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尔格情报小组在中国的精彩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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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佐尔格情报小组在中国的精彩战斗

周恩来与“红色谍王”的会面


1930年1月10日,一艘豪华的日本客轮停泊在中国上海的外滩码头。


一位举止文雅、神态庄重、身材高大的欧洲人随人流走下舷梯。这名欧洲人叫理查德·佐尔格,是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4局远东情报员,人称“红色谍王”。他是由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派到中国来的,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战略侦察的任务。


理查德·佐尔格1895年10月出生于苏联巴库,1902年随父母迁居德国柏林求学。1914年,佐尔格在柏林德国皇家陆军第91团服役,不久便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结束后,他离开军队,随后加入德国共产党,多次参加工人运动。 1925年1月,佐尔格以德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代表大会,从此奉命参加共产国际情报组织的工作。


佐尔格到上海不久就进行情报小组的筹划。不久,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佐尔格情报系统在上海建立。佐尔格领导的这个情报小组机构庞大,人员数百人,其中有不少中国情报战士。


就在情报小组建立的同时,中国红军正处于极其艰苦的阶段。英、法、德等帝国主义国家使用各种手段帮助蒋介石,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它们向蒋贷款,供应军火,派遣军事顾问,千方百计地要将新生的红色政权扼杀在襁褓中。为此,共产国际发出指示,要用各种方法支持中国革命,支持中国红军。于是佐尔格情报小组与中共中央特科建立了秘密情报交换渠道。两方各派一名联络员,定期接头,交换各自所获得的情报。


1931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周恩来在佐尔格的寓所秘密会见了这位国际情报战士。令佐尔格惊讶的是,这位面目英俊、浓眉大眼的中共领袖竟能讲一口纯正的德语。


佐尔格饶有兴趣地问道:“周,你哪里学会的德语,是在柏林吗?”周恩来微笑着答道: “是的,佐尔格同志,我1922年曾到过柏林求学,现在只是掌握一些简单的会话。你们有什么要求不妨直说,我们会尽量满足你们的。”佐尔格倒了一杯威士忌递给周恩来:“我们的情报组织中缺少女同志。您能不能推荐一名能干的女同志到我这里来工作?”周恩来思索了一会儿:“可以,一周以后我带她来见你。我相信她会出色地完成工作。”


两人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分手时,佐尔格紧紧拥抱周恩来:“周,你是我见到的最具魅力的中共领导人。我祝你们的事业取得成功。”周恩来也用力握住他的手:“佐尔格同志,我欣赏你的为人和卓越的才华。我相信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国际情报大师。”两人在依依惜别中分了手。


一星期以后,周恩来果然找来了一名能干的女同志。佐尔格安排了她今后的工作。佐尔格领导的这个情报小组与中央特科的情报合作日益加强。


第3次“围剿”之际,佐尔格帮助红军获取了两万支枪


1931年7月,国民党军队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3次“围剿”。此时,对于缺乏枪支的中央苏区的主力部队来说,武器成了头等大事。这时,情报小组接到了来自中央特科的一条情报:希望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小组能为红军提供大批武器。


佐尔格立即派出精干的情报人员开始活动。不久,佐尔格得知一艘从德国开来的几千吨级的货船停靠在上海码头,上面装满了步枪和子弹,有七八千支,子弹不计其数。负责此项接受工作的是国民党后勤部门的上校陈少堂和德国驻南京兵器检查员冯·霍恩哈特上尉。这两个人都是贪得无厌之徒。佐尔格便派遣情报员米申来完成这个任务。康斯坦丁·米申是苏联人。由于在中国多年,米申精通汉语,熟悉这里的风土人情。此外他的德语讲得也不错。


米申西服革履,装作一位很有钱的白俄富商,先找到了霍恩哈特。经过一番试探性的接触后,他开始行动了。一天,米申对霍恩哈特说:“我必须向您说实话,我不是什么商人,我是沙俄白卫军谢苗诺夫将军的特派代表。我们需要军火。”霍恩哈特听了并不吃惊,答应考虑考虑。两人约好第二天再见。


第二天,两人来到一家小酒馆,在大厅坐下。米申大口喝着酒,开始了谈判:“上尉,这是一条财路。将军手下有1.5万名骑兵,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人加入,那么至少得需要两万支优良的步枪。如果你能想办法弄到这些武器,钱不成问题。”这番话似乎打动了霍恩哈特。他思考了一会儿,低声说:“上海码头最近要从德国驶来几艘军火船,总计有10万支步枪,看看能不能从这些船上下手。不过,和我一起接收武器的还有一个国民党军队的上校。如果把他……”米申高兴地说:“这名中国军官我会解决的,只要你给我提供机会。”霍恩哈特突然问:“佣金有多少?”米申微笑道:“如果两万支枪都搞到,您的那份不会少于一万美元。”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米申将陈少堂送进了一个欧洲人开的妓院。而在同一时刻,霍恩哈特以兵器检查员的名义开据了一张证明,让米申拿着它去同港口的警卫部队交涉。很快,米申便以德国专家要检验武器性能为名,提走了两万支步枪和上千箱的子弹,直接送上一艘德国货轮驶离上海码头。轮船行到九江时,佐尔格派人化装成西门子公司的人,租用二十几辆美国道奇卡车将货卸下来装上卡车运走。很快游击队通过秘密交通线,用车拉、马驮、人扛等各种方法,将武器运到了中央苏区。


在停靠码头等待卸货的一个星期内,就丢失了两万支步枪,令国民党当局异常震惊。尽管国民党当局拼命追查,但也找不到线索。原因很简单,这个事件的主角是两个外国人,追查起来碍手碍脚。倒霉的陈少堂被糊里糊涂地送上了军事法庭。


德国军事顾问苦心经营的“大炮计划”破产


为了收集帝国主义列强帮助国民党政府进行不义战争的军事资料,佐尔格常常在南京的国际俱乐部和扶轮俱乐部里一连待上几个晚上,与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军官进行周旋,并从中获取情报。


1931年年底,佐尔格从南京顾问团上校专家勒贝尔博士处获悉,在柏林的埃贝尔贝克不久前签署了一份合同,即将出任中国蒋介石政府的军事顾问。佐尔格立即设法会见了这位一战中的老战友。在交谈中,佐尔格了解到德国军队将秘密帮助国民党军队设计一种新型的山炮。这种大炮是在弹道学家赫尔曼·克兰茨教授以及柏林军事工程学院的威廉·施维宁教授指导下由工程师们总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后加以改进生产的。


生产这种武器是德国康采恩秘密军备计划中的一项。由于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生产大口径、远射程的火炮,所以国防军通过其技术顾问,与瑞典波福尔斯工厂合作,准备在中国试验一下它们生产的武器性能。波福尔斯工厂计划在1932年用首批生产的48门山炮装备南京军队的两个炮团。运送时,首先要把大炮拆分成8个部分,每一部分重量都超过100公斤,用8匹骡子通过没有公路的地区运往阵地。而佐尔格的另一位战友戈特弗里德·吉尔贝特上尉负责培训中国炮手。训练学校就设在距南京蒋介石官邸以南约18公里远的汤山,那里有一个面积很大的射击场。


这些情况引起了佐尔格的高度重视。他立即指派他的中国助手通过关系秘密复制了该校的建筑草图、设计图和测绘资料,并迅速向中国工农红军提供了敌人的最新装备情况,使其及时作好战斗准备。通过情报小组与中共中央特科的秘密情报交换渠道,这个情况很快转到了江西红军总部。后来,当国民党军队得意洋洋地用大批骡子运输队运送这些新式山炮时,出乎意料地遭到了红军爆破小组和赤卫队的袭击。一路上,打打停停,使运输队损失过半。等把剩下的十几门山炮拼装好、秘密架设在赣南红军指挥部附近时,红军主力部队已敏捷地撤出了火炮攻击的范围。德国军事顾问苦心经营的“大炮计划”失败了。德国兵工专家期待的那种炮轰效果也无法核实,最后不得不暂时中断对国民党炮兵团的补给和培训。


从1930年到1932年,在短短的3年中,佐尔格和他的小组成员在中国幅员辽阔的土地上编织了一张庞大的情报网,对中国革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因为工作需要,莫斯科中央总部希望情报组织主要人员撤离中国。在被召回莫斯科、结束自己在中国的工作时,佐尔格无限留恋地说:“如果不是为了崇高的事业,我将在中国一直待下去。我已深深地迷恋上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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