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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宣扬的民族品格

几千年前的端午日,伍子胥被抛尸钱塘江,屈原自沉于汨罗江。太史公怜悯他们的身世,在《史记》中写下《伍子胥列传》和《屈原贾生列传》。

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端午就是屈原逝世纪念日,这其实是一种误会。屈原沉江那天或许正是端午,但端午绝非为屈原而设,只是二者恰好重合,后来就干脆放在一起搞活动了。

端午端午,起始为端,阳辰为午,顾名思义,这是个时间概念。“端”是起始的意思,代表开端;古人又以正月为“寅月”,那么按地支排序,五月为“午月”,而午时又为“阳辰”,所以“端午”也叫“端阳”。古代“午”与“五”同义,所以慢慢演化下来,就变成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端午起于神话传说时代,商周时期就已经有了固定的祭祀习俗,那时候屈原还没出生,所以端午其实与屈原之死并无关系。

太史公宣扬的民族品格

屈原生活在战国时期的楚国,他的一生比较悲催。

青年时期的屈原曾经自发组建过“抗秦救国军”。他既具备一些战术素养,又擅长对青年们进行思想教育,是一个司令员兼政委式的人物,在他的组织下,秦军被击退了。楚怀王赏识他的才能,让他进京任职。

屈原有这样良好的开端,本该有美好的前程,但他骨子里是一个热血文艺青年,对政治并不在行,所以很快就把自己的人生搞得悲催起来。他在京城搞变法改革,触及旧贵族的利益,成了贵族公敌,于是很快就被流放汉北。此时张仪在秦国受到重用,他以外交手段破了楚齐联盟。无脑的楚怀王连续三次进攻秦国,全部战败,这时候怀王想到了屈原,他让屈原出使齐国,重修旧好。但屈原完成使命归来之日,再次被怀王疏远。

人生不幸诗家幸,屈原在极大的忧愁之下,写下了千古名作——《离骚》。

秦楚停战后,秦邀请楚怀王到咸阳进行国事访问,屈原力阻,但怀王还是去了。结果秦挟持怀王为人质,要求楚国割地,楚国不肯,于是双方再战,秦军破楚,斩首五万,取城十六座。怀王死后不久,屈原再度流放江南十六年,在那里,屈原创作了《九章·悲回风》。

周赧王三十七年,白起攻楚,郢都被破,楚顷襄王逃难。消息传来,绝望的屈原在汨罗江自沉,终年62岁。

屈原这种人是统治者最钟爱的类型。他们有才能,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用;他们又有与生俱来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无论怎么虐,他们都永远爱着君王。挥之即去,召之即来,来则能用,用完随时可扔,这样的人才谁不喜欢呢?

有人说,屈原这样是有原因的,因为他本就是楚国贵族。但其实在春秋战国时代,文化人的国家观念很淡薄,身份并不是自由的桎梏。比如韩非子,他也曾经深爱韩国,但韩国不用他,他立刻就去了秦国。比如孔子,虽然是鲁国人,但他也曾周游列国,他没能留在那些国家是因为人家不认同他的学说,如果别国愿意用他,你以为他还会回鲁国去?由此可见,屈原对国君的忠在那个时代其实挺另类的。

太史公对屈原抱有深深的同情,称他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并将他与西汉大才子贾谊一起放在《屈原贾生列传》里做纪念。太史公是中国文明史中最出名的伯乐,如果没有这篇《屈原贾生列传》,当代人恐怕已经不知道屈原是谁了。正因有了太史公的如椽巨笔,所以屈原虽然生前是个苦情剧男一号,但身后名倒还不错。

不过,太史公对屈原虽然很同情,但他其实并不认同屈原的忠义观。

陈寅恪先生说,对于历史,要常怀“理解之同情”,太史公对于屈原就怀有这种“理解之同情”。然而,虽然理解,也很同情,但并不认同,因为太史公自己的一生就是个温和的自由派。

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巅峰时代,那个时代才是真正的百家争鸣。在那之后,中国再也没有批量出现过那么多思想家。

经过秦的混一宇内焚书坑儒,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人的思想越来越统一了。人们习惯于接受灌输,而不再自行思考。这一切都让太史公心生悲凉之意,故而有了《史记》这本“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太史公生于西汉景帝年间,与战国相去不远,他的思想很有先秦遗风,骨子里就有自由的火种。《史记》在当代被视为正史,但其实它当初是一本私史,是太史公的私人随笔。作为第一本纪传体史书,它居然没有按照历史的天然轴线时间轴来写,足见太史公当时就是个非主流作家。

在《史记》中,太史公秉承特立独行的作风,坚持将汉朝当初的大对头项羽、荼毒汉室贵胄的吕雉也列入本纪,这样的事情像屈原这种知识分子是绝对做不出来的。

太史公对自己的君主也远没有屈原那么热爱。汉武帝一生建树颇多,但在太史公笔下,重点写的都是些封禅、祭天、祈求长生之类的妄事。太史公与汉武帝私怨很深,这样做本来也属正常,但一个人能在史书里诋毁当时还在执政的皇帝,这既需要极大的勇气,也需要强大的独立思维能力。思想上被阉割过的御用文人们无论如何都是做不到的。

屈原对楚王就无怨言吗?不,他也是心怀宿怨的。这一点太史公非常清楚,他在《屈原贾生列传》里写道:“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离骚》就是屈原的怨,这种抒发怨气的方式在很多时代都备受推崇,因为这种哀怨其实无伤大雅。故而,中国出了许多以“香草美人”自比的男人,他们都爱写“闺怨诗”。如果被不太了解这个文学传统的外国人看到,心里可能多少会暗暗嘀咕一下中国古代文人骚客们的变态。不过,这种事到了明清时期也就基本销声匿迹了,因为治国思路变了,再写就有“诽谤圣朝”的嫌疑,没准还会招来灭门之祸。

太史公对屈原固然有理解之同情,但他们不是一类人。

尽管大都认为端午节是在纪念屈原,但其实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端午节是在纪念另外一位楚国人——伍子胥。

太史公宣扬的民族品格

伍子胥生活在楚平王时代,比屈原要早很多年。在伍子胥的年代,楚国奉行的国策是联秦制晋,为了巩固联盟,平王派太子少师费无忌替太子建去秦国迎娶秦女孟嬴。费无忌回来之后,极力渲染孟嬴貌美,平王对孟嬴动了心思,费无忌就顺水推舟地劝平王自娶孟嬴,平王果然笑纳了,但这样一来,费无忌要想保全性命,只有杀死太子建这一条路可走。伍子胥的父亲伍奢是太子太傅,天生的太子党,费无忌必须除掉伍奢。

伍奢下狱,费无忌建议平王让伍奢写信给他的两个儿子,召他们回来,然后斩草除根。伍奢完全清楚平王的用意,但他居然真的写了这封信。收到信后,哥哥伍尚要回去,弟弟伍子胥不肯回,他想远走他乡,将来借兵报仇。这时候哥哥说:“我知道回去也不能保全父亲的性命,但父亲召我们去,如果不去,以后又不能报仇,到头来岂不是被天下人耻笑?”但伍尚是个好哥哥,他鼓励弟弟逃走,自己选择了死亡。

伍子胥先是去了宋国,投奔早先逃亡到那里的太子建,然后又去了郑国。在郑国,太子建与晋国人勾结,里应外合,准备颠覆郑国,事情败露,太子建被杀。此时,伍子胥抛弃太子建,去了吴国。在吴国,伍子胥先是投靠吴王僚,然后又投靠公子光,为了伐楚报仇,他还将刺客专诸献给公子光。专诸刺杀王僚,公子光继位为吴王阖闾,派孙武、伍子胥伐楚,攻陷郢都,几乎亡楚。郢都陷落后,伍子胥发掘楚平王陵墓,亲自鞭尸三百以复仇。伍子胥旧友申包胥逃亡秦国,七日哭于秦廷,秦哀公怜之,出兵击败吴军,恢复了楚国宗庙。

阖闾死后,夫差继承王位,伍子胥助夫差攻越,迫使勾践投降。伍子胥想一举消灭越国,但夫差不肯。伍子胥对他的儿子说:“我曾多次规劝大王,但他不听,我已经看到了吴国的末日。你与吴国一起灭亡,没有好处啊!”于是他将儿子托付给齐国人。那一刻,伍子胥想到的是多年以前那个鼓励他逃走的哥哥。

不久,夫差让伍子胥自尽,伍子胥愤恨之际,留下遗言,要求家人将他的眼睛挖出来挂在东城门上,他要亲眼看着越军灭吴。夫差盛怒之下,于端午日将伍子胥尸首弃于钱塘江。吴人哀怜他,以端午日纪念伍子胥。

在伍子胥的故事里,有几处很特别的地方。

首先,楚平王显然不是什么好人。他为了一己私欲,将孟嬴纳入后宫,逼得费无忌、太子建、伍奢、伍尚、伍子胥等人全部悲剧,而且让与此事毫不相干的楚国军民白白牺牲。这样一个贪淫好色置他人利益于不顾的人物居然还让伍奢为之效忠,这是什么鬼?

其次,太子建一样不是什么好人。他逃亡郑国,受到优待,郑国人没有做过对不起他的事情,而他居然勾结晋国,想颠覆郑国。这种人事败被杀,死不足惜,但伍子胥这么会变通的人物为什么居然也追随他直到他死去?

另外,伍子胥的忠义观一生也曾多次转变,这种转变也有点意思。他是平王的臣子,为了报仇,他不惜辗转列国,最终发棺掘冢,鞭尸三百;他是太子建的臣子,太子建背着他做间谍,连累他过昭关一夜白头,但他没有对太子建做过什么报复的事情,只是他也没有再追随太子建的儿子白公胜;他投奔吴王僚,虽说没受重用,但也没受迫害,好歹有了安身之处,但他窥破公子光的心事之后,没有举发公子光,而是献专诸以刺吴王僚;夫差对他不满,他早知道夫差会处死他,但他这一次只让儿子逃往齐国,自己却接受了自尽的命运,这与年轻时候的伍子胥判若两人。算起来,伍子胥只有在阖闾时代还算君臣相得。

太史公写过《伍子胥列传》,从这篇列传看,显然伍子胥在太史公心目中的地位比屈原要高,因为伍子胥独享了一篇列传,而屈原却只能和贾谊共享一篇。太史公在《伍子胥列传》中写道:“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由此可见,太史公对屈原怀同情之心,对伍子胥则有些钦佩之情。

那么纪念伍子胥的人,又是在怀念他的什么品格呢?

伍子胥和屈原都不是儒生,在他们的时代里,儒家的影响力还很小,所以不能将他们的忠孝节义观念归结于儒家学说。他们的行为意识里反映的都是人类天性里永恒的孤独感。

《离骚》是屈原的自传,他在其中写道:“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我们从这个起手式中也可以管窥屈原的心境。

屈原姓芈,与楚王同姓,是楚武王的后裔,这一支族人封地在“屈”,所以以屈为姓。在屈原时代,战国乱世已经接近尾声,而国家观念则刚刚萌芽。他有朴素的国家主义情结,但囿于历史局限性,他并不清楚国家这个组织的利与弊。屈原情感充沛,但个性上并不刚强,他没有韩非、伍子胥那样决绝的勇气,所以他即便被楚怀王父子反复蹂躏,也无法选择弃国他投。一方面,帝室贵胄的血统是他所引以为傲的,楚国是他的精神家园,离开楚地他就无所适从;另一方面,他为楚国主流社会所不容,楚国又是他的痛苦之源,留在楚地他又痛苦万分。去留两难,来往皆苦,是为无间。佛家八地狱,无间最苦,这就是屈原的苦难境遇。《涅槃经》有云:受身无间者不死,寿长乃无间地狱中之大劫。62岁的屈原在那个时代里就是长寿之人,而长寿对他来说就是一场大劫。无间太苦,所以屈原愤而沉江。

至于伍子胥,他虽然比屈原决绝果敢,但实际上他们都是无间地狱里的幽魂。

伍子胥从楚地逃亡,追随的是太子建,他依然期盼太子建能重返故国,为他昭雪沉冤,然而太子建的人品也不过如此。阖闾固然助他复仇,但阖闾也是在利用他的才华去征服楚地,在吴国君主的内心里,伍子胥始终不过一客卿。到了夫差时代,这位客卿的存在感就越来越低,毕竟吴地不是他的故乡。夫差要杀他,这一次他已经没有了逃跑的心境。跑出去又如何?难道再借一次兵来灭吴?灭了又如何?周而复始,何时可休?不如归去。

在此之前,伍子胥已经将儿子送到齐国,但他没有叮嘱他的儿子将来要复仇。假如他真的对那个孩子有所训诫的话,我宁可相信他是让他以后在齐国平平静静地生活,不要想太多。

对楚国深沉的爱成了屈原一生的羁绊,而对楚国刻骨的恨则成了伍子胥一生的梦魇,然而恨与爱是硬币的两面,它们都是桎梏这两类幽魂的锁链。中国人对祖国的情感就像是屈原和伍子胥的复合体,去留两难,来往皆苦,只得在数千年漫长的岁月中反复煎熬。

太史公年轻时曾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尽管这两位老师都是大儒,但太史公自己却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儒家,他的思想更像一个倾向于道家的杂家。这一切完全得益于太史公渊深的家学。他的父亲司马谈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又曾为文“论六家之要旨”,评论道、儒、墨、名、法、阴阳六家。

与屈原、伍子胥不同的是,太史公将人生价值的实现托付给了自己手中的如椽巨笔,秦皇汉武也只是他的笔底烟霞。这样的转变让太史公的人生豁然开朗,从此帝王将相的决策已经不能决定他的人生方向,即便刀斧之刑也不能让他改变志向。

其实像太史公这样的人还有不少,比如荀子。

荀子,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他的《劝学》很多中国人都读过,然而了解荀子思想的人很少。因为荀子在儒家中的地位比较尴尬,很多儒生认为他是一个叛逆者。

儒家学说的核心是孝,有孝则有长幼尊卑,有次序则有君君臣臣。但荀子主张“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认为“孝悌”是“小行”,“道义”是大行,这就动了儒家的根本。人到底应该追求真理,还是应该追求社会次序?这是儒生们经常迷失自我的领域,所以荀卿的学说在儒家内部属于剑宗分支,不为主流气宗所容,乃至于到了晚清,像谭嗣同这样的新派人物都要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媚大盗”这样的话。

人到底应该追求真理,还是应该追求社会次序?这个问题本该已经不是问题,但是形势并不乐观,而且对此无能为力。如果还有谁要把自身之未来寄托于某个君主的圣意,那么确实没有什么力量能拯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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