悉鹿

277年-286年

拓跋绰

286年-293年

拓跋弗

293年-294年

拓跋禄官

294年-307年

拓跋猗㐌

295年-305年

拓跋猗卢

295年-316年

拓跋普根

316年

拓跋(缺名)

316年

平文

拓跋郁律

316年-321年

拓跋贺傉

321年-325年

拓跋纥那

325年-329年和335年-337年

拓跋翳槐

329年-335年 and 337年-338年

昭成

拓跋什翼犍

338年-376年

建国 338年-376年

6、后裔流传

①拓跋氏。大多为北魏孝文帝时皇族远枝或部民,未获得改姓的权利。其次是西魏时期赐予李氏等族姓以“拓跋”的尊姓。其人多分布于甘肃、陕西、山西一带为多。

②拓氏。大部分由拓跋氏一支发源而来。其居住地也与拓跋氏相近。

③源氏。由拓跋鲜卑一支秃发氏演变而来。该源氏始祖为北魏西平王源贺。其族人在广东有分布。

④元氏。北魏高祖孝文帝改帝姓“拓跋”为“元”,后帝族遂以之为姓。其族人分布较分散。唐代元稹、金代元好问等皆出于此。

⑤袁氏。该枝系出自帝姓“元”氏,是北魏孝文帝后裔,后改姓为“袁”。其人于湖北、四川有分布(字派中有“德、光、基、庭、邦”者即是)。而明代湖北公安袁宏道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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