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剧乾隆王朝里有这么一段啼笑皆非的段落。和绅审问江苏巡抚普道召贪污一案,普道召喊冤,和绅问他冤在哪里。普道召拿了他祖传的乌木算盘算了一遍,报道:“……普道召当年经商,每年获红利四万又五千万两银子,我当了九年的清官,这四九三十六,五九四十五,少赚了四十万又五千两,十年前太后修万福楼,我共捐银八万零四百两,我的姐夫,连襟,表兄,表弟,跟我当了九年的差呀,他们可是一两响银都没领,一个人就按十八万两算,这就是七十二万两,还有我在青浦县赈济饥民,开设粥厂,共花积蓄是三十二万两,这一笔笔算下来,我普道昭应该收回的银子是一百五十万又五千四百两,可我装上官船的准备运回浙江老家的银子不过是一百万两,哦,我落了个贪官的名声,反到亏了五十万五千四百两,和中堂,列位大人,你们平心而论,我冤是不冤……”.


普道昭用很详细的数字来证明他的这笔做官的买卖赔的很冤枉。我重新按着他的思路细算,他没将每年的红利利滚利,譬如按百分之十的利息算,拿他所得就更大了,另外,如果他每年把红利做重新投资,算进去就更了不得了,十年下去,他放弃商人做官的机会成本最起码是二百万两白银以上。


其实,我们也不用过于指责普道昭这样的人,他有经商的天分,一笔账算的滴水不漏,后来就是利用在户部的当值暗藏一本秘账,利用它得了户部侍郎的衔。他把官场完全就看作了商场,近十年时间和金钱的投入为的就是发财,所以把一百万两库银堂而皇之运往浙江老家对他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即便这样,他还觉得已经做了蚀本生意。他更做了大手笔,看准乾隆好大喜功这一点,奏请皇帝在长江沿岸修一段百里长的长堤,皇帝当时就让户部拨二百万两白银,普道昭最少在这笔款中能得五十万五千又四百两,这样加上那押运往浙江老家的一百万就赚回了这九年付出的老本,以后就纯粹盈利了。


用普道昭的投资理念来说,十年寒窗,金榜题名就是为了升官发财。我个人认为这个理由很充足,如果不是为了垂名青史(名誉上的)和生活优裕(物质上的),谁会那么辛苦的读书呢?修身也好,治家也好,平天下也罢,多多少少都是功利心在里面。能当圣人的人不多,千年出一个,能当贤人的人也不多,百年出一个,大部分的人虽然读了圣贤书,但毕竟是普通人,是普通人就有这样那样的欲望,为了到达这些平凡的欲望而苦下功夫,努力求取功名这是件很应该叫人敬佩的事情。


但官场毕竟不是商场,普道昭错就错在把两者当成一回事了。不管是那个时代也好,还是现在这个时代,国家根本的利益是百姓的利益,这是立国的根本,也是人类伟大的终极理念之一。做官的,只是百姓的代理人,而不是利益的盘剥着。在普道昭眼里,他开设粥厂,救活饥民为的是有一个好的政治投资,得宠于乾隆,为平步青云做一个铺垫,捐款给政府造万福楼更是为了讨好乾隆。这也是封建时代的弊端,最大的股东是皇帝而不是百姓,百姓没有投票选巡抚的权力,皇帝固然爱民,官员为了邀功往往作出一些借利民为宗旨而谋自己利益的事,普道昭修百里长堤,借机私吞公款就是典例。


从我的立场来讲,光靠道德教育是不能维持一个制度的正常运转的。要保障委托人的利益,就必须用一些合理的方法来监督和限制代理人。只要是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我们是应该尊重的,譬如财产权。每个人心里都象普道昭有一本账,一个时期内进项多少,成本多少,利润多少,普道昭失算在,他没意识到他所作所为一旦被揭穿,面临的就是杀头的成本,这个成本比较大,按他的算法,一年四万五千两,少了头后少活最少三十年,那就是一百三十五万两,而且发现的几率肯定是百分之百,用他的话讲,这工程是不可能的,做不好,皇帝肯定严办。所以他一辈子总夸一百四十万。人肯定有缺陷,通过什么样的制度来弥补人的缺陷的确是件难事,从经济学这本账来设立制度也是一个参考点。


如果从现代制度经济学分析,这是一个很普遍的Prinzipal-Agenda-Problem,也就是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问题。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签订合同前后存在信息上的不对称,也就是说,委托人在签订合同前未必知道代理人的全部,譬如动机,人品,以往的经历等等,这里乾隆和和绅就不知道普道昭他当官是为了一个长远的投资计划,只看见他在青浦设粥厂,认为他这样的人肯定能为百姓做实事,因而痛痛快快和他签了合同,委任他当县长。委托人和代理人签订合同之间信息仍然是不对称的,也就是说,签订合同后,委托人没法每时每刻去了解代理人在做什么,代理人因为根植于自己的利益而往往作出一些和委托人利益不一至的事情来,在这里,普道昭借用修百里长堤之名来谋财,乾隆痛痛快快拨款给他,自以为这是百年社稷,宏伟工程,而普道昭却在派自己的连襟,兄弟们打造豆腐渣工程。


哲人和智者都在设计和思考通过什么样的制度来消除战争,纷争,当然也包括腐败。我的理解是,再好的制度也只能是短期内有效,长期来讲,都是无效的。正如中央银行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只能在短期内达到刺激经济的目的,长期来讲,经济的增长还依赖于技术的进步和制度的改良等。所以长期来讲,委托人-代理人-问题,譬如腐败,没法根除,但可以改进,越该越好,譬如利用权力分化和设立监督权等,但不可能完全没有腐败,水至清则无鱼,设立太多的制度限制和权力会提高成本,譬如设立反贪局,给他们工资就是成本。


就中国目前来看,制度性的缺陷是很明显的。许多是历史的遗留,也有是历史的创新。历史遗留着如我们的教育思维,读书就是为了将来的前途,读而优则仕,地区的中考,国家的高考跟以前的科举考试有多大区别呢?学校出来的人讲究同学关系,校友关系跟以前官场上的同年,同科,师生之谊又有什么区别呢?历史的创新如国有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就是委托人和代理人的问题,国有企业的经理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他们的目标为了表面政绩实现产量最大化,从而大把从国有银行举债,进行投资和生产,至于能不能还债那就不是他的责任了,当他离任的时候那就是下一任的事情了。


中国改革近三十年,政府官员利用手上的权力借改革之名谋利益也是近三十年,这就是所谓的寻租行为,或者我更喜欢叫它为权力市场化。官员和商人结合在一起,那就是最好的经典组合。没钱可以从国有银行那里拨,没市场可以在政府里面摊派,没地皮可以重新规划,人,中国有的是。


制度的缺陷根植于人的缺陷。正如篱笆,是人为了防止外来的侵入而造,但它没法阻止主人自己把它拆毁。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趋势,千百年来,制度的完善程度越来越高,我们面临来自外界和自己的威胁慢慢减少。你很难想象,在德国这个充满机械意味的国家里,公共汽车到每一站的时间可以精确到分,几点几分到站都是确定的。这里的街道,篱笆,草坪都有严格的界分和限制,所以你到处能看见整饬和干净的景象。制度上的缺陷也很多,特别是在福利制度上,为了保障每个百姓的生活上的基本平等,企业和财政上添了很大的成本和资金重新分配,这是一种牺牲效率换取平等的做法,美国没有这样的负担,所以经济上更有活力。大家都说中国的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工厂就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低,不完全是,还综合了基础设施,环境污染等降低的成本,我们国家劳动力比起发达国家一周更多工作时间,更大的劳动强度,我们的环境污染后不治理,这类成本没有被制造污染的企业内化,所以综合来讲,我们的产品成本低,但我们付出的代价真是很大,就那气候和环境的破坏来讲,如果发生在这些发达国家,简直难以接受,我和同学每次回国都要生一个星期以上的病,很容易就感冒,这还算比较轻微的,前两年的SARS和这段时间的禽流感有点过火了。我们很难想象,如果什么到要求完美,譬如环境优美,到处草坪,没有污水的任意排放等我们又会付出什么代价,最后感叹中国人很苦。


没想一写这么多,有点散。就当唠家常吧。[size][/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