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与国学 --- 对话中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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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金庸小说与国学 --- 对话中的思考

对话严家炎:传统文化可以借助金庸小说来普及;法治社会应当依靠侠义精神去推动


金庸小说与国学


传统文化中的正面内容需要弘扬


陈志明:作为传统文化的热爱者,作为“金庸研究”的“专业人士”,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将金庸研究的“学术话语”转化为“经世致用”的社会实践行动?

象近年兴起的青少年读经运动,其实就是传统文化回归的一个好兆头。但单只青少年读经还不够,应当是全民读经;全民读经也还不够,应当是全民回归传统文化。青少年读经运动只能是其中一部分,它不能是全部。


严家炎:您谈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把金庸与国学复兴二者联系起来,这种情形其实已经有了,不是最近一两年,也不止一两篇文章这样讲。起码我是听十几年前就有人这么讲了。这个思路很对,从这个角度切入研究,很好。

不过,要从这个角度讲出水平,讲的深入,有份量,拿出一些震憾性的成果,不太容易。


陈志明:我在想,金庸小说为什么一直以来为广大读者所喜爱、所接受?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其实正是广大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孺慕之情在起作用。传统文化中的正面内容,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人格方面)”、“士可杀不可辱(气节方面)”、“仁者无敌(广行仁政之理论基础)”、“一诺千金,生死以之(诚信问题)”、“路见不平,舍身相助(社会正义)”等等,现在这个社会是缺乏了,不多见了。在现下社会中找不到的东西,大家没办法,只有折个衷,去金庸小说里面找。一找之下,发现现下社会中缺乏的东西在金庸小说里面竟然保存的很完好,应有尽有,所以就一头扎进去,迷上了它,再也不出来了。在这里,他们不是在读武侠小说,也不是在追求一种打打杀杀的感官刺激,相反,他们追求的恰恰是传统文化中的正面内容(如公正、良知、正义等)。当然,也不排除一些读者追求一些“软”的传统文化内容(如琴、棋、书、画、诗、词、曲、赋、天文、地理、民俗、风物等),但这些追求都是值得肯定的。


严家炎:是的,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正面的内容,需要弘扬。像《论语》、《孟子》、《老》、《庄》等古代优秀哲学典籍,他们的哲学在文化课里应该加以普及,在道德观念方面,优秀的部分也应当加以提倡。


不赞成全民读经


陈志明:像上次我给您寄的资料中说的那样(按:笔者不久前,曾给严老师寄过一些讨论金庸小说与国学复兴的资料,其中提到一个小故事:一个文化水平并不高的出租车司机,居然对孟子讲的“仁者无敌”等概念知之甚多,而他之所以知道,是因为他读过金庸小说),“仁者无敌”这个概念,孟子讲了二千多年,知道者也并不太多,但通过读金庸小说,短短数十年内,全国就有三亿读者知道了它。


严家炎:是这样,金庸小说可以帮助普及传统文化中许多优秀的东西,让广大的读者都知道,如《道德经》,很艰涩难懂,金庸通过“武”(就是武学招数等),实际上是讲了一些道家的哲学。如“无剑胜有剑”,可以帮助人们领会道家的哲学。读金庸小说既有故事趣味,又普及了传统文化。但是像你提到的“全民读经”,我不赞成。全民读经没有意义,也是没有效果的。比如有一些人是文盲,他们连字都不认识,这个他们怎么读?所以说全民读经,是不切合实际的。文盲是不懂的(陈插话:也不一定……)“无剑胜有剑”,文盲他是不懂的。读者应该有一些起码的文化程度,这样才能理解传统文化,全民读经是不现实的。


我不受别人思想的影响:读书一定要独立思考


陈志明:您的这种观点是不是受了鲁迅先生的影响?


严家炎:(笑)鲁迅我当然读的,《鲁迅全集》我都读的。但是同时我也读《论语》、《孟子》。在五岁的时候,我就读《论语》和《孟子》了。无论读鲁迅,还是读《论语》、《孟子》,我都是经过一番独立思考的,不受别人的影响。如果人云亦云,那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独立思考以后,还要加以实践,甚至还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然后才能体会到该怎么去做。无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传统文化,都要经过自己的分析、思考,首先要先弄懂它,然后再去理解它的价值,有几分是对的,有几分是错的,然后再确定对的价值。比如古代的三纲五常(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丈夫死了,妇女要守节、殉节,女人一定终身不嫁。有的女人为没有见过面的未婚夫殉节,你想想,没有见过面,有什么感情?所以说,这是一种奴隶哲学,不赋予女性独立的人格、价值,这对于女性来讲,是很悲惨的。我们儒家讲三纲,法家也讲,这个是需要批评的。传统的东西不一定都对。金庸小说普及了传统文化中许多优秀的东西,但金庸也批评儒家的一些讲法。比如《射雕英雄传》中,黄蓉编的“乞丐何曾有二妻”,就对孟子加以批评。孟子说齐国有一个乞丐,竟能娶得起一妻一妾,他是个乞丐,穷得要死,怎么能娶得起两个妻子呢?所以说这是不通的,是不尽情理的,是荒唐的。黄蓉就对他加以批评、嘲笑。金庸提倡诸子百家中优秀的部分,但对于迂腐不通的东西,也是加以分析认识,加以批评的。


肯定借金庸小说普及传统文化的思路:治学要循序渐进,不要急于求成


陈志明:有些读者喜欢金庸小说,却说不上来为什么喜欢?喜欢它的哪里?比如一个围棋爱好者,看到金庸小说中有关围棋的情节,便欢喜赞叹;或是一个音乐爱好者,看到金庸小说中有古琴演奏的饶有古风之事,亦反复吟咏;但你若问他喜欢哪里?他却很难回答说,我喜欢里面的围棋、琴艺,因为金庸小说是小说,不是棋谱、琴谱,他们这样回答觉得别人也许会笑他,所以他们就笼统的说,反正喜欢金庸小说。有时还会加一句,不信你读读,一读你会也喜欢。在这里,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他们也不是喜欢棋,也不是喜欢琴,其实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渴求、孺慕。中国人见到中国传统文化,就象是孩子见到母亲一样,心中自然会产生一种孺慕之意。但你若问他,你喜欢母亲哪里?是她腕上戴的手镯吗?还是手表?他就答不上来。他只说,我喜欢母亲。众所周知,我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历经战乱,复有多种的外来思潮之冲击,中国传统文化几乎断层。中国读者没有了传统文化熏陶,正好比是孩子没有了母亲哺育。无则求之,中国人于是向小说、戏曲等文艺作品中去寻求。一寻之下,发现除了金庸小说(包括与金庸小说同类的各种小说)之外,其它的与传统文化均不沾边。于是大家就一股脑的涌向金庸小说。金庸小说的三亿读者,于是焉一夕而成。在这里,其实并不是金庸本人如何伟大,也不是金庸小说完美的如何无懈可击,而只是传统文化在起决定性作用。反观其它武侠作品可知,它们的传统文化含金量没有金庸小说来的高、来的多,所以影响也就不比金庸,但多少它们都沾了传统文化的光,所以,武侠小说这个品类,读者群就一直高居所有文艺作品之首。

经过一段思考,一个大胆的想法渐渐清晰起来,即:我们可以借助金庸小说,借助金庸小说庞大的读者群,以讲述金庸小说为表,以阐释传统文化为里,与目前的青少年读经运动相呼应(甚至将之融而为一),轻松完成国学复兴的第一阶段——至少有三亿读者在无须死记硬背“子曰诗云”的情形下,能够举重若轻的将国学融会贯通。


严家炎:你说的道理是对的,我赞成。如果想把这项工作做好,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很大的力气。这里面,不但需要对金庸小说有研究,同时也需要对国学有研究。两个方面,都需要下一番功夫。这样,才能讲出一些有价值的意见。

做这个工作,不要怕艰苦,也不要急于求成。当年连鲁迅先生都是这样,一个意见拿出来,究竟发表不发表,有时候拿不准,一放就是半年,然后才发。如《铸剑》,他是在1926年秋天在厦门写的,但是一直等到1927年3月份,他才改定后递出去发表。鲁迅平生以创作为乐,但治学严谨,写出来的文章只有把自己的想法、立场充分表达了,这才拿出去发表。他的杂文是个例外,为什么呢?因为杂文是为应时而作。如当年日本侵略东北,必须快速表态,不能迟延,就赶夜车,第二天就发表。因为这个必须要发的快,如果你放到两年以后再发,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除了这些,鲁迅先生写的东西,都是很严谨的,往往搁上一段再发表。


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建议女儿读金庸小说


陈志明:都有哪些人谈过金庸小说与国学复兴的问题,能否试举一例?


严家炎:非常多。尤其是海外的一些人士,他们对金庸小说保留兴趣,并且打下了自身的国学修养基础。譬如连战(国民党荣誉主席),我当年访问台湾时,连战先生讲到,他为了怕他的女儿忘记国学,忘记汉语(母语),就建议女儿读金庸小说;因为金庸小说不枯躁、有兴趣,有故事情节,所以在阅读过程中,不知不觉就培养出了古汉语的理解能力,加深了传统文化方面的修养(注:本问答问与答不合,原文如此)。


陈志明:傅国涌的《金庸传》中,也提到一个故事:陈水扁的女儿陈幸妤也是标准金庸迷,为大学里的社团没有“金庸社”而感到遗憾。这可谓是“无独有偶”了。


严家炎:(笑)这个我不清楚,也有这种可能。

在我国,有很多儿女在海外的家庭,为了不忘记汉语(母语),不忘记中国文化,大多都是通过阅读金庸小说来获得相关的知识。


寓教于乐:借助金庸小说弘扬传统文化


陈志明:试举一例:比如我们讲“知其不可而为之”,你引用历代注、疏、正义、发微等,都不好讲,但是你只要讲“郭靖守城,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大家马上就懂了。郭靖守襄阳,明知大势所趋,一定守不住,但他身当斯时斯地,却还是要守,这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在眼下的汉语架构中,金庸话语是“共通” 性的话语,几乎人人都懂。你只要说一个人是岳不群,不必提“伪君子”三字,人人就都知道你是在说他“伪君子”,你一说,大家就都懂了,不用多解释。别的如四书、五经之类,你再说,大家还是鲜有人懂,即使有人懂,也觉得坐而论道,枯燥无味,不比讲金庸小说来的眉飞色舞——这其实也正是一个传道解惑的最高境界:寓教于乐——在轻松、愉悦的阅读、思考中获得丰厚的文化知识。说到这里,又有一个小插曲:我的一位在教育界工作的教师朋友,本来不读金庸,在我的“诱惑”之下,偶尔读了一部《倚天屠龙记》,这就奉以为宝,一天喜孜孜的告诉我,金庸就是行,在课堂上,只要你一提金庸,一“以金庸小说为例”,下面气氛马上就不一样:犯困的马上就来了精神,走神的马上就聚精会神,一个个睁大眼睛充满期待的等你往下讲,结果一堂课下来,效果绝佳。现场气氛既然活跃,学生既然有兴趣,那么学习印象、记忆也就会一定深,你讲过之后,郭靖守襄阳如何如何,大家印象就会特别好,记得牢,不容易忘,目前青年少读经,采取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是死记硬背,因为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发现其它好办法,但现在既然有了金庸小说,这个方法就显得笨多了,所以说借助金庸小说,弘扬传统文化,寓教于乐,别具一格,一定会引起广大学子们的兴趣。学习的关键,其实也正是“兴趣”二字,一旦兴趣来了,学习起来,自然事半功倍。


严家炎:在台湾、美国的中国学者,他们通过阅读金庸小说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首先他们自己读了之后,觉得有收获,能了解中国文化,所以又要求学子、学生们阅读。也有撰写文章,正面加以论述的。


陈志明:我们是不是有计划、有方向的制定一个思路。比如您的专著《金庸小说论稿》一书中,其中一章讲的是“金庸笔下的义”,你是否可以站在教育学生的基础上将其扩展为一个读本(这个“义”当然是民族大义的“义”)。另外,是否可以邀请一些有见识、有学问的朋友们,另行撰写诸如“金庸笔下的仁”、“金庸笔下的礼”等等,站在儒学(以及其它诸子学说)的角度,将中国传统文化中正面的内容加以的梳理,有条有理的将之弘扬、推广。这样,学生们感到新鲜,就有兴趣,就喜欢读。借助金庸小说的普及程度,举重若轻的完成“国学复兴”的初级阶段。


严家炎:在法律制度不健全的今天,道德自律就显得尤为重要。重倡“仁”、“义”、“礼、”、“智”、“信”等,极有社会意义。

关键是如何引导。正面肯定金庸小说,肯定传统文化的价值和重倡传统文化的意义,这是一项完全值得一做的工作。


陈志明:您能不能站出来,公开发表一个声明什么的,号召大家一起来做?


严家炎:(笑)不是号召,这应该大家共同努力。不一定等到某个人来号召,大家可以一起来做。年纪大的、年轻的,大家一起做,一定能做成一些事情,不是等待某个个人来做。


侠义精神是法治与德治的重要补充


陈志明:过去我在乡下老家,邻里之间很和睦,很友爱。一家家中没米没面了,向邻居另一家借,邻家就会很热情的给你,还问够不够?善解人意到一点也不让你难堪。也不让你还,你还他就生气。虽然后来总是要还,而且一定还的还多,但是在借与还之间,来来去去,邻里之情就进一步加深,社会稳定的基础也就进一步巩固。我认为,那种雍容大度的农家气象是真正的中国民间气象。很遗憾,这种气象现在已经见不到了。有人发了财、做了官,就有很多人去恭维、迎合他,希望能分到一杯羹。虽然明知分不到,还是有很多人乐此不疲。有的人有钱有势,欺负别人,没有人站出来帮弱者说话。就是帮,也帮不上,因为别人一句“现在是法治社会”,你就没办法了。打抱不平没有法律根据,变成了非法行为。法院收了有财势者的礼,就帮他一块欺负别人,还说,这就是法律。

严老师,在拜读您的大著《金庸小说论稿》时,书中的一篇文章《文化生态平衡与武侠小说命运》,引起了我的注意,在书中,我发现您也提到了侠义精神与法治社会的关系。在文章中,您说当底层人民受权势者欺压,处于哀哀无告状态时,侠客的出现,对官府可能是一种对抗,而对受苦者无疑是一种解救和抚慰,避免了事态的不可收拾,缓解了社会矛盾。侠义行动是一种社会润滑剂,它在一定范围内抑制强暴,消除祸端,使已有的社会问题不致继续积累而导致爆炸。源于墨家的游侠在法治和德治难以奏效的范围内弥合伤痛,为社会敷上一帖帖止痛的伤膏,作为法治与德治的一种补充,同样起着保持生态平衡的作用。

我想问的是,既然侠义精神如此重要,在目前我国法治建设进一步加快的大环境下,您如何看待侠义精神与法治社会二者之间的关系?


严家炎:这个问题,要具体思考,具体探讨。

当前有一种人,否认侠义精神。他们认为侠义精神对当前的社会发展有消极作用,会引起某种混乱。我曾公开讲,文章也讲,我认为不是这样。

法治与侠义都讲社会正义。为什么说法治与侠义都讲社会正义呢?法治建设,本来就是为了社会正义,此不赘言,但在一些案件的具体执行中,法官、律师等不讲正义,他们不站在正义一方,自己拿了强势者的钱,得点好处,就胡作非为,践踏法律,帮助强势者去压迫弱势者。这时就需要侠义力量出来抑制它。这种“生态平衡”任何时代都需要。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讲侠义精神,并不是莽撞、胡来。是非分明,善恶分明,这应当是一个基础态度。同时,还要有节制。不然自己先被黑恶势力消灭了(笑)。所以说不但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

我们讲侠义精神,有很复杂的一些情况,要讲好、讲的恰如其分,既要消除一些人认识上的误解,对社会也要起好的作用。不要因为“现在是法治社会”,我们就不讲正义了。社会很复杂,要学会观察社会,看看现实社会里有什么问题。侠义与社会需要结合。

您这方面的思考很有意义,可以继续思考,继续努力。

法治社会与侠义精神(社会正义)不是对立的。我讲过一个人在街上走,看到暴徒行凶了,他袖手不顾,说,这事儿应该警察管,法治社会,要讲法治嘛!——这样对吗?当然不对!要勇敢的站出来与歹徒作斗争!——当然,要讲机智,有策略,不然,帮不了别人,自己也白白牺牲了。法治社会与侠义精神二者是互补的,任何社会都是同时需要的,不是一个排斥另一个。当二者之间,有一个出现了不正常的情形,那就说明这个社会出现了问题,它是不健全的,生态平衡受到了破坏。


盛赞高耀洁、王选为维护社会正义做出的努力


陈志明:例如我们河南的高耀洁女士,浙江义乌的王选女士,她们都是当代社会中极具侠义精神的人物。高耀洁女士对河南艾滋病疫情的关注,王选女士对当年侵华日本所犯累累罪行的揭露,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改变着国人以及世界对社会正义的看法;她们的一言一行,拷问着人们的良知。在这里,我想说一句,王选奔走呼吁这么多年(有媒体形容说,这是又一次八年抗战。只是过去的八年抗战我们胜利了,今日的八年抗战不但“来日方长”,并且还生死未卜),偌大一个中国竟然没有一个律师站出来帮助她,这实在是中国律师界的耻辱。


严家炎:高耀洁、王选女士,她们的事迹我知道。对她们我由衷的感到钦佩。我很赞成她们勇敢的作为。为了维护社会正义,她们付出了很多。


亲历“反贪行动”:与贪污腐败作斗争


陈志明:您在央视《对话》节目中,也提到过当法律制度不健全时,可以用侠客的方式去推动它。当前的普遍看法是,法律制度虽然“客观”,但有时候却未必公正;侠义精神虽然“主观”,却在很大的程度上代表了公正。侠义精神,反映了人们面对这个世界时的基本态度:明善恶,辨是非。您认为是这样吗?


严家炎:是这样。我自己也经历过“反贪行动”,(笑)那是掌握了真赃实据的。我和一些同事老师结合起来,与贪污腐败作斗争。但效果并不理想。这牵涉到一些有权势的人,动不了他。你有证据,不错,但他们可以封杀你。这里面又有一个“妥协”的概念,可以妥协。当时的事情就是这样。我们一再坚持、努力,但最终只是官方出面,表一个态: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啦等等,你没办法。


陈志明:当时有没有什么压力?


严家炎:没有被他们“整”,但他们暗中有所谋划。当时就有人提醒我,要注意人身安全。但我想,要有勇气面对他们。

也有一些人知道是非,但是没有勇气说出来。在他们心里,也还是向正义靠的近一点吧。

有一个记者,曾经就一个新闻媒体炒的很响的贪污案件采访我。当时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严老师,您害怕不害怕?(陈插话:您怕不怕?)我说,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我认为做这些,同这些丑恶现象、犯罪行为做斗争,是应该的。既使他们背后有权势者撑腰,但我不怕。为了社会,为了社会正义,既使有所献出,也是应该的。我参加共产党半个多世纪,这样做是完全无愧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资格的。最后倒是这个记者怕起来(笑),他(采访内容)没有发表。(笑)那我说,他采访我干吗?(大笑)


做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学以致用


严家炎:做学术研究,最重要的一点是学以致用。不要只呆在象牙塔里面,要走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学术道路。


陈志明:在央视《对话》栏目里面,有一位南京大学的王彬彬先生,他对侠义精神持否定态度,这里面好象有一点误解。在我看来,他是极不具备状态的。我们河南大学的学者就相反:他们对侠义精神持肯定态度。


严家炎:对。他对侠义精神是持否定态度的。我在那篇《文化生态平衡与武侠小说命运》中作过强调,无论在任何时候,侠义精神都是需要的。只是如何做到做好,那就任重道远。重要的是要坚持、努力,一代代人做下去,总会完善。


寄语下一代年轻学人:努力做事,不要空等


陈志明:最后,严老师,请您对我们这一代的年轻学人说几句话(提醒严:我今年刚满三十岁)。


严家炎:您这个年龄非常宝贵,应该很好的利用。要抓紧时间,无论在学业,还是事业上,都要有所成就。学术研究,要耐得住寂寞,并且还要付出艰苦的劳动,付出一定的代价。但不要怕,只要有理想,并且脚踏实地的去做,就一定会实现,重要的是努力去做,不要空等。


陈志明:谢谢严老师,我们一定会努力的,谢谢您。


严家炎:不客气,也谢谢您。


无本人及陈志明先生授权,任何个人及团体或网站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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