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强的“端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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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顽强的“端午文化”

端午未到,纷争又起。这一回不是和韩国人争“申遗”,而是争到底是祭祀谁?是祭祀屈原,还是祭祀伍子胥,抑或是祭祀别的什么人?有人生拉硬扯,说纪念伍子胥是一种“复仇文化”(见5月24日《青年时报》);有人就调侃说,那么,纪念屈原则是一种“自杀文化”(见5 月25日《江南时报》)。尽管这不过是作者一时“横生出一点恶作剧的念头”,但是毕竟表现出一种对“端午文化”的认知。我当然不能同意这些说法,而且我还疑心,就是口头如此表述的人,其实内心也并不见得当真相信这些说法。但是,我觉得,认真研究一下“端午文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文化,现在相当必要。否则,真不知道还会出现多少无知妄说。


“端午文化”是一种什么文化?我看,既不是“复仇文化”,更不是“自杀文化”。它有自己数千年发展起来的文化内涵。加以挖掘,对治疗当代人的偏执病,可能大有好处。


举例来说,“端午文化”首先是一种兼容性很强的民俗文化。端午节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是否一开始就是为了纪念某一个人?这些问题,自有专家研究,民众并不需要等待一个标准答案,才能拿到过端午节的门票。观察各地的端午节,从来就有各自的内容。湘江流域纪念屈原,苏州地区纪念伍子胥,浙江一些地方纪念曹娥,别的地方或许另有其他说法,这有什么要紧呢?大家从来就是相互并存,端午节也因此过得丰富多彩。从来没有你死我活的纷争,也从来没有惟我独尊的专横。不狭隘,不偏窄,不具有排他性。民俗是什么?民俗从来就不是皇上颁布的口令。老祖宗传下来,说法越来越多,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有什么必要非得统一标准,弄一个“正宗”端午节呢?


同时,“端午文化”是一种参与性很强的赛事文化。它并不规定,什么人可以过这个节日,什么人就不可以过这个节日,谁都能够参与。钱多的,是钱多的过法;钱少的,也有钱少的过法。与农事的关系,它也调节得很好。民间有所谓“忙端午”、“闲端午”的说法,就体现着这种调节。有人说,端午节祭祀屈原,屈原是爱国诗人,所以端午节就是提倡爱国主义,就是爱国文化。我欣赏这种努力,但是并不觉得这是端午节的惟一主题。对于绝大多数劳动者而言,端午不仅是吃粽子、喝雄黄酒,而且是一个组织龙舟竞赛的好日子。这就是他们爱好的体育运动,也是他们能够亲自参与的体育竞赛。这种赛事活动其实是民间健身运动的雏形。它在中国乃至周边国家延续的历史之悠久,令人惊叹,也让人无法视而不见。


总之,“端午文化”是一种生命力很强的传统文化,简直就是一座文化宝库。它的多样性、发展性,人们有目共睹。有人弘扬它,固然热热闹闹;有人扼杀它,也难斩草除根。它顽强的生命力,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气魄。以我的孤陋寡闻,就在20世纪之中,至少曾经发生过两次对它的“禁止和打断”。一次在上世纪20年代之前。陈洵1921年端午节后写过一首词《西平乐》,小序云:“竞渡吊屈,废且十年。今年三月廿八日,江上忽见旗鼓。居人走告,惊若非常,意既不解,则以为岁时风物之异而已。”大意说,端午节赛龙舟怀念诗人屈原,这种活动已经停止10年。今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日江上忽然看见旗鼓喧天,居民奔走相告,惊喜得不同寻常。刘斯翰《海绡词笺注》云:“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作端午竞渡,以迄于今(1921)。”另一次在上世纪60年代。2004年7月26日《大公报》发表邵燕祥《端阳的尴尬》,邵先生说:“尴尬的是,我们大陆从1949年起不但要‘破除迷信’,而且要‘移风易俗’,民间的风俗,民俗的节日,至少是淡化处理……人们过端午、中秋,只是因为‘习惯的势力是顽强的’,也简化到只是吃粽子、吃月饼了。”他说:“在那狂风暴雨般的革命形势下,横扫一切,稍有违抗‘格杀勿论’,多少有形的国宝毁于一旦,谁还管得了无形的历史文化遗产,何况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概念。新年春节没有废除,但强调要过‘革命化的新年’、‘革命化的春节’,而五月初五、八月十五,无革命化之可言,也就不在话下了。”看看这种“经过暴力的禁止和打断”的端午节,今天竟然过得这般有滋有味,可见,它的生命力多么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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