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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是学术大家,一代宗师。他以史学成名,但学问之渊博,已经使其治学超越了史学而成为“国学大师”,与陈寅恪、吕思勉、陈垣并称“现代四大历史学家”。他认为对古典文献的普遍怀疑会导致对上古历史的全盘否定。在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其短也必有其长,不能因为本国历史发展到近代出现了种种病痛,就彻底否定其发展,甚至文化生命本身。

钱穆于1940年出版《国史大纲》,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的爱惜保护之热情,阐扬民族文化史观,被国民政府教育部确定为大学用书。在《国史大纲》引言里,他将中国传统文化奉为圭臬。

1949年,钱穆因对美国心存幻想而远赴香港,担任亚洲文商学院院长,付出了远离故土、抛妻弃子的代价。在人生最窘迫潦倒的时候,钱穆选择了去创建一所新的大学。

钱穆授学,最看中读书与做人。他告诉弟子,教育的最高理想在于培养“士君子”。“士”是指知识而言,“君子”则指人的品格修养,“知识”与“修养”两者配合才能成就儒家理想中的“士”。他要学生们入乎时代之中,出乎时代之上。在钱穆看来,一个真正的士,应该超越国家和朝代的界囿,具备以天下兴亡为已任的大观念。

因办学有成,钱穆获香港政府尊崇。在给老师吕思勉的信中,钱穆做了这样的解释:“学生对中国文化薄有所窥,但不愿违背自己的主张,愿效法明末朱舜水流寓日本传播中国文化,也很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

在台湾,面对巨大的时代洪流,钱穆依然选择了纯粹文化意义上的坚守态度。这位为弘扬中国文化奋斗终身的一代国学大师,于1990年在台逝世。他一生为学,其宗旨始终围绕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极力推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世价值,将此视为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复兴所必不可缺的根基与凝聚力,时时呼吁中国人勿忘自己的文化精神。他曾说:“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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