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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商朝之“商”本是夏人“有辛氏”国号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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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谭俊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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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有关汤灭夏的历史信息有机贯穿,可以隐约构成一条或然的逻辑线索:汤娶夏人有辛氏首领之女而与其翁结盟,并奉其“桀众”以克“有夏”。而通过对“商”“辛”二字的分析我们发现:“商”就是图腾之“辛”的文字表达,即“商”字表示的是夏人“有辛氏”图腾,那么显然,名号之“商”就是夏人有辛氏“国号”。汤是奉有辛氏为主、打其旗号、借其族众而灭夏的。其后出现的先是有辛氏“商朝”。而为人熟知的则是后来“因商号以代商政”的殷人之“商”即“殷商”。殷商最后被自称“有夏”的周人所灭,因而殷人与有辛氏皆成“有夏”之罪人。这为《说文》释辛“罪也”找到了根源,也为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体现的,其夏都原城址在进入“商”纪年后依然为夏人占据且繁荣依旧的“奇怪现象”提供了当然的解释。更关键的是,相关资料表明,直到夏灭之时,殷人还只是“刚从原始社会脱胎出来的落后部落”。所以,商代繁盛的青铜文明和成熟的甲骨文体系,都只能是从夏人那里继承而来的。这就意味着,对中国文字的初创和青铜文明的出现及其繁荣时期的认定,必须大大提前!而其逻辑结果和必然结论的指向则是:中华民族有5000年文明史是可信的!

关键词:辛;有辛氏;图腾;国号;商;殷商

史载,“有辛氏”为大禹之后[1]、夏后启所封,[2]汤妃其女[3]。此皆见“辛”之不凡。而《说文》谓辛:“辠(罪)也。”高贵如辛氏者竞以“罪辛”为号,何也?墨子有云:“汤奉桀众以克有(夏)。”[4]此“桀众”谁人是也?屈子问天:“汤谋易旅,何以厚之?”[5]——汤所奉之“桀众”得到了什么回报?二里头遗址发掘证明,在一般认为已实现了夏商王朝更替的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夏人仍居夏都且享繁华依旧并有新建宫室宫墙[6]。此岂“亡国奴”之境遇?这群依然在夏都享乐的夏人,是否就是汤所奉之“桀众”呢?毁宗庙迁社稷乃灭国标志,而“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7]又意味着什么呢?

将上述信息如此排列,已隐约可以看到其内在的逻辑联系:汤应是利用与有辛氏老丈人的结盟,借夏人有辛氏的政治资源和影响力完成灭夏兴商大业的。而后文的举证与分析,不仅会对此予以必要的核实,而且将证明,“商”本是有辛氏国号,而我们目前所知的“商朝”则是殷人“因商号而代商政”的商朝。

于是,那段扑朔迷离的历史,将变得清晰起来,甚至某些具体情节的生动画面都可以在我们面前浮现出来:

大约3600年前的一天,伊河波涌,洛水浪翻。伏牛风急,熊耳云湍[8]。汤,一个来自北方游牧部落的首领,手持一把“辛形大钺”[9],率领着“有辛氏”夏人同盟军和他野蛮骁勇的“殷人”将士,将一面“商”字大旗插上了当年的夏朝国都、位于今天偃师西南二里头村的斟鄩城头,完成了他鸠占鹊巢连环大计的关键步骤——以商代夏。

那面“商字大旗”,是汤从老丈人——夏人有辛氏首领那里“借”来的。也就是说,这面大旗是夏人有辛氏的旗号!

显然,这是有关“商灭夏”历史掌故的一个“新版本”。但它或许正是“汤奉桀众以克有夏”的真实历史。而墨子所谓的“桀众”,大概就是指夏人有辛氏。

请参看图例。图1和下文中的图3,是笔者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参考《下七垣文化与同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分布示意图》,综合笔者的研究结果绘制或标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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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辛氏”是姒姓夏人即大禹后裔中的一支[10],其在夏朝政治格局中的特殊地位,因为对“辛”字初文本义理解的欠缺一直未被真正认识到。

《说文》释辛:“罪也”,即“辛”表“有罪”。可是联系到大禹后裔包括“辛氏”一族的事实,你能相信这一释义真是“辛”字本义吗?

甲骨文出土后人们发现,原来高贵的龙凤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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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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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似乎也多从“辛”(指诸字头上所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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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简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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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就连“从辛”的“妾”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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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也无卑贱之义,甚至用来称呼商先王之“妻”[11]。因此很多学者提出了对“辛表有罪”的质疑。但一些头上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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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龙凤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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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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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以及不少“妾”用为祭祀人牲的案例,则是坚持“辛表有罪说”的证据。双方各有所据,一时谁也说服不了谁。

当时并没有人把大禹后裔包括“辛氏”一族作为论据,因为在人们印象中,“辛氏”之“辛”如《元和姓纂》所记,应是由“莘”去“艹”而来。但其实这不符合文字发展规律——早期文字是没有偏旁部首的,所以只能是先有“辛”而后有“莘”。而来源悠久的“有辛氏”,其氏称的形成大概正处于文字的初创期,所以,表达这一氏称的文字很可能就是“辛”的最古形式。根本不可能起源于“莘”,更不可能本表“有罪”。这一点当时并没有被注意到[12](惯常的认识即使存在明显谬误,如不仔细品味,也难有所察觉)。这样,虽然以“辛表有罪说”看待甲骨文早已漏洞百出,但新说依然难以成立。后来争论沉寂下来,学界观点基本统一到基于《说文》而对龙凤又别而论之的主流中来。即:“辛”为“剞劂”[13]、引申为“辠黥刑余”(受过黥刑)。而“龙”“凤”于卜辞虽有“从辛作者”,但其“辛”乃“象龙凤头上之冠……龙凤均非从辛若辛之字,其义亦判然有别。”[14]

如今,这个问题已不再引人热议。然而笔者发现,甲骨文 “”“头上所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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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不是别的,而是“倒书”的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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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字!而置于龙凤头上的倒书之“王”与龙凤历来象征“王者”的完全契合,则说明此形此义明显相关。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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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此用绝非仅表饰物。

在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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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它是不是“辛”)为倒书“字的基础上,就可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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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字“初文本义”来源于斧钺之形 ,推知或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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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有斧钺之形(甲骨文实物字颠倒,所表之物不变,文字本质义也不变)且亦表“王”义了。从“辛”

“龙”“凤”之“王者气象”,正由此来。此时,我们再看“王亥妾”、“示壬妾”中戴 之“妾”,就不仅仅是王亥、示壬之妻,而直接可以视作“王妃”了。

当然,“龙”“凤”头上也有并非王者标记而所戴类似“头饰”者,但那不应理解为文字创制者的“表意图式”(戴有明确王者标记 或 之“龙”“凤”,才有区别于其他普通虫禽的根本性义符),而应视作文字使用者的“书法发挥”。就像今天也频繁出现于各种场合的“不规范字”一样(当时的文字刚脱胎于“图画”“不久”,自由发挥的可能性更大。但“表意”才是中国文字古已有之的主流发展方向,也是先贤中最智者注入文字的本质内容。而对这种表意成分的不渝追寻和清醒把握,才是使文字研究不脱离理性并与先贤思维“同频共振”的前提)。

至于甲骨卜辞中“妾”被用为祭祀“人牲”的例子,更是不足为奇。这与用“方伯”(方国国君)作为牺牲的案例[15]同出一理——牺牲者越是高贵,越能表示献祭者的诚意,何况那多是敌国的高贵者。

(二、三部分往下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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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司马迁:《史记?夏本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9页。

[2] 林宝:《元和姓纂》,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55页。

[3] 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4页,集解。

[4] 毕沅:《墨子?非攻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3页。

[5] 屈原:《天问》,见王逸《楚辞章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73页。

[6]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考古新发现》,《考古》2005年第7期。

[7] 司马迁:《史记?殷本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6页。

[8] 夏都斟鄩位于伊河、洛水之间;伏牛、熊耳是其西侧山脉。殷人祖先以牧牛为业,夏禹有化熊传说。

[9] 司马迁:《史记?殷本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5页:“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夏。”

[10] 司马迁:《史记·夏本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9页。

[11] 甲骨卜辞中有“妾”指先王妻之例,如:

、 ,

《甲骨文合集》660:“(侑)于王亥妾”、2385:“侑于示壬妾”。其中先王之“妾”皆为祭祀的对象。

[12] 但即使是这一点,也会因 形“干支辛”在卜辞中的普遍存在和其与 形的明显差异,而给人留下 形“辛”或许才是“辛”之“古字”的印象。

[13] “剞劂”本泛指斤斧或雕凿工具,但在此处却单被当作在面部刺字的行刑工具。

[14]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干支》,上海,上海大东书局,1931年,第12-13页。

[15] 郭沫若、胡厚轩:《甲骨文合集》26925:“羌二方白(伯)其用于祖丁、父甲”(“羌”是牺牲处理方法:羌两个方国国君用来祭祀祖丁、父甲);《合集》32287:“其報三邦白(伯)于父丁”(“報”是祭祀方法:以報祭的形式向父亲丁贡献三个作为祭品的方国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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