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齐文化与古希腊雅典文化中开放精神的比较(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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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先秦齐文化与古希腊雅典文化中开放精神的比较(转)

作者:陈德正

原文出处:《齐鲁学刊》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精神原型。这种原型发萌于各民族的初始阶段,随着漫长的历史发展而逐渐丰富,形成特定文化的特征。我们认为,先秦齐文化是华夏文化这一庞大母系统下诸子系统之一,古希腊雅典文化则为西方文化的精神原型。因此,对两种文化作比较研究将有助于加深对中西文化的认识。本文试对齐文化与雅典文化中体现的开放精神进行一些考察比较。

(一)

作为社会经济文化的物质基础,齐与雅典有着比较近似的自然地理环境,两者不仅都交通便利,资源丰富,而且还都土地少,质量差,单纯发展农业都难以达到繁荣经济的目的,还必须同时依靠工商业的发展。恩格斯曾指出,一切政府“归根结底都只不过是本国状况所产生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1)]。齐与雅典则因特殊的自然条件走上了本末并重、工商兴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单一的农本经济具有内向封闭、自给自足的特点,工商经济则必须外向开放。所以,与经济类型多样化相适应的是齐与雅典经济的外向开放特点。

在齐国,虽然初封时只是一个不足方百里的弹丸之邦,但开国君主姜尚从不以封邦辖域为限。他从立国那天起,就把齐国初封疆土以外的广大地区和许多诸侯国置于本国发展工商业的范围之内。《盐铁论·轻重》篇明载:“昔太公封于营丘,辟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于是通利末之道,极女工之巧。是以邻国交於齐,财富货殖,世为强国。”这种“以邻国交於齐”的方针,充分说明齐国发展经济的方针绝不是封闭式的,而是开放型的,具有外向搞活的特点。姜尚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为继任者所一以贯之。管仲为发展外向经济极力招揽外商,于齐境每30里设一驿站,积储食物以供应外来商旅,在齐都“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天下之商贾归齐如流水”[(2)]。考古工作者还在齐境内发现了不少别国货币,表明外商的活动范围已遍布于齐国各地。另外,在齐国通往外地的主要交通干线上都发现了大量的齐刀币,1972年12月在海阳发现齐刀说明齐与其它诸侯国已有贸易关系。值得指出的是,齐之对外经济交往并不仅仅着眼于调剂有无,而是重在谋利,具有鲜明的转口和中介贸易的性质。齐国出口的鱼盐除自产外,大宗货源是来自莱夷,《国语·齐语》称“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讥而不征”。齐将东夷生产的盐低价收购,又加价“南输宋卫濮阳”[(3)],换取黄金万斤,从转口贸易中获取数十倍的差价。齐国经济不但与各诸侯国有密切联系,而且可能与海外也有了初步交往。

雅典的经济发展更与海外有重要关系。雅典享有直通大海、走向世界的地理之便,大海使其与外部世界联为一体。由于粮食不能自给,必须从黑海沿岸等地进口粮食;由于手工业繁荣,其产品也需要海外市场。所以,雅典人一方面把手工业产品、农副产品如酒、油、陶器、金属制品等远销地中海沿岸各地,又从海外源源不断地输入谷物以及所需要的各种原材料和日用品。如粮食来自黑海沿岸,亚麻布来自埃及,染色毛织品来自意大利,地毯来自近东和迦太基。一些雅典商人为寻求市场和原料产地,纷纷飘洋过海,四处迁徙,在爱琴海、黑海、西部地中海沿岸等许多地方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和移民点。在那里,雅典人建立了城镇和商行,成为雅典发展外向经济的海外据点。希波战争后,雅典“已经成了拥有5个省区和200万人口的帝国中心,雅典人的贸易延伸到了有约2000万人口的地区,该地区含有埃及、迦太基、西西里、腓尼基和黑海的社会”[(4)]。雅典的比雷埃夫斯港成为“爱琴海最大的商港”和“几乎来自整个地中海沿岸的商品集散地”[(5)]。

齐与雅典经济文化所体现的开放精神也有一些差异。就经济多样化而言,齐与雅典工商业所有制的性质是迥然不同的:齐之工商业的主体是官营的,属“工商食官”的范畴。雅典所发展的则是一种私营工商业,少有国家干预色彩;就开放环境而言,雅典所面对的是已有几千年文明发展历史的东方古国,爱琴海上岛屿星罗棋布,如同踏脚石一样为海上航行提供了便利,加之其经济对海外有较强的依赖性,故其开放方向主要是海外。又由于地域狭小,城邦的生死存亡系之于开放,所以雅典的经济开放要求更迫切一些,开放精神更强烈一些。齐国所面对的海外地区多为未开化或落后于中国文化的民族,加之没有指南针、航海技术较低,在黄海或渤海上航行困难较多,风险较大,所以齐国开放的方向主要是其它诸侯国,对海外似乎缺乏兴趣。在诸侯争霸的形势下,开放的目的主要是以商战取得对其它诸侯国的优势。

(二)

与经济文化的多样化和外向型相辅相成,齐与雅典的政治文化也体现了开放的精神。

齐国政治文化的开放精神首先表现在选官制度上。齐建国之初,姜尚在用人问题上就制定了“举贤而上功”的方针。正如《汉书·地理志》所云:“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桓公用管仲治齐也是以三选制“禄贤能”[(6)],将为政治国的大门向平民开放。战国时,像淳于髡那样出身家奴、社会地位低微的人也能被当世君主所用,有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由此可见,齐国的选官制绝不是封闭的世卿世禄制,而是开放的察举制。任人选官不讲门第、身份、地位、族属,不论是谁,只要有德、有功、有才,都会受到重用。

齐国政治开放的另一表现是在其君主制政体中仍保留了一定量的共和民主成份。这突出表现在朝议制度上。朝议制度是原始社会末期酋长会议与人民大会在初期阶级社会的一种遗存,恰恰是这种遗存的民主制残余以极顽强的生命力制约着已经出现并渐趋强化的君权。这在西周时代体现为三朝制度,即外朝、治朝和燕朝[(7)]。这种制度的影子在齐国仍依稀可辨,“孟春之朝,君自听朝……,冬季之朝,君自听朝……正月之朔,百吏在朝”[(8)],正是这种制度的反映。齐国的朝议制度与西周时期的三朝制度相比虽然在内容上有很大变化,但仍保存了传统的询、议军国大事等方面的内容。《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韩,韩求救于齐。齐桓公召大臣而谋曰:‘早救之孰与晚救之?’邹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则韩且折而入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过矣君之谋也!秦魏攻韩楚,赵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齐也。’桓公曰:‘善。’乃阴告韩使者而遣之。”类似的记载不胜枚举。

与朝议制度相联系的是在齐国政治生活中一直存在着君主纳谏和卿大夫直立极谏的现象。这在上至祭祀动兵的大事,下至君主游宴纳妾的君主生活小节等方面都有表现。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威王时邹忌敢于当面讽谕君王与威王对谏诤者的奖赏。[(9)]朝议制度和谏诤现象表明,齐国君主还不具有“乾纲独断”、大权独揽的专制权力,臣民还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和途径。

雅典政治文化的开放突出表现在梭伦改革后所逐步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这种制度有两项根本原则:一是主权在民,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主权在民的原则下,全体自由成年男子均可参加的公民大会具有最高权力,每个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普选权、监督权、立法权。恩格斯认为,在雅典民主制度下,人民对国家大事“保留有决定权力”[(10)]。伯里克利在一次演说中指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少数人手中。”[(11)]主权在民的原则极大地激发了人民参政议政的热情,“每一个人所关心的,不仅是他自己的事务,而且也关心国家的事务:就是那些最忙于他们自己的事务的人,对于一般政治也是很熟悉的。”[(12)]在主权在民的原则下,还实行了比较彻底的开放的选举制,年满30岁的公民都享有通过抽签选举法而担任各种公职的平等机会,这就彻底消灭了贵族和富人在官吏选举中的特权,实现了真正的政治开放。

雅典民主制的另一项原则是全体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希罗多德在《历史》中不仅讴歌了奴隶主民主政体,而且还第一次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13)]。伯里克利更进一步指出:“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担负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阶级的特殊成员,而是他们有的真实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在政治上湮没无闻。”[(14)]这段话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法制原则的有力反映。雅典的民主政体是古代世界政治开放的典型和顶峰。

齐与雅典的政治文化虽然同具开放精神,但差异也是明显的。雅典的政治开放是在彻底清除氏族制残余的基础上,经过平民反贵族的长期斗争才得以实现的,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完善的制度,所体现的是一种法治精神,一种较高层次的制度文明。齐国的政治开放则属于原始民主制的残余,仅是一种历史传统而已,而且齐国的政治开放与君主的个人品质有直接关系,是人治基础上的开放。如在谏诤现象中,既有威王那样的从谏如流者,也有景公那样拒不纳谏的君主,“晏子数谏景公,景公弗听”[(15)]就是一个例证。另外,从齐国政体的走向看,有向专制主义发展而不是向民主制度发展的趋势。很明显,齐之政治开放同雅典的政治开放的内涵是有质的差别的。

(三)

同经济、政治文化中的开放相比,齐与雅典精神文化的开放表现得更为突出。

齐文化的开放精神主要表现在学派的兼容并包和学术上的百家争鸣。齐建立之时,在文化上至少有东夷文化、商文化、周文化、中原炎帝一系文化四源合流,形成齐初的文化格局,这种开放的文化格局有利于吸收新思想。齐立国之后,不但政治上不搞全盘周化,经济上也不搞单一经济。无论是管仲还是晏婴,其思想都不能用一个学派的思想来概括,他们的思想无不具有多元性。整个齐文化呈现出明显的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齐统治者长期实行开明的文化政策,在学术上不拘一格,任各家自由发展、百家争鸣。至战国时期,齐王“喜文学游说之士”[(16)],“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17)],形成了著名的稷下学宫。学宫是一个从事教育、谘询政治的特殊机构,也是学术研究、百家争鸣的场所,它集中体现了齐文化的开放精神。稷下学者来自齐国内外,包含各家各派,但他们都受到统治者的欢迎和优待,“皆赐列第,为上大夫”[(18)],“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19)];在学宫内部,各学派之间自由争鸣,有浓厚的学术气氛。在学宫定期举行的集会上,持各种学术观点的人畅所欲言,各持己见,互不相让;稷下学者不仅议学,而且议政。他们“不治而议论”[(20)],“咸作书刺世”[(21)],“各著书言治乱于事,以干世主”[(22)],其中许多人都是善于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结合起来以游说当政者的能手,齐国政府也鼓励他们这样做。孟子倡仁政、反霸政的政治学说就是在稷下学宫创立的。这些人为齐国朝廷举事谋策、评议时弊,常常当面批评、讽刺齐王,即使态度倨傲,言辞不逊,也不见责。如果有人感到不惬意,可以自由离开,离开后还可以再回来,而且同样受到欢迎。像这样彻底的文化开放政策和容纳百家的胸怀,是世所罕见的。

齐文化中的各派思想学说也反映了齐文化的开放性特点。如邹衍受稷下学风的影响,虽以阴阳五行说为主,但他也吸收了儒家、道家、法家的营养。此外,慎到是道家,兼有法家倾向,淳于髡是由儒而法等,反映出各派都有融各家之长的开放倾向。

雅典文化的开放精神更是勿庸置疑的。雅典文化的开放首先表现于它善于吸收外来异质文化。雅典是开放的城邦,外部与东方古国互相往来,内部邦际间也频繁交往。伯里克利说过:“我们的城市对全世界都是开放的”,“我们的城邦如此伟大,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充分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象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23)]这些产品之中无疑包括来自东方的哲学、诗歌、音乐和艺术等精神产品。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就提到雅典许多事物渊源于埃及和巴比伦,这些精神产品随着雅典社会的开放源源不断地进入雅典人的生活并逐渐被融合在雅典文化之中。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指出:“古希腊的科学成果很少是由他们自己创造的,很多是直接从巴比伦和埃及人那里引进来的”,“希腊人当然不是直接去探索宇宙的。他们只是不择手段地获得古代世界的一切技术。”[(24)]

雅典对其它城邦也是开放的,很多外邦文人学者来雅典进行学术交流,甚至终生定居于此,雅典成了全希腊文人学者的荟萃之地。尤其在伯里克利时代,“哲学家、作家、学者、艺术家等等,都跑到雅典来,在雅典他们便有广泛的施展才能的余地”[(25)],“希腊世界的其他知名人士都到过雅典”[(26)]。

雅典文化的开放精神还表现在文人学者的思想言行不受任何禁锢和干预,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相当浓厚。城邦民主政治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对各学派的理论主张并不害怕,对各种学术活动并不干涉,不是支持一个学派压制另一个学派,而是让他们同时并存、自由讨论、互相竞争。德谟克利特在大庭广众中发表讲演,宣传原子唯物主义;亚里士多德开办学园,进行自然科学研究;柏拉图向学生讲授神学唯心主义;伊壁鲁则开办学校,提倡无神论;还有一批“智者”创办的学校,是专门讲授论辩技巧的。他们都不会受到压制和镇压。在各个学派共同发展的条件下,雅典出现了不同思想自由竞争、百家争鸣、百家齐放的文化繁荣局面。

需要指出的是,齐与雅典精神文化开放的背景和动力是不同的。齐文化的开放自由是诸侯争霸图存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历史现象。正如《荀子·解蔽》所说:“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则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乱。”随着统一局面的形成和新的统一思想的完善,这种局面必然结束。即使当时的学说也多主张君主专制,学派间的争辩也常常横加贬毁,讽刺挖苦,不能心平气和地论辩。齐法家甚至提出了“尊法律、禁异说”的主张。这说明百家争鸣的主流是为新兴地主阶级的帝制运动造说,其结果只能促进君主专制制度的完善和强化,这是齐国文化百家争鸣、学术自由现象的实质所在。雅典文化的开放则不存在外来的强有力东西的支配,雅典人“自由地思考着世界的性质和生活目的,而不为任何因袭的正统观念的枷索所束缚,即使存在什么外力(神、国家、社会)也往往并非起妨碍而是起促进作用。”[(27)]无拘无束的文化的自由开放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

(四)

齐与雅典在文化开放精神的导引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臻于那个时代各自地区的顶点。齐国以其雄厚的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先后成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一,其政治文化在普遍实行君主专制的中国古代历史上树立了民主开放的典型,其精神文化对中国文化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秦以后的思想、学术、文化,几乎都可以在齐文化中找到源头。如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支柱--儒学,基本上是孟、荀两派理论的交替使用。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历来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圭臬,也成为中医的理论基础。黄老思想大行于汉初,成为统治者为政的指导思想。

但是,从总体而言,齐文化所体现的开放精神并没有被统一后的秦所继承。代表封闭内向文化精神的秦最终以其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兼并了包括齐在内的山东六国;齐则因在战国中后期的内外策略连连失误,不修战备,不援五国,使这个本来最具统一中国条件的国家走向了灭亡,也使齐文化的开放精神被秦文化的封闭精神所逐渐取代。从此,经济的单一内向、政治的极端专制、文化的封闭保守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文化精神,开放进取的文化精神不复可见,这也是明清以后中国逐渐落伍于西方国家的深层原因之一。

雅典的文化开放精神也带来了国家的繁盛局面并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经济的多样化与外向型使雅典很快从一个二等城邦发展成为可与斯巴达相抗衡的希腊世界两大超极城邦之一;雅典的城邦民主制是古代民主制的典范,它所体现的某些形式和原则对近代欧美政治思想、制度都有深刻影响;以雅典文化为主体的古希腊文化更对世界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贝尔纳指出:“现代科学是直接从希腊科学导来的,并由它备下了一个大纲、一种方法或一套语言。所有现代科学从之成长的那些一般问题,如天空的性质、或人的身体、或宇宙的运行等等,都是希腊人为之定出表述的方式。”[(28)]因此,每当我们提到近现代的科学文化成就时,常常不能不追溯到以雅典人为代表的古希腊人。

值是注意的是,雅典的文化开放精神虽然随着城邦分立局面的结束而逐渐湮没无闻,中世纪欧洲陷入经济庄园化、政治分封化、文化基督教化的黑暗时期。但迨至14、15世纪,在西欧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爆发了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者举起复兴古典文化的大旗,对以雅典文化为主体的古典文化进行了广泛、全面、深入的挖掘、整理、再认识,从而使近代西欧对这一文化所体现的开放精神得以全面继承,社会发展再次踏上“希腊方式”的轨道。从某种意义上讲,近代西欧正是在此基础上迅速崛起的。

综合上述,笔者似乎获得了如下两点认识:

1.古代世界因受生产力和交通工具的限制,各地往往处于原始闭关自守状态。但也有少数地区因其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而初步形成了多样化外向型的社会经济和开放的政治文化精神,齐与雅典就是此类典型。这充分说明了上古时代自然环境对不同文化类型的深刻影响。

2.中国传统文化既有同一性,也有地域性。由于古代中国专制政权的统一和强大,所以传统文化的同一性比较明显;又由于中国版图辽阔、气候生态环境各异,尤其是在先秦时代相对分裂的政治格局下,各地自然环境的差异对本区域文化特点的形成更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就使传统文化的区域性也很明显。齐文化与鲁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等相比就有显著不同。因此,在进行古代中西文化的比较时,也应注意区域文化的比较。

(本文成稿前,杜建民教授曾提出重要修改意见,谨此致谢!)

注:

(1)(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5页、132页。

(2)(3)《管子·轻重》。

(4)Keenntth,Neill,Camtrom:Humanity,and Society,Indiianauniveersity Press,1973.

(5)参见班图洛夫《外国经济史》第7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6)《汉书·地理志》。

(7)见《周礼·秋官·朝士》。

(8)《管子·立政》。

(9)《战国策·齐策》。

(11)(12)(14)(23)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30、132、130、131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13)希罗多德《历史》第232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15)(16)(18)(20)《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17)(19)(22)《史记·孟荀列传》。

(21)《风俗通义·穷通》。

(24)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5)(26)塞尔格耶夫《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

(27)罗素《西方哲学史》第26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8)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第93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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