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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蒋介石一边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之下勉强应付抗战,一边又和日本秘密谈判,试图以出卖国家利益为代价与日本“共存共荣”。

三次和日本人秘密谈判以外还要加上那位被许多日本人尊为"和平之神"的廖彬,日本投降后廖彬还被蒋介石奖赏一番,不料麦可阿色在日本翻出"和平之神"廖彬化名的使命档案,质问老蒋,老蒋急忙把"和平之神"廖彬送到黄泉了。

1939年蒋介石直接指挥的复兴社杜石山与日本萱野长知、小川平吉之间的香港谈判。

1939年1月,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在这一历史背景下,3月4日,他致电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杜石山指示他同日本进行“和平交涉”,方针是:“和平之基础”“尤不能忽视卢沟桥事变前后之中国现实状态”。(注:《蒋介石致杜石山》(1939年3月4 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11—612页。)3月16日,宋美龄莅港指导。17日,柳云龙、杜石山、萱野长知在香港大酒店350号房间开始交涉。柳云龙提出如下条件:(一)平等互让;(二)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三)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四)(日本)撤兵;(五)签订防共协定;(六)中国赞成经济合作;(七)不追究维新政府、临时政府人员的责任;(八)对满洲另行协定。(注:《萱野长知电报》(1939年3月18日),同上书,卷2,第614页。)3月24日,日本前铁道大臣小川平吉抵港参加谈判。日本方面对柳云龙的条件不予置理。4月初,小川平吉提出一个和谈的“先决问题”,即要求蒋介石将“容共抗日”改为“排共亲日”,首先讨伐共产党,然后实行局部停战,同时开始“和平交涉”。(注:《小川平吉致东京诸公阁下》(1939年 4月8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18—619页。)这个“先决问题”是在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日益壮大的情况下提出的,表明日方将“讨共” 作为日蒋妥协的基础。这是此次香港交涉内容与以前和谈的明显不同之处。杜石山将小川所提首先讨共的“先决问题”报告宋美龄,宋称可以密约办理。随后,杜致电蒋介石请示,蒋复电“用密约办理”。(注:《杜(石山)氏笔谈》(1939年3月末),《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15页。)

诡谲的小川试探蒋介石的诚意,指出:“方案内容极为微妙而且秘密,非面晤蒋委员长心腹要人不能详细议谈。”蒋介石听到小川要求派孔祥熙或居正赴港,表现逡巡不前。杜石山搪塞小川:此次交涉乃蒋之“嫡系人物”所秘密进行。柳云龙是蒋委员长姨母之子,直接与蒋以密电联络。且陈诚已派参谋长来港说明对付共产党的准备工作:山西、陕西两省有70万大军对共军取包围态势,各军校共系学员已悉行驱逐。 5月11日,小川平吉直接致函蒋介石:“当此艰局,毅然不惑,如挥快刀而斩乱麻,此诚真英雄豪杰之所为也。”请蒋派要员来港,或允小川偕萱野赴渝聆教。(注:《小川平吉致蒋介石函》(1939年5月11 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24—625页。)

小川密函转到重庆,蒋介石提交嫡系干部会议讨论。但事为中国共产党和桂系得悉。中共要求“通缉主和人员”,要蒋履行西安抗日约言,不得中途妥协;桂系声称:如果议和,广西军队将单独抗战。(注:《杜(石山)氏笔谈》(1939年6月6日及9日),《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第634、635页。)

当日蒋围绕派遣要员问题纠缠不休之际,汪精卫降日活动已有进展。东京确定实行“倒蒋立汪”政策。9月13日,日本政府声明:将扶持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列为施政方针。于是,萱野长知10月13日离港,日蒋交涉停顿。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是日本谈判者收集蒋介石在秘密议和中所发大量“密电”及其代理人杜石山与日本人“笔谈”手迹编纂而成的历史文献。它揭示出蒋介石指挥香港谈判诸多秘密活动,内容翔实,具有说服力。这一文献反映出的历史事实告诉人们:蒋介石确曾允诺日本谈判对手可以“首先讨伐共产党”,双方“用密约办理”。这是国民党统帅背离他本人向国人庄严宣布国共合作,“共保国家的生命与生存”诺言的铁证。《小川平吉关系文书》揭示蒋介石与敌密谋签订“讨共”密约的历史事实,很值得肯定蒋介石对日议和的研究者深思:所谓“为了结束战争而进行交涉并做出一定妥协并没有错”的论断是否符合实际?显然,“并没有错”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桩:1940年“桐工作”(又称“宋子良工作”)香港、澳门谈判。

这是大家所熟悉的一次日蒋“和平交涉”。这里仅简略地列举一些历史事实,来论证蒋介石在敌人提出更为苛刻的亡华计划的情况下,他为谋求妥协是怎样作出重大退让的。

1939年底,日本军部为了摆脱陆军泥足深陷和汪精卫集团难成气候的窘境,重新确立同蒋介石直接交涉的策略。

蒋介石侍从室亲信幕僚唐纵在其日记这样记载:雨农(戴笠)说:日本人“天天在香港寻求中央路线讲和。据敌方的表示,如果中央接受和平谈判,汪逆可以弃而不理,日方可以撤兵,而且板垣(征四郎)可以来重庆”。(注:《唐纵日记》,1940年3月2日条,第115页。)

于是,军统局派曾广冒充“宋子良”在香港同日本参谋本部铃木卓尔中佐挂上了钩。日蒋双方持官方证书的代表于1940年3月、6月在香港、澳门进行两轮交涉。

日本代表提出经参谋总长载仁批准的“停战先决条件”:重庆政府应当保证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保证与汪精卫派合作,重新建立中央政府或与中央政府合并;正式调整邦交,实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中国承认“满洲国”;日军驻扎于华北、蒙疆要地;华北、长江下游实现日中“经济合作”;在治安恢复后日本始能撤退防共协定以外的兵力。(注:参谋总长载仁:《对实施桐工作的指示》(1940 年2月21日),《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年中译本,第335—337页。)随后,日本方面又增加一条要求:日本在海南岛设置海军基地。

显然,这是比先前两次“和平交涉”更为苛刻的亡华条件。它有两个特点:一是要求“汪蒋合流”;二是将对华军事占领扩大到全国范围,而且长期化、合法化。其实质是:要求蒋介石放弃抗日容共政策;让日军占领从东北四省、华北、内蒙乃至海南岛的中国国土;听任日本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沦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

据日本档案《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1940年3月)、《今井武夫回忆录》收录双方“对答记录”和中国方面3月10 日提出书面的《和平意见》的记载,重庆代表在交涉中对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让步:

(一)“满洲国的独立是既成事实”,蒋委员长“对表示承认毫无异议”。目前,中国方面主张中日“缔结特别协定,两国共同将其作为保护国”。(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4、136、341页。)

(二)原则上同意“缔结防共协定及使内蒙地区特殊化”;万一“在国防上有必要时,可推迟一部分撤兵”。(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7、340页。此外,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1940年3月)的表述是:“中国方面提出,当撤兵之际,在具体方法上,日本军可在必要地点,相当长期地延缓撤兵。”)

(三)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注:中国委员:《和平意见》第二条,《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9页。)重庆代表、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强调: “自然停止抗日”;“中国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问题可交给中国好了。”(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2—133页。)

(四)可以把华北、长江下游地区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注:《今井武夫回忆》,第133页。)“绝对同意”给日本臣民以在中国内地的居住、营业自由。(注:中国委员:《和平意见》,第五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五)中国招聘日本的军事、经济顾问。(注:中国委员:《和平意见》,第六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此外,重庆代表指出:汪精卫问题“纯为中国内政问题”,无庸列为和平条件之一;绝不承认日军驻兵华北。

日本军部实行以战迫降的故技。日军占领入川门户宜昌;猛烈轰炸重庆;迫使英国封闭滇缅公路三个月。在这种高压之下,蒋介石于6 月22日同意与板垣征四郎、汪精卫举行三人“长沙会谈”,解决中日之间“所有问题”。

此刻,美国“制日援华”动向开始出现,中国共产党反对中途妥协的势头强劲。举棋不定的蒋介石在最后关头决定“暂时搁置”他已同意举行的“长沙会谈”。

蒋介石在“桐工作”交涉中对日退让范围之广泛,性质之严重是空前未有的。同前两次议和中让步相比较:在满洲问题上,由应允“派公使或大使”进一步退让到缔结协定,认可“满洲国”是日本的“保护国”;由同意签订“讨共”密约升格为承诺“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吐口日本“可推迟一部分撤兵”;把“经济合作”地域具体化,同意日本在“华北、长江下游”开发资源;明白表示招聘日本军事、经济顾问;听任“日本臣民”自由地在内地居住和经营……这些重大退让牵涉到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上的大是大非,实为民族大义所不容,极端有害于抗战事业。这表明蒋介石把自己一贯标榜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八个字快要丢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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