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北亚古代民族与文明通史》匈奴人4

《中亚北亚古代民族与文明通史》匈奴人4

匈奴文明

匈奴文明与其拥有的生态文明密切相关,匈奴在所建立的生态文明的基础上,拥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国家政治制度、军事制度和璀璨的艺术。

匈奴曾在欧亚大陆驰骋近千年,其唯一保存下来的都城——统万城,被中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纳入了新版《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作为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匈奴千年前广泛分布在中国北方和中亚,甚至游猎至欧洲左右了欧亚大陆的历史,其文明却湮没在历史之中。作为唯一确认的匈奴都城——统万城,是1600年前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大夏国首都,位于陕西省靖边县红墩界乡白城则村,在民族史、建都史以及考古和艺术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

1、敬重自然的生态意识

匈奴人有“天所立”、“天地所生”的“天”意识。匈奴人的宗教信仰带有明显的萨满教特点。据记载,匈奴人“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而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有巫者,出兵必占吉凶,敬仰天地日月,有崇拜偶像的习俗。在诸神崇拜中,特别注重天神。认为天神是诸神的最高主宰,人世间的得失均仰仗于天。如果人的行动能顺乎天道,天便会给人赐吉祥。否则,天便要给人降灾祸。因此每当行事顺利时,便称之为“天之福”。

自匈奴始,中国北方草原的各个民族把敬重自然的生态意识流传下来,突厥也是一个崇拜“天”的民族。在突厥文碑铭中,有许多“从天生”、“天所生”的概念。在粟特语中,也有相同的“天”的概念。蒙古人的“长生天”意识更为人所周知。

在所有匈奴的遗址和墓葬中,都有大量以动物为装饰的器物,这种动物造型是匈奴文化的主要特征。动物造型是欧亚草原古代民族通用的装饰题材,分布地域相当广泛,从中国北方草原地区、蒙古国、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哈萨克斯坦到黑海沿岸都很盛行,国外学者将此命名为“野兽纹”。匈奴自然崇拜,当然离不开大自然赋予的动物,马、牛、羊、虎、鹰等都是草原上常见的动物,与匈奴的生活密切相关,很容易成为他们的图腾。祭祀的祖先也与动物图腾有关,匈奴各部落把草原上生存的动物认为与自己的来源有关,把之作为祖先崇拜。匈奴有把偶像作为祖先、天地、鬼神的化身而予以崇拜。由于特定的生态环境和生活方式,马、牛、羊、鹿、虎、鸟等动物便成为匈奴的崇拜物,即氏族或部落的标志物。

匈奴文化的主要内涵为各种质地上的动物造型,这不仅体现了战国至汉朝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生活情景,更能反映当时与日常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原始宗教——图腾崇拜的状况。

动物本身来源于自然生态环境,与匈奴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使匈奴对动物有着某种亲近感,最终产生对它们的崇拜,出现了最初的原始宗教。

匈奴人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对牧畜和野兽有着特殊的感情,表现在艺术上便塑造了各种形态的动物图案,并赋予深刻的文化含义,即图腾文化。动物造型不仅体现了匈奴的经济类型、生活情景和剽悍勇敢的民族性格,还上升到观念形态,作为图腾去崇拜。

匈奴的图腾文化对后世北方民族的图腾崇拜有很大影响,动物造型在历代北方民族中都占有重要地位,说明图腾文化为北方草原地区诸民族的文化共性。匈奴人的萨满教信仰在北方民族中也广为流传。在接受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信仰之前,阿尔泰语系各民族都曾经信仰过萨满教,他们继承匈奴的生态文明,崇拜自然、神灵、图腾、祖先。

在通古斯语族的许多民族中以及一部分蒙古人中间,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萨满教信仰。从匈奴肇始,在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中形成了保护自然的优良传统和意识,从而形成了天地崇拜、山地崇拜、树木崇拜、水草崇拜、图腾崇拜等多种崇拜。

2、根据气候变化创造伟大的游牧文明

早期匈奴人及其先民本来是从事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活动的。匈奴民族最初并不是选择了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生活,而农业才是匈奴及其先民最先选择的经济生活方式。但当自然环境和气候发生变化时,他们的生产方式根据地理环境及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做出相应的调整。从农业生产方式变迁为游牧文明适应了自然环境。

在匈奴故地,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已有人类在此以农业谋生,农业为当时人们的主要生产活动。在河套以北地区,相当于仰韶晚期的人类遗存是“阿善二期文化”,时代约相当公元前3700—前3000年之间。这时期人类的遗存较为丰富,以农业为主兼营狩猎采集的经济生活特征明显。到了公元前3000年,在包头地区,存在着一种被称之为“阿善三期文化”。从以上考古学资料得知,匈奴及其先民早期的生产生活依赖有利于农业的自然环境和气候,从事一种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经济活动。

气候上的变化是造成匈奴变迁的重要因素。许多古气象学家都曾指出,就全球整体而言,公元前2000—前1000年,是一个逐渐趋于干旱的时期。

这个趋势,到了公元前1000年左右达到顶点。公元前6000—前1000年,华北地区是较湿润的时期。在约公元前1000年左右,最后一期的森林草原消失了,干旱或半干旱气候再度形成。在鄂尔多斯地区,由于受青藏高原抬升运动的影响,全新世以来鄂尔多斯地区的干旱与半干旱气候便逐渐形成并持续加强。以致形成了现在大青山以南的套北地区以及鄂尔多斯东部、土默特平原都属于温暖的半干旱气候; 鄂尔多斯西部,则属于温暖的干旱性气候区,到了狼山下的套西北地区,年雨量只有150—250毫米。因此大体来说,这区域干旱的程度是由东南向西北递增的; 降水量不平均且变化大是其特点。人类想要在这里生存和发展,只得适应新的自然环境,调整土地利用方式和传统的经济结构。

公元1世纪之前,匈奴及其先民由从事原始农业转变为从事畜牧业,并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人从远古以来,就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盐铁论》则载匈奴“因水草为仓廪”, “随美草甘水而驱牧”。史载匈奴人“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史记·匈奴列传》说其“即‘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耕田之业’”。《淮南子·原道训》说“雁门之北狄不谷食”。《盐铁论·备胡》亦说“外无田畴之积”。在阴山岩画中发现的众多射猎图、牧马图、穹庐毡帐图,艺术地再现了北方民族的游牧、狩猎生活场景。从匈奴的畜群规模也可以看出当时游牧经济的成果, 《史记》记载,冒顿围汉高帝于白登山时有“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山”,“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公元前127年,卫青率兵北击匈奴,“得牛羊百余万”。公元前124年,卫青击匈奴右贤王,得“畜产数千百万”。公元前71年,汉校尉常惠获其马、牛、羊、驴、橐驼70余万头。公元89年,窦宪追击匈奴败兵于私渠比鞮海, “获牲口马牛羊橐驼百余万头”。公元134年,“掩击北匈奴于阊吾陆谷,获牛羊十余万头”。以上仅就一个地区、一次战役而言,而且又仅是被获之数,每次已多至百万或近百万,汉代匈奴人与内地边贸很发达。杜笃在其《边论》中记曰:“匈奴来请降,帐幔毡裘,积如丘山。”公元135年,“乌恒寇云中,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辆”。记述了乌恒动掠汉朝与匈奴边贸商队的情形,但其所记述的“商贾车牛千余辆”的情形,说明了当时商贸交易量很可观。

匈奴人驱赶牲畜前来互市时,少则万余头,多则十几万头。公元84年,北单于派一个亲王,“驱牛马万余头号,与汉贾客交易”。汉武帝时,把“互市”当做诱歼匈奴的手段,公元前127年“互市”时,汉朝突然出兵4万骑,分击上谷、云中、代、雁门,“虏三千余人,获牛羊百余万头”。可见当时匈奴的畜牧业之发达,草原是畜牧业的基础,足见草原植被之优良。

游牧文明就是在这样的生态背景下产生的,游牧文明显示出其顽强的生命力和优越性。显著的优点就是相比农业对自然的破坏力小得多。就北方蒙古高原半干旱性草原而言,保持对自然合理利用是人们赖以长期生存的法则。匈奴人选择游牧,是“适应北方寒冷、干旱气候条件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成功选择,是人类延续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又一次胜利。游牧经济的诸多优点,更为匈奴之后陆续出现的北方诸民族所延承和发展,其奠基性是不容忽视的”。亦邻真指出:“游牧经济的产生是蒙古地区上古时期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巨大的飞跃,是北方民族人民的伟大历史贡献。”成为“亚细亚古老畜牧业的发源地”。

匈奴人的游牧业生产方式为后世几乎所有亚欧草原游牧民族所继承。据记载,突厥人“随水草迁徙”,所从事的游牧业生产基本上与匈奴相同。

蒙古人也是如此。匈奴人及其先民所创造的家畜的驯养、改良、杂交等生产技能,如骆驼的驯养、骡的生产等,也被许多游牧民族所继承,许多匈奴游牧文明的要素和成果依然在被诸多游牧民族传承和发展着,有些穿越了两千余年的历史雾霭,流转至今。在后世的毡乡生活中都不免或隐或显地再现匈奴的身影。

匈奴人轻柔地踏在北部的草原上,尽管他们的戏剧是如此的有声有色,但他们没有在这片草原上留下任何痕迹。在决定本民族,甚至它们之后若干民族历史命运的历史关头,它们实现了一次华丽的转身。

3、匈奴在游牧文明发展史上的先驱者作用

:匈奴政权的建立和其统治范围的扩大,使北方草原各游牧部落、部族获得了在相当大范围里相互交往的必要条件,随之而来的就是各游牧部落、部族之间经济、文化空前规模的交流。在这种经济、文化的交流中,游牧文明得到了互相交融,迅速发展。匈奴则成为了这种游牧文明的当然代表和重要先驱者之一。

在工业文明诞生之前, 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两大主要文明,人类历史则主要是这两大文明的历史。数千年来,众多游牧民族先后生息繁衍在亚欧大陆的广阔草原上,创造和传承了光辉灿烂的游牧文明,推动着世界文明史不断向前发展。在游牧文明发展史上,曾经活跃在亚欧草原上数百年的匈奴民族承上启下,做出巨大贡献,当之无愧地成为了世界游牧文明的先驱者。

公元前209年,匈奴部落首领头曼单于之子冒顿,杀父自立为单于,在中国北方草原上第一次竖起了游牧民族政权的旗帜。同时,也在游牧文明发展史上建立了一座永不磨灭的里程碑。

匈奴游牧政权的建立,使过去名号不一、互不统属的诸多游牧部落、部族联合在匈奴的旗帜下,形成了在活动地域、人口构成、生产生活形态、社会制度及风俗习惯等方面较为稳定的、族称统一的匈奴民族,标志着在亚欧草原上一个空前强大的游牧民族开始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匈奴政权建立前,早在旧石器时代,中国北方草原就有人类活动的足迹。中国古史传说时代,中国北方草原就成为世界游牧文明的摇篮之一,出现了最早的游牧人部落——戎、狄、昆夷、猃狁、荤粥、山戎、土方、鬼方等。春秋战国时期,游牧部落势力逐渐强盛起来,他们时大时小,此消彼长,被统称为“戎狄”,匈奴就是其中之一。“匈奴”一名见诸公元前4世纪末,《史记·秦本纪》载:是年(公元前318年), “ 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此时的匈奴,已经成为中国北方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及至战国后期,以匈奴为代表的这些游牧部落、部族逐渐形成了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共同体,为更大规模的统一奠定了基础。据王国维考证,昆夷、猃狁、荤粥、鬼方等名称基本上都是对匈奴先民们不同时代的不同称呼。说明匈奴正是由这些游牧部落为主干,不断吸收其他人口成分而形成的。

匈奴民族的形成,结束了过去北方草原诸多游牧部落、部族独立发展的历史,此前散布于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文明也形成了百川归海、汇于一处的局面。因此,匈奴人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数千年来北方草原游牧文明的集大成者。

匈奴游牧政权的建立和匈奴民族的形成,又使匈奴有足够的力量去征服周围更多的游牧部族。匈奴立国后,冒顿单于东征西讨,“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此后,又征服了居于北方的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诸族。公元前2世纪70年代,匈奴右贤王用兵西域、中亚一带,征服了月氏,“定楼蓝、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完成了北方游牧民族空前的大统一,形成冒顿单于所谓的“ 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的局面,匈奴政权的统治范围几乎覆盖了整个北亚草原。活动在该地域内的各游牧部落、部族在匈奴政权的统治下,消除了以往彼此之间的壁垒,获得了在相当大范围内相互交往的必要条件,在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形成了空前规模的交流。伴随着这种大规模交流而来的,则是以前各自孤立发展的游牧文明互相交融,迅速发展,更多的游牧文明要素和更丰富的游牧文明成果融入匈奴人的游牧文明,这样,匈奴又成为了这种更大范围、更大规模游牧文明的当然代表。

匈奴游牧政权的建立,说明当时匈奴社会已然踏入了文明时代的门槛。司马迁所说的“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其世传国官号乃可得而记云”,正是这种状况的极好说明。跨入文明时代门槛后,由于其统治范围广大,社会内部相对安定,匈奴社会开始在广泛融合各游牧部族文明的基础上,发展和创造出了更全面、更发达的文明形态——匈奴游牧文明。

匈奴游牧文明是非常典型的游牧文明。其社会经济基础是游牧业,即“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匈奴“贵种”诸王“各有分地”,属民们的游牧只能在“分地”的范围内进行。在较为安定可靠的生产生活条件下,匈奴人发展了相当发达的游牧业。但游牧经济的先天不足——脆弱性及产品的单一性,决定了匈奴社会经济必须辅之以狩猎、产品交换等活动。史籍中记载匈奴“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这反映出狩猎业在匈奴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着一定的位置。同时,匈奴社会中的农业、手工业生产也有所发展。匈奴人的商贸活动则尤为活跃,不仅在匈奴社会内部以及与东胡、西域、中原之间进行,同时还通过西域与中亚、罗马帝国发生了间接的贸易关系。其中尤以与西域、中原的贸易规模大、重要性突出。

匈奴政权的社会政治体制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是“行国”体制。其主要特点是军政一体、划分左右翼的“左右二元体制”以及社会组织中的十进制等。同时,匈奴社会还保持了氏族组织的外壳和部落组织的形式。匈奴人每年进行三次盟会,其主要内容是决定军国大事、“课校人畜计”等。匈奴的法是习惯法,多由以往的习俗与禁忌演变而来,即所谓“纳礼入刑” 。“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轧,大者死。狱久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这样的法与同一时代的汉律相比较,要宽松、简捷、易行得多,反映着匈奴游牧文明的特点。

匈奴的军事体制是全民皆兵,即所谓“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攻战以侵伐” 。匈奴的战法,最为突出的是善于运用远距离奔袭,大规模包抄以及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略战术,可以说他们是运动战的创造者。匈奴的军事训练从幼儿时期就开始了,“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 。成年“甲骑”主要是通过经常的集体狩猎或实际战斗得到军事训练。

匈奴人的宗教信仰带有明显的萨满教特点。据记载,匈奴人“五月,大会茏城, 祭其先、天地、鬼神。”“而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有巫者,出兵必占吉凶,敬仰天地日月,有崇拜偶像的习俗。

自冒顿单于立国到公元89年、90年、91年北匈奴三次败于汉朝军队,匈奴民族在我国北方草原上活跃了整整三个世纪。此后,匈奴人或是入居中原,或是融入其他草原游牧民族。然而,开始于公元前一世纪匈奴人的一次大规模西迁,又改变了中亚、东欧草原上游牧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

公元前57年,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五单于争立”的内讧。争夺的结果,匈奴被一分为二,一部分拥戴呼韩邪单于;一部分则成为郅支单于的属众。后呼韩邪单于在汉朝的支持下,击败郅支单于。公元前44年,郅支单于率众离开故地,“向西到今天俄属突厥斯坦去碰碰自己的运气” 。其势力从伊犁河畔一直扩张到咸海草原。郅支单于率领的这部分匈奴人在巴尔喀什湖以北到咸海一带的草原上停留了数百年,直到4世纪,他们进入了欧洲,才又出现在历史记载中。

4世纪70年代,西迁匈奴的后裔渡过伏尔加河、顿河,征服了阿兰人,进攻第聂伯河以西的东哥特人,大多数东哥特人屈服于匈人的统治之下,而西哥特人为了躲避匈奴人的进攻,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匈奴人顺利占据了乌拉尔山到喀尔巴阡山之间的广袤草原之后,又越过喀尔巴阡山,进占了匈牙利平原。441年,匈奴首领阿提拉向东罗马宣战,开始了新一轮的征服。

公元453年,匈奴的最后一位大单于约瑟夫·阿提拉不幸病逝。此时,他的匈奴帝国疆域已达到东起里海、西至波罗的海与莱茵河。阿提拉的病逝使得欧洲匈奴帝国在它最辉煌的时刻突然彻底崩溃。到约瑟夫·阿提拉的儿子邓直昔克的时代,欧洲匈奴帝国已经彻底无力复国。[3]

6世纪中叶,西迁的匈奴人被来自亚洲的阿瓦尔人打败,并且被融入阿瓦尔人之中。匈奴人最终退出世界历史舞台,消失在众多亚欧民族之中。但是,西迁的匈奴人在自己6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先后把西亚草原、南俄草原、东欧草原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使包括印欧语系游牧民族在内的诸多游牧民族成为自己的臣民。结果,在当时的西亚、东欧草原上, 再次形成了与冒顿单于及其以后时代匈奴帝国相同的局面:一方面,各游牧民族创造和传承的游牧文明不断地融合到匈奴的游牧文明之中;另一方面,匈奴也把自己的游牧文明扩展和传播到了更大范围。匈奴又一次起到了游牧文明发展史上承上启下、汇聚融合、传承扩散的重要作用。

4、匈奴游牧文明对后世亚欧草原游牧文明的影响非常广泛

从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角度看,亚欧草原是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的游牧文明传承区域。正是在这里,匈奴民族在近800年的时间里,先后驰骋在东起兴安岭,西至多瑙河广袤的亚欧草原上,征服、吸收了众多游牧民族,将这一范围内的众多文明成果融为一体,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匈奴游牧文明。也是在这里,他们又经历了由盛到衰的痛苦历史过程,逐渐消失在其他民族中间,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他们所创造的游牧文明成果,并没有因他们的消失烟消云散,而是在广阔的亚欧草原上被众多游牧民族所传承、发扬。甚至可以这样说,在这一范围内,没有哪个主要的游牧民族与匈奴游牧文明没有关系:此前各游牧民族创造的游牧文明成果汇入了匈奴游牧文明,此后各民族所传承的游牧文明又都程度不同地与匈奴游牧文明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匈奴对游牧文明影响的广泛性还表现在另一方面,即对亚欧草原各游牧民族社会中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方面,如生产生活方式、政治军事制度、社会组织形式、风俗习惯、思想观念等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

匈奴游牧文明对后世亚欧草原游牧文明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在匈奴民族消失后,许多匈奴游牧文明的要素和成果依然在被诸多游牧民族传承和发展着,有的甚至穿越了两千余年的历史雾霭流转至今。

在后世的毡乡生活中都不免或隐或显的再现匈奴的身影。从亚欧草原上的许多民族吸收了大量的匈奴人口成分。最典型的事例,除了阿瓦尔人之外,还有中国历史上的鲜卑人、突厥人。匈奴西迁后,2世纪初留在中国北方草原的匈奴人有10 多万落,约50万人,他们在鲜卑人兴起之际融入了鲜卑人。匈奴盛时人口约有150万左右。这就是说,匈奴人口的三分之一融入了鲜卑人。鲜卑人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它与后世包括蒙古民族在内的蒙古语族各民族的渊源关系也是被学术界所公认的。突厥人与匈奴人的关系似乎更加密切,《周书·突厥传》载:“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而属于突厥系统之一的敕勒人,“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他们在族源上的渊源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匈奴人的游牧业生产方式为后世几乎所有亚欧草原游牧民族所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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