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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学习普通话,就是在学习各地的方言。学习普通话,课本中的方言不仅无害,而且有益。

有媒体报道称,上海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课文第24课《打碗碗花》 (李天芳著散文),原文中的“外婆”全部被改成了“姥姥”。

有网友晒出女儿7年前的课本,那时候还是“外婆”,并没有做改动。还有网友补充道,同一本教材的第6课《马鸣加的新书包》,也全部用的“姥姥”这一表述。

很多人不解,教材中为什么要把“外婆”改成“姥姥”呢?

有网友找出了去年上海市教委针对这一问题的答复,上海教委认为,“姥姥”是普通话语词汇,而“外婆、外公”属于方言。

上海语文课本的这一改动,貌似微不足道,无伤宏旨,可是,却涉及好几个重要的语言问题。

“姥姥”是普通话“外婆”是方言,这个判断正确吗?

查询《北京方言词典》(商务印书馆1985年出版),在“姥姥”的词条下面,有这样几种解释——

一是儿童称老年妇女,如刘姥姥;二是反驳词,相当于“哼”“胡说”,如“给他?姥姥!”这是从满语longlongseme演变而来的,今天京骂中的“姥姥”即是此谓;三是用于坚决反对,有“任何人”的意思,如“姥姥来了我也不给”;四是指外婆。

之所以引述这段,只是想说明两点:其一,外婆并不是方言,而是普通话,解释“姥姥”的时候就用到了“外婆”,可见,外婆是大家都能理解的通用语,在词典中是不能用方言解释方言的,除非方言已经成为了通用语。

其二,姥姥本来也是方言,或者说,既是方言,也是普通话。如果说,因为“外婆”是方言而不能进教材,那么,恐怕“姥姥”也有方言的嫌疑。

顺便说一下,如果从语义上分析,“外婆”可能比“姥姥”更能清晰地表达当事人的身份。

我们知道,中国人的称呼不仅仅是称呼,更是一种身份的确认,用称呼来标示关系的远近亲疏。

比如,内亲和外戚是不同的,内是同姓,外是不同姓,内是父族,外是母族。“外婆”的“外”,就是准确地表明了身份。

小学语文把“外婆”改成“姥姥” 要唱“姥姥的澎湖湾”?

改动后的《打碗碗花》

小学语文把“外婆”改成“姥姥” 要唱“姥姥的澎湖湾”?

百度百科中的原文

小学语文把“外婆”改成“姥姥” 要唱“姥姥的澎湖湾”?

市民投诉获得的回复

方言和普通话到底是什么关系?

事实上,和许多人的想象不一样,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并非彼此对立,互相排斥。历史地看,汉语言一直是双轨的,一面是民族共同语,一面是方言。二者并行不悖。

《论语》记载,孔子当时和弟子们讲《诗》《书》用的就是雅言,执行重要典礼、仪式的时候,也要用共同语——雅言。回到家中,则讲当地方言。

也就是说,共同语在公共场合使用,方言在家人之间,或者村里乡人的相聚场合使用,这就是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双轨并行的语言现象。这种现象在人类文化史上都是很独特的。

上古时代的汉民族共同语称为“雅言”,到了汉代称为“通语”,明清时代称为“官话”,民国初年称为“国语”,新中国以后叫“普通话”,名异实同,本质上都是民族共同语。

而且,共同语的形成,正是不同方言区的人们为了沟通的需要,不断相互模仿,相互迁就,相互调整,相互融合而逐渐产生的。从这个角度说,没有方言,就没有共同语。

方言一旦消失,也会影响共同语的发展。因为,共同语在演化过程中,在不断吸收方言的成分以丰富自己。比如,现在普通话中的“尴尬”是从吴方言中吸收的,“煤炭”是从客家方言吸收的,“炒鱿鱼”“买单”是从粤方言吸收的,“抬杠”是从北京方言吸收的,等等。近年来,“讨说法”“大忽悠”“不折腾”等方言被大众接受并进入普通话,也是方言影响共同语的明证。

即使在推广普通话的语境下,方言和普通话也是不矛盾的。1958年,周恩来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就曾指出——

“我们推广普通话,是为的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推广普通话是不是要禁止或者消灭方言?自然不是的。方言是会长期存在的。方言不能用行政命令来禁止,也不能用人为的办法来消灭。”

小学语文把“外婆”改成“姥姥” 要唱“姥姥的澎湖湾”?

全国主要方言示意图

该用什么态度对待课文中的“方言”?

其实,如果对语文课本稍有印象,很多人都会发现,许多课文都有方言的痕迹。

比如,《西游记》里选进课本的第一回,有一句是“我们今日趁闲,顺涧边往上溜头寻看源流耍子去耶!”,其中的“溜头”“耍子”都是方言;

《孔乙己》里“主顾也没有好声气”中的“声气”,《背影》里“父亲还了亏空”中的“亏空”,都有方言的影子。

而且,如上所述,普通话是各地方言共同融合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今天学习普通话,就是在学习各地的方言。学习普通话,课本中的方言不仅无害,而且有益。

更重要的是,语言文字的学习应该首先坚持尊重文本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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