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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真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够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赋予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和才能。”这是胡适先生于1952年为《傅孟真先生集》所作序中的一段话。在这不足二百字的一段话里,胡适先生竟毫不吝啬地一连使用了十四个“最”字来赞誉他的学生傅斯年。

傅斯年(1896~1950年),字孟真,民国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曾先后担任过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之职。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傅斯年出生在山东聊城县城北门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其实傅斯年先世并不是聊城人,据傅斯年侄子傅乐成记载,傅斯年先世为江西吉安府永丰人,明代中叶其先祖傅回祖仕宦山东东昌府冠县令,自此有一支落籍聊城。在此期间,聊城傅氏家族除耕读外,大多经营商业,不显于世。

明清时期聊城优越的文化环境,孕育了傅氏家族的兴盛。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贯通聊城。得益于运河的畅通,聊城地域不仅经济繁盛,而且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当时官学、私学、社学、义学、私塾等各类性质的学校教育在聊城普遍兴起,具有藏书和教育功能的书院也是盛极一时。文教事业的发达使这里人文荟萃,人才济济。史料显示,在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中,聊城科举及第的进士、举人不计其数。随后,傅斯年的七世祖傅以渐脱颖而出。

清顺治二年(1645年),入关后的清王朝首次开科取士,傅以渐先是到省城参加乡试,得中举人;次年又入京师参加由礼部主持的会试,考中贡士;接着参加了由皇帝亲自出题的殿试,结果以一甲第一名进士夺魁,从而成为清朝开国的第一位状元。傅以渐状元及第的光环使他官运亨通,初入仕即被任命为内弘文院修撰、侍读等官,到顺治十一年(1654年),升任内秘书院大学士,次年,加太子太保,改国史院大学士。顺治十五年(1658年),改授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职衔。傅以渐不到十年时间而高居相位,以至于连他本人“自以显荣太骤”,于是“盛年告归,杜门着书,深得老氏之学”。

傅以渐状元及第,给傅氏家族带来了莫大的荣耀。康熙皇帝在位期间,南巡途经聊城时,不仅为傅府御笔钦赐“状元府第”匾额,而且还为傅府御笔赠写“传胪姓名无双士,开代文章第一家”对联,横批“圣朝元老”。自此以后每逢过年贴对联时,傅氏族人便常以“开代文章第一家”作为下联,以此显示家族的荣光。

自傅以渐科举入仕后,傅氏家族便走上了诗书传家的道路,此后傅氏族人仕宦不断。傅斯年的曾祖傅绳勋,嘉庆年间进士及第后官至江苏巡抚,是治理一方的封疆大吏。傅斯年父亲傅旭安,曾任山东东平龙山书院山长。

出身于聊城名门望族的傅斯年,虽然出生时傅氏家道中落,但诗书传家的优良家风,使傅斯年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傅斯年三四岁时,祖父傅淦便“悉以所学授之”,加之其母李夫人“督教亦严”,幼年时期的傅斯年便接触了四书五经之类的国学知识。六岁起,先是在家乡孙达宸学塾攻读,课余归家后则由祖父傅淦教习,而后进入东昌府立小学堂攻读。自幼聪慧的傅斯年,在家乡学塾、学堂读书时极为勤奋,据记载,傅斯年读书时凡遇到难懂的字、词、句,总要将其记录下来向先生或者回家向祖父请教,若身边无纸,便随笔写在手上、胳膊和大腿上,有时甚至写在肚皮上,以至于衣服上常常浸满了墨迹。他在同窗中虽然年龄最小,但学业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1岁的傅斯年便将儒家的十三经读完,这使他的国学知识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由于他有深厚的国学基础,每次先生将作文题目布置之后,傅斯年只需思考片刻,便文思泉涌,落笔成文。同学中有写不出作文的,便常以一个烧饼为酬劳,请他代笔。对此,生性豪爽的傅斯年乐此不疲。先生知道真相后,常在每次作文后笑问傅斯年:傅老大,你这次是不是又换了两个烧饼?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冬,为了能让傅斯年这个“极聪明极堪造就”的孩子受到新式教育,开阔眼界,13岁的傅斯年走出家乡,随当年曾受到傅斯年父亲帮助的朝中官员来到天津。次年,傅斯年便考进了当时的新式“洋学堂”——天津府立中学堂。在此后三年的时间里,傅斯年除了学习传统文化,又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以及数理化和生物等自然科学知识,这使傅斯年的眼界大开。三年之后,傅斯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凭借其聪慧的天资,深厚的国文功底,再加以文理兼通的优势,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傅斯年很快成为同窗中卓异出众的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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