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岛襄《日中战争》中关于“济南惨案”的章节

在第一卷中关于“济南惨案”的章节有两章,“第二次山东出兵”和“济南事变”。

读下来感觉内容与我知道的济南惨案很不相同,居然没有提到“蔡公时”,应该是立场问题吧,翻出来供大家参考,算是了解一下日本人的历史观。

11.第二次山东出兵

蒋介石宣布将于2月2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大会(二届四中全会),选举军事委员会成员。冯玉祥、阎锡山也表示将出席会议。

1月28日,发表了新的国民革命军序列: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总参谋长何应钦,第1集团军司令蒋介石、参谋长杨杰,第2集团军司令冯玉祥、参谋长刘骥,第3集团军司令阎锡山,参谋长朱绶光。

冯阎两军兵力各有十万,核心的第1集团军有集中了广东的第4、第32、第46、南昌的第3、第47军,总兵力接近50万。第1集团军又分成了4个军团及直属部队:

第1军团(刘峙),辖第1军(刘峙兼)、第4军(缪培南)、第9军(顾祝同)、第10军(杨胜治);

第2军团(陈调元),辖第17军(曹万顺)、第37军(陈调元兼)、第26军(陈焯);

第3军团(贺耀祖),辖第40军(贺耀祖兼)、第33军(张克瑶)、第37军(夏斗寅)、独立第3师(陈耀汉);

第4军团(方振武),辖第34军(阮玄武)、第41军(鲍刚)、第42军(马文德)、第47军(高桂滋);

集团军直属:独立第37师(熊式辉)、独立第7师(刘士毅)、第3军(王均)、第31军(金汉鼎)、第32军(钱大钧)、第46军(方鼎英)、第13军(任应岐)。

针对北伐军的部署,张作霖编成了七个方面军,分别由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吴俊升、褚玉璞指挥,总兵力号称百万,实际兵力大约60万左右。

南北双方兵力虽在伯仲之间,在兵员素质明显是国民革命军更高,蒋介石主要担心的问题还是列强特别是日本的介入,3月6日,蒋介石特地举行了日本记者招待会,表示此次北伐获得了四万万中国人民的支持,作战区域将控制在黄河流域,不会波及东三省,希望日本不要“阻碍”北伐行动。这则声明符合与田中会谈时田中提出的建议,其目的不言而喻。

四月初,蒋介石移驻徐州,开始与何应钦商讨第1集团军的作战计划。随总司令部同行的驻宁武官佐佐木到一中佐接待了浪人水野梅晓,水野表示受田中首相之托要向蒋传递“密旨”——支持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日本不会出兵。由于去年出兵山东之际,日本政府声明过为保护日侨而保留出兵权的态度,所以佐佐木对这则“密旨”感到不解。在三人秘密会面中,听闻此“密旨”,蒋十分高兴。

4月7日,蒋介石发布了“实现三民主义和中国统一”的北伐宣言并命令第1集团军沿津浦线、第2集团军沿京汉线北上、第3集团军沿正太线东进。

第1集团军正面,韩庄至台儿庄间的孙传芳部首先退却,12日守卫临城的张宗昌部也撤走了。

第1集团军的首要目标显然是占领济南和切断胶济铁路,这样去年日本出兵时的情景又再现了。在青岛至济南沿线共有16427名日本人,具体分布为青岛13639人、潍县30人、青州36人、张店78人、淄川煤矿357人、博山127人、济南2160人。战事的来临使得他们又要面对生命财产的安全问题了。

4月13日,在济南与徐州之间的兖州,美国传教士赛莫尔被枪杀。守备兖州的是孙传芳所辖的李宝章第3军,当天,李宝章部正涌向火车站准备撤退,赛莫尔夫妇在车站通过李部的检查后被人从身后开枪打死,随后物品也遭到洗劫,消息传到济南,引发了当地日侨的恐慌。

4月16日,驻济南武官酒井隆少佐急电参谋本部,要求出兵山东,理由是战火将临,中国双方部队素质不佳,尤其是南军包括有排外意愿强烈的共产系第4军。

同时,青岛领事藤田荣介、济南代领事西田耕一也向外务省发去了请求出兵电。

一般来说,当外国发生战事,欧美各国都会先撤走侨民,等局势稳定后再返回,而日本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当时前往中国的日本人非常多,很多是以移民为目的的寻求新生活的人,其生活基础局限在了当地,一旦回国,这些人将失去生机,而且日本国内也缺乏针对归国者的“福祉思想”,因此出兵保护是日侨们的普遍愿望,政府也认为出兵才是稳妥的方法。

参谋本部的意见是无需出兵,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和陆相白川义则商定,如果政府一定要求,可以出兵。

4月17日,内阁会议上几乎全体人员都赞成出兵。19日,上午的临时内阁会议正式决定,派遣八个步兵大队约5000人保护胶济铁路沿线。下午第6师团和中国驻屯军一部(三个中队)接到出发指令,同时征调了六艘船只用于运送第6师团。

中国驻屯军司令新井龟太郎中将急令小泉恭次中佐率队赶往济南,小泉的三个中队(460人)于20日抵达济南,随后在市内构筑沙包阵地、拉起铁丝网,进入守备态势,等待第6师团的到来。济南日侨除一部分前往青岛避难外,剩下的尚有1800人。

此际,张宗昌、孙传芳的部队已退到泰安和界首附近,市内也有两人的部队在集结。国民革命军前锋利用骑兵和铁路超越了败兵,更加引发了张孙部队的溃乱。

4月23日,第1集团军占领泰安,第2集团军逼近肥城,一部进至泰安东侧的莱芜。残留在泰安的两万多张孙残部调转枪口,加入了北伐军的行列。

下午两点,“亚美利加丸”载着第6师团长福田彦助中将、第11旅团长齐藤浏少将和第13连队第1大队驶出门司,与第2大队的“山城丸”一起前往青岛。

4月24日,炮声逼近济南西南方,张宗昌、孙传芳回到市里,与北京派来的潘复、王占元商讨反击计划,结果却是不了了之。

佐佐木到一在兖州与第1集团军副参谋长兼独立第37师师长熊式辉为日本出兵一事争执起来,双方相互指责,最后不欢而散。

4月25日一早,“亚美利加丸”和“山城丸”抵达青岛,行程中,福田接到参谋次长南次郎的电报,建议将师团部就设在青岛。这封电报实际上是田中首相授意发出的,第二次山东出兵出乎意料地引发了在野党和关系财阀的反对,他们担心出兵会加剧中国的反日情绪,而一旦北伐成功,国民党政府一定会在贸易上对日本进行报复。因此田中希望第6师团就在青岛“以防不测”即可。参谋本部则认为首相不应干预具体用兵,第6师团的任务已经制定完毕,具体落实应由现地指挥官自行把握。南次郎只能根据内部意见和首相指示进行折中处理,福田则回电:“本职暂留青岛,后续部队将尽快开往济南。”齐藤的旅团部和第1大队下船后便直趋车站搭乘下午一点开往济南的列车。

福田并未预料到在济南将会发生自日清战争以来的两国交兵事件,他只是电告张宗昌、孙传芳、蒋介石,要求不得破坏胶济铁路。

齐藤率先头部队于26日凌晨两点半抵达济南,他们受到了滞留在车站的日侨的热烈欢迎。第11旅团下辖第13(安藤利吉大佐)和第47(新山福治大佐)两个连队,第47连队于27日上午七点搭乘“海久丸”抵达青岛,随后急趋济南并于28日中午向齐藤报到。另一个旅团即第36旅团(岩仓正雄少将)27日乘“盛运丸”和“第六室兰丸”到达青岛后则就地待命。该旅团由第23连队(依田四郎大佐)和第45连队(末松俊造大佐)组成。

至此,济南日军兵力为第11旅团的四个大队约2300人,拥有野炮4门、平射炮2门、曲射炮2门、重机枪14挺、轻机枪48挺、装甲车1辆、马140匹。

济南城区和商埠地都位于铁路东侧,日侨集中在商埠地,齐藤将商埠地一分为二,东西两边分别由天津步兵队和第47连队守卫,第13连队留作了预备队。

4月29日天长节,日军在日本领事馆前的三马路举行了阅兵式以显示“实力”,不过前来“观礼”的市民极少。

国民革命军第2军团和刘黑七指挥的约五千土匪部队逼近了济南东面的郭店,北军败兵退入了市内。

当天,天津步兵队接到参谋本部的返回命令,但齐藤考虑到市内败兵众多,担心发生暴乱,所以并未执行该命令。齐藤一方面强化防御工事,另一方面要求中国宪兵司令田友望协助维持商埠地的治安。

入夜,日军守备以外的地方出现了掠夺情形,车站内囤积的张宗昌部队的面粉成了首要目标,四千袋面粉在短短的几分钟内便被掠夺一空。

12.济南事变

1

4月30日,张宗昌和孙传芳的败兵源源不断地向北而去。

商埠地既非日本租借,也不是日军占领地,为保护日侨,齐藤考虑采取避免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的方针,尽量把中国军队从商埠地周边的道路“引流”。商埠地位于铁路南侧,东接城区,道路为格子状,最北侧横向道路为大马路,向南依次到七马路,纵向道路从东到西依次为纬一路至纬十一路,大马路、二马路、四马路与纬一路交叉后向东延伸出馆驿街、普利门街和麟趾门街,分别与城区的永镇门、普利门、麟趾门相通。齐藤将大马路、纬一路设为中国军队的通路,并相应地配置了军官和翻译作为引导。

北军败兵倒是“很听指挥”,陆续向北退去,到晚上十点,张孙两人也带着约五千部下乘火车北去。为了防止残留车辆被败兵破坏,齐藤指示将五辆机车的关键部件保管了起来。

5月1日,天亮后市内出现了国民革命军斥候的身影,齐藤指示在商埠地主要建筑上挂起了日章旗,并加强了警备。

六点多,国民革命军第9军和第40军先头部队抵达商埠地西北端,在齐藤的要求下,这两支部队没有穿越商埠地,从大马路和纬一路通行进入了济南,第9军比较平静,第40军的态度却感觉非常不满。

随着第1、第41军入城,济南街头的气氛出现了变化,商埠地东侧监狱在押犯人获释,中国人房屋上都挂起了青天白日旗,入城部队特别是第40军中的少年士兵在城内奔走、张贴传单,大多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出兵”的反日口号,部分人还靠近日军岗哨并在附近张贴标语。

上午八点多发生了一起中国士兵损失日本国旗的事件。国民革命军第1军22师64团的一名士兵将一户日本人家的日章旗扯下并破坏了。天津步兵队的小泉恭次中佐正好撞见此事,便上前叱责,革命军的营长和团长赶忙过来道歉解释。虽然接到报告的齐藤没有深究,但种种迹象表明,革命军中的反日气氛相当浓烈,这引起了日军的反感和警惕。

蒋介石为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特地派方振武拜访了齐藤,向日方表明了“亲善”和“希望指导”的态度。齐藤表示,革命军需绕过商埠地,一旦出现损害日本尊严的行为,日军必将采取相应措施。

5月2日上午九点,蒋介石策马穿过挂着“国民革命成功万岁”横幅的城门入城。国民革命军一直在源源不断地进入济南,此时已聚集了约十万部队,入城前,蒋介石严令各部不得侵犯外国人的生命财产、除指定部队外不得进入商埠地。

据佐佐木到一记述,这条命令并未取得实际效果,各高级指挥部门都争先恐后地涌入商埠地,使得商埠地充满了中国士兵。参谋本部编写的《1928年支那事变出兵史》记载:“滞留在商埠地附近的中国部队将近四万人,一时尚未出现轻侮我军和秩序不良的情况。”

蒋介石入城后,通过佐佐木向齐藤提出了四项要求:撤军、停止运兵、撤出警备区以及取缔对待中国人的恶劣态度。尤其是第四条明确显露出了反日的姿态,这令齐藤和幕僚非常不满,齐藤表示要等福田师团长抵达后再做答复。佐佐木随后走访了商埠地,他发现日军上下已经有些“焦躁”了。

十一点半,福田师团长和第45连队第2大队抵达济南。从青岛出发后,在沿线主要地点留下了警备部队,由于龙山东方铁桥被北伐军破坏,日军是于1日深夜徒步从枣园庄站出发赶赴济南的。

获悉蒋介石的要求后,福田回信拒绝接受,并表示他将继续统帅部队保护日侨安全。

随着野炮第2大队的抵达,第6师团移动集结完毕,济南日军的总兵力为3539人、马163匹。齐藤为了缓和“挑战中国军队”的印象,准备稍稍缓解警备态势,下午三点半,在未征得福田的同意下,他安排部队晚间撤去路障、铁丝网等防御物,还口头指示:“济南治安自今后起交给蒋介石,守备地区可允许武装军队自由出入。”有观点认为该做法造成了日军接受中方“撤出警备区”要求的印象,助长了中方的“气焰”,是济南事变的诱因之一。

5月3日,天气炎热,商埠地开始混杂起来。居住在商埠地的日侨约有两千人,基本在自宅和指定地点避难,商埠地外的约百名日侨多从事皮肉营生,基本未采取避难手段。

上午八点,佐佐木到一先到纬二路的金水旅馆拜见了福田师团长,然后和西田耕一代领事前往城内与蒋介石会面,随行人员还有天津步兵队队长小泉中佐和参谋河野悦次郎大尉。

蒋介石的司令部设在原张宗昌的山东督办公署,参加会谈的包括外交部长黄郛、杨杰、熊式辉、朱培德、蒋作宾等。按照蒋的记载,他在会谈中强调北伐军军纪严明、日军应尽快撤离的观点,而西田的记载却说会谈未涉及日本撤军一事,而是蒋表示将任命方振武为卫戍司令以维持济南的治安,双方还为中日两军未出现冲突而彼此庆贺。

九点二十分,福田带着齐藤、参谋长黑田周一驾车出发巡视警备区域,路线为纬一路、三马路、小纬六路、六马路、纬九路再经三马路到达领事馆。

差不多同一时刻,中日两军间的冲突发生了。对于冲突爆发原因,双方的记录不知为何相差甚远。

根据中方的记录(蒋永敬编《济南五三惨案》),冲突起因有五种说法:第40军士兵与日军士兵发生口角,因语言不通而引起;因日军士兵阻止第40军士兵向医院运送病患而引起;因日本商店拒收中国士兵的中国纸币而引起;因日军士兵撕毁张贴的标语而引起;因日军士兵阻止中国士兵通过商埠地而引起。

日方的记录则完全不同:上午九点多,约30名革命军士兵闯入麟趾门街的《满洲日报》代售店吉房长平住宅进行抢掠,附近纬二路派出所接报后,通知领事馆巡查冈田静雄和山下茂一前去察看。几乎同时,位于原朝鲜银行的天津步兵队队部接到《济南日报》社的电话,请求派人到现场了解情况。队长小泉此时正随西田领事会见蒋介石,代理队长第4中队长难波元吉大尉立即指示第1小队长久米川好春中尉带队出发。天津步兵队自抵达以来一直处于高度戒备中,与中方的频繁接触也令“兴奋度”异常高涨。接近出事地点时,冈田巡查正被中国兵推搡殴打,看到日军到来,中国兵逃进了东面约百米的一处民房。当久米川小队逼近时,民房门口的岗哨和屋内开始射击,久米川一边进攻一边派人回去请求增援。

这次战斗是自日清战争以来,中日两军首次交火,也是济南事变的开端,随着枪声大作,商埠地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劫掠和射击。

天津步兵队在接到久米川小队的增援请求之前,收到急报称纬一路三马路路口有中国士兵袭击日本民宅并毁坏国旗,第3小队长远藤祐造特务曹长不等中队长的命令便带着21名部下赶往了现场。随后,第2小队长山口松太郎特务曹长也带着20人跟了过去。至此,第4中队的三个小队全部出动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日军对待中国军队的“兴奋”态度。

十点,福田一行巡视完毕,抵达领事馆。虽然福田追认了齐藤撤去防御物的决定,但心里却有些不满。领事馆位于交战的第一现场西侧约两公里处,听不到交火的声音,不过刚到领事馆,福田便接到了难波大尉的电话,得知了交火的情况。福田于是指派参谋菊池门也中佐前往现场察看并打算命令位于横浜正金银行济南支行的旅团部出动装甲车支援。但是,中国军队破坏了电话线,福田无法与旅团部和师团部(潘公馆)取得联络,副官中西昌吉大尉驾驶摩托车赶往旅团部传命。

2

日军陆续赶往了商埠地东部的冲突现场,其反应可谓是操之过急或过度了。天津步兵队所属三个中队中,第4中队已全部出动,第5中队(石井民惠大尉)和第6中队(高久伸一大尉)也分别派出了两个小队,以纬一路四马路路口为中心援护第4中队,青木荣一中尉的第5中队第2小队更是向东进至了麟趾门街。街道两侧尽是小巷土墙和密集的民居,逐屋扫荡的攻击前进异常困难。

担任西区警备的第47连队第2大队长及川源七少佐指示第7中队(作间乔重大尉)、第6中队(木庭大大尉)、第11中队(绪方敬志大尉)各派一部前往增援,第45连队则紧急集合,随时待命。

位于西南角的野炮第6连队第2大队(田中馆武雄少佐)发现东面的济南医院南方有中国军队接近,立即报告了师团部。此时留守师团部的旅团副官石丸辰一少佐回复可以开两三炮以示威慑,于是野炮大队向中国军队附近的荒地发射了数枚炮弹。但是这种威慑射击与枪支交火有着性质上的差别,炮击意味着明确的战斗行为。

听到炮声,蒋介石愕然变色,喟叹“北伐遭受了挫折”。他立即拜托佐佐木到一:“我让革命军马上听说,举白旗撤出,希望你协调日军也停止战斗行为。”

十一点多,一个自称国民革命军第40军副军长的人物打电话到领事馆,要求日军停止射击。黑田周一答复日军是自卫,只要中方停火日方自会停止射击。

不知是中方没有下达停火令呢?还是停火令没有送达呢?还是前线部队不服从呢?总之,中方并未停火,仍在与日军交战。

第4中队在增援之下强化了攻势,第1小队击退了约150人的骑兵,然后与增援的第47连队第7中队向当面之中国兵劝降,在一名被俘的中国士官和《大阪每日新闻》通讯员下田博的协调下,中国士兵答应投降。紧接着,第3小队正面的中国士兵也接受了劝降。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整齐地列坐在二马路上。向第4中队投降的中国士兵属于第40军3师7团(玉励),人数约1200名,被缴的步枪有1170支。

但此时,馆驿街、东西两地区间仍有大量的中国军队,天津步兵队的第5、第6中队仍在战斗中。齐藤继续留在领事馆,福田则回到了师团部。

十一点半,蒋介石通过西田耕一再次提出停火请求,福田考虑到中国军队人数占优,且师团也需要调整态势,便表示了同意。

正午,正当停火令向各部传达之际,济南上空突然刮起了沙尘暴。济南医院的医护人员紧急制作了些口罩和防尘眼镜提供给第47连队第5中队。

下午一点二十分,旅团部参谋本菊池安排被抓的国民革命军外交处办事员康明震和另两名被俘的士官前去协定停火事宜,但昏暗中中国士兵依旧向举着白旗的康明震等人射击,随行护卫的宪兵伍长田中新走在头前高喊“不打!不打!”,当行至纬五路二马路路口时遭到南侧民房内的机枪射击,田中当即丧命,一行人只得将尸体拖回了旅团部。《昭和3年中国事变出兵史》中记述:“康明震目睹了上述经过,受我军保护的南军外交部长黄郛在确认书上签了字。”

蒋介石翌年(1929年)5月3日在中央军官学校发表的《誓雪五三国耻》演讲中,引用了黄郛的陈述:“先是黄部长在交涉署时,派了一个中国人同一个日本人到街上去调查,并劝两方面不要冲突,不道此时才回来,日本人很凶的说,我刚才看见一个日本兵被中国兵杀死,你们中国人也看见……”。

按黄郛的说法,当天早上他在山东交涉署被日军扣留并和康明震一起被带到了旅团部,日本人用枪胁迫他在“事件是由中国士兵抢掠日侨而引发”的文书上签字,但被他拒绝,之后他只在上述确认书上写下了已阅“几个字”,便被日本人当成“签字”了。

总之,停火的实施遭遇了现实的困难。日军在商埠地分东西两区,正金银行和领事馆一带属于重点警备地点,北伐军则“盘踞”在两区之间的纬四路和纬六路地域,隔断了日军的联系,而且抵抗非常顽强。

下午一点半,蒋介石再次向福田提出停战。两点前后,福田和齐藤先后下发命令,要求一线部队尽可能的以和平手段迅速让商埠地内的敌军退出,只有万不得已时才可动用武力。

然而双方部队都处于“激动”之中,沙尘暴又干扰了视线,所谓“和平手段”,除了解除对手武装,还有别的办法吗?

齐藤指示装甲车挂起“停战”大字的标语,由翻译军官河野又四郎中尉指挥,前去宣传停火,不过,中国军队朝着开来的装甲车猛烈开火,河野负伤,行动受挫。

城内的佐佐木也体会到了协调的困难,他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一名少校,乘着挂有“济南特机”(济南特务机关)标牌的汽车从普利门前往商埠地。商埠地东区的战斗已经结束,汽车很快便开到了普利门西侧三百米的中国阵地前。突然一群中国士兵出现,把车上人都拽了下来,车上的日章旗一下子令周围“激动”起来,佐佐木被人群包围、推搡、撕扯,甚至遭到举枪威胁,此时一名相识的革命军军官骑马路过,将他解救了出来。一名士官跳上汽车,发表了一番抗日演说,随后将他带到了普利门。在城门口,方振武派了一辆汽车把他送去了总司令部,只到翌日正午才回到师团部。

就在佐佐木“遭难”之际,齐藤判断和平解决已不可能,所以决定武力驱逐,战术是从西区向东区推进,以三马路为界线,第45连队在北、第47连队在南。

师团参谋长黑田指示齐藤,师团并不打算在整个商埠地展开大的行动,此次行动仅限于打通并确保东西两区的联络区域。显然,面对国民革命军的优势兵力,第6师团也不愿扩大战事。

下午四点,福田指示青岛的第36旅团做好增援准备。

齐藤将攻击重点摆在了四马路纬五路和四马路小纬四路路口的民房据点,第47连队由野炮兵、工兵、步兵、装甲车组成攻击队,由机枪中队长大坪进大尉指挥,五点开始行动,经炮击和爆破,于六点前占领了目标。攻击队继续东进,救出了约60名日侨,晚上八点回到日本人小学,作战告一段落。

晚上九点,福田判断局势正逐渐平静,命令部下加强警戒,随后安排与中方的停战交涉。

十一点,双方代表熊式辉和黑田大佐在二马路的津浦铁路办公处会面。但是此时天津步兵队因为无线电收发机收到干扰,正在爆破胶济铁路济南站北侧的中国无线电所,爆破声传到会场,令会谈气氛变得极为尴尬。

3

熊式辉与西田领事的交涉于4日凌晨一点结束,中方坚持要求日本撤军,日方则坚持要求中国军队退出商埠地。

福田对中国军队内部的统帅力感到怀疑,认为再次出现冲突不可避免,因此在与东京取得联系前,不希望签署制约日军行动的协定。

夜里,街上仍有枪声,4日一早扫荡继续进行,到下午中国军队退出了商埠地。

这两天参与冲突的双方兵力包括日方3354人、中方(以第40军3师7团为主,另有部分北军残余)约1.5万人。伤亡情况:日方阵亡10人、负伤41人;中方战死约150人、伤约500人。日军战果: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1230人(其中天津步兵队解除1165人)、缴获步枪2297支、火炮8门、机枪5挺、子弹100万发等。日侨的损失情况:被抢136户、损失金额35.9万日元、死亡2人、受伤30多人、2名女性受辱。另外馆驿街有12名日侨失踪,据说被中国士兵带走。

退出商埠地的中国军队仍集结在城内和郊外的村庄,师团部收到的情报称这部分军队的人数或有4到7万之众。

上午十一点,佐佐木到一被送到日本领事馆。饱受伤痛的佐佐木却两头不受欢迎,中方把他当日军而敌视,日方则认为他向着中国军队。他自己回忆,连济南医院的护士都对他报以“白眼”。

佐佐木离开城内之际,蒋介石让他转告,革命军对日军绝无敌意,杨杰也对他表示,如果日军反对革命,北伐可以就此中止,希望日军不要采取针对性的军事行动。《昭和3年中国事变出兵史》中记述:“若南军答应无条件服从日军的要求,战斗行动可即刻停止。”

福田对此还有些怀疑,集结在济南周边的中国军队看上去并不像其首脑部所说的那样“恭顺”,他们在想“迷惑”日军吗?或者是底下部队不受控制?十一点多,他收到了署名参谋总长铃木庄六的第44号紧急电报:“与中国军队停战将损害帝国军队的威严,决不能留下这种隐患!”

参谋本部在5月3日正午收到事变的第一报,代班的次长南次郎于下午六点半致电福田,要求以南京事件为鉴,维护日军的威信。不过因通信问题,福田并未收到该电报。南次郎又与出差在外的铃木庄六取得联络,根据“须采取强硬态度”的指示,准备从关东军派一个混成旅团、从国内再派一个师团前往增援。晚上九点四十五分,再度指示福田:“根据事态发展,国内将会增援,故你的处置必须果断!”只是这份电报依旧未能发到济南。

4日一早,陆军省召集干部会议,商讨增兵的“名义”。在驱逐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中国军队这点上虽无异议,但在具体名义上却有“保护日侨”和“惩戒南军”两种意见。实际上此时济南已恢复平静,根本不需要“增兵护侨”的,只是东京并不知道这个情况。会议途中,陆相白川义要前往参加内阁会议,先定下了派一个混成旅团的议案。

参谋本部已决定“果断惩戒”,所以并未在意“名分”,直接给福田发了44号电,发电时间是上午十点十分。

福田收到电报便揣摩到了东京的意图——继续攻击!他在中午给参谋总长回电:“……3日夜两军代表会面,目前暂时平静,南军正在济南附近宿营,约有四万人,态度不逊。眼下正是解决支那问题的良机,应断然对南军予以惩戒,请指示!”电报内容非常符合东京“为铲除隐患而惩戒南军”的精神。

这时,济南事变的性质已经发生转变了。第6师团的出兵已完成“保护日侨”的目的,但眼下准备“惩戒”国民革命军了。在第36旅团赶到和接到东京的进一步指示之前,必须加紧战备。

晚上六点半,第36旅团长岩仓正雄率第23连队(依田四郎大佐)到达济南。八点,参谋总长的“临参命第三号”电送到(中午十二点五十分发),告知将从关东军抽调混成第28旅团增援济南。福田感到他对东京的意图没有理解错,下令各部提高戒备。

当晚,蒋介石密令济南城外的革命军连夜渡过黄河北进。他判断日军的按兵不动是在等待援军,为了不让日军得逞,必须在夜间和日军脱离接触。

第6师团坚守着警备位置,也未派遣斥候,完全靠中国人间谍反馈中国军队的情报,一时尚未发觉中国军队的行动。

晚上十一点二十分,东京收到福田中午发出的电报。翌日上午,参谋本部又收到两封发自福田的电报,一封告知弹药紧缺并要求增派兵力,另一封转告了佐佐木的传话并附加了福田的判断:“……蒋之部下轻视日军和反对日本者不在少数,今后发生事端势在必然,故除采取积极行动外别无选择!”

报纸上关于“济南事变”的报道尽是中国军队的“暴行”,外国报道也对日本表示“同情”,这使得日本国内舆论的反中情绪高涨,都支持“积极的惩戒”。

参谋本部的讨论充分考虑了舆论的倾向,得出了“为维护国威、保障将来,需展示实力、杜绝祸根”的结论。铃木随即拜会白川陆相,要求再增派一个师团。白川则将建议抛给了内阁,田中及内阁多数却不赞成如此强硬,而是认为应根据局势发展再召集军事参议官会议。

这期间,济南日本人的反中情绪被点燃了,天津步兵队第6中队根据中国人线报,在馆驿街北侧的十王殿附近、胶济铁路边挖出了失踪的12名日侨的尸体,这些尸体上伤痕累累,还有被辱尸的痕迹。日侨们跑到第6师团部请愿,要求军队与蒋介石交涉、严惩凶手。

当天,南京召开了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临时会议,会议就济南事变问题要求外交部严正交涉,另做出决议要求蒋介石继续进攻、以最短时间完成北伐。

上午十一点,熊式辉约见福田,告知蒋介石将于本日率国民革命军北进,希望日军停止军事行动。

但是,福田并未表态。结束会面后,福田将自己考虑的“惩戒”方案发往了东京——第6师团集结于济南、关东军增援的混成第28旅团配置在济南东北方,以“残杀日侨、挑衅日军、破坏胶济铁路”为由,要求中国军队放下武器,否则便以武力强行解决!

然而,东京的“惩戒”方式却更为强硬。参谋本部于下午三点五十分收到福田的电报,而一个多小时前南次郎便发出了罗列交涉条件的第64号电:一,惩处贺耀祖(第40军军长)及其他参与暴行的中国高级军官;二,解除任何敢于抵抗的中国军队的武装;三,中国军队全部远离济南。这三项要求已经是战争中要求对方投降或国内平叛时的措施了。

福田向东京发出“方案”后,进一步考虑提交中方的要求,包括解除第40军武装、惩处该军高级将领、蒋总司令亲自到日军司令部道歉。晚上九点,参谋本部电报抵达,福田计划7日开始“严正交涉”。

翌日,5月6日,上午七点半,北军的三架飞机飞临济南,投下了炸弹。据中国方面记录,城内有20多人、普利门外数人、马一匹遇难,革命军击落了其中两架。击落飞机的具体部队没有记载,而日本方面却记录第47连队第10中队用步枪费弹84发击落飞机一架。

空袭进行时,蒋介石已经离开济南移驻到西南约17公里的党家庄,城内留守部队为第1军1师(李延年)和第41军91师2团(邓殷藩)约三千人,由济南卫戍代司令苏宗辙指挥,而这个情况日军尚未掌握。

4

晚上八点,福田下达动员令,兵力分成三股:齐藤指挥第11旅团第47连队、第45连队第5中队及天津步兵队,称“济南警备队”,负责保护商埠地日侨;岩仓指挥第36旅团第23连队和第45连队主力,称“机动部队”,负责商埠地外的战斗。第13连队为预备队。命令下发后,南军移动的情报陆续传来,八点五十分,福田向东京报告:南军第1、第4、第9、第40军正向黄河北岸移动,第41军一部和第26军往青岛,其中第26军已进至张店、明水间,南军主力应已渡过黄河向德州发展。实际上这些情报都来自中国人间谍,可信度不高,但福田却并不在意,他在九点半发出的警戒命令中明记:“济南附近状况变化剧烈,南军步兵约三千于6日傍晚进至济南火车站西北方的匡山东侧地区。”十一点多,福田就针对蒋介石的要求事项向东京请示,内容包括惩处贺耀祖等责任者、蒋介石亲自谢罪、禁止反日运动等。

东京方面于7日凌晨五点前首先收到该请示,六点多收到南军北进的电报,铃木庄六感到有些难办,如果蒋介石是想包围济南的话,日军则有借口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但如果南军不存在了,那该如何行动呢?

上午八点四十分,南次郎致电黑田周一:南军如北进,则我将错失军事解决之机,速令师团长采取措施。

南军移动的情报继续汇总上来,市外西南辛庄、西侧十二里铺、南面东西八里漥等地的中国军队基本都已北进或南撤,南郊千佛山持有山炮的部队似只残留了少量人员,城内虽还有少量部队,但亦非主力。显然,中国军队撤离了济南,“惩戒”对象不存在了!不过,福田仍按照自己的节奏行事,下午一点下达了攻击准备命令:本日下午四点,师团将开始与国民革命军司令进行严正的军事交涉并解除施暴中国军队的武装,依照情况,可能会与整个南军发生战斗,各部做好准备!济南警备队最大限度地占领车站,机动部队的行动半径控制在三公里。

下午三点半,福田召见了国民革命军临时外交部长赵世瑄,提出了书面要求。赵世瑄原为胶济铁路局局长,3日接替黄郛上任后,每天都会到第6师团部与日方联络,他的日语说得非常流利。要求中不知为何去除了蒋介石谢罪一条,只列了严惩施暴部队高级将领、解除该部队武装、严禁反日宣传、撤离铁路沿线11.5公里等事项,最后答复期限为5月8日凌晨四点。

赵世瑄对此似乎并不吃惊,当他提出要求过于苛刻时,黑田只回答说:“只要总司令回答接受与否即可。”日本方面其实是不打算就此条款与中方交涉,留出的答复时间也很短,总之就是准备按计划于8日凌晨四点展开进攻。

赵世瑄回到城内,与政务委员蒋作宾、崔士杰商量后,认为日本的横加干涉将严重阻碍北伐的进行,而目前也只能尽可能的忍耐,随后赵世瑄调配火车赶往泰安请示蒋介石。

晚上十点,泰安前线总指挥朱培德电告福田,希望将答复期限宽限到8日中午十二点。其实蒋介石此时正在泰安,但他决定采取拖延的方式来争取转机。福田对此并未理睬。

此时,第36旅团长岩仓和第23连队长依田、第45连队长末松来到师团部,称情报显示党家庄有两万、东西八里漥有约七八千中国军队,希望在明确敌情前谨慎行动。福田随即召集齐藤等将领商讨形势,最后决定将机动部队的攻击前进时间推迟到8日拂晓。

5月8日凌晨三点,第6师团部收到署名蒋介石的电报,称除个别条件外俱可接受,要求宽限答复期限,但却没有具体内容。黑田认为这是中国惯用的拖延伎俩,决定无视。

当天日出时间是五点十分,西南风强烈,气温已经升了20度。各部队从四点钟起便开始对附近进行侦察。

预备队第13连队奉命侦察了津浦线济南站北方,结果显示堤口、辛庄、老屯等地并无中国军队。连队长安藤于四点半亲率第1大队向东北方约一公里的中国军队军火库所在的无影山展开火力侦察,由于预计不会发生战斗,往返两个小时的行动打算作为一次示威行军。通过堤口村时天光放亮,六点多抵达村东北的日本人墓地,墓地大多遭到破坏,到处都是散乱的骨灰和罐子碎片。行至军火库前六百米时,前方斥候遭遇了射击。无影山又称武阴山,守卫军火库的是第41军91师2团1营3连,人数约三百,他们依托围墙顽强抵挡住了第13连队的进攻。八点,安藤向师团部请求炮火支援,福田却叱责安藤节外生枝,影响师团整体作战,要求他立即脱离战斗。而此时,守军开始撤退了,3连连长李传昌电话请示了团长邓殷藩后,率部撤往城内。八点十分,军火库被日军炮弹击中,引起爆炸,11间火药库和16间武器库瞬时被黑烟和爆炸声笼罩。安藤于是留下第3中队,率队返回。据李传昌的记录,3连死伤了18人。日军方面没有人员伤亡,只损失了一匹马。

济南事变中第6师团的行动还是比较慎重的,虽然高喊要相应中央“果断惩戒”的意图,但现实作战指导仍着重于将冲突控制在局部范围。所以福田在对中要求中删除了“蒋介石谢罪”一条,又根据下级将领的意见禁止部队冒进,他更希望以武力展示的方式代替具体的“惩戒”。只是东京特别是参谋本部的意图却非如此。

上午八点半,东京的陆相官邸召开了陆军军事参议官会议,参会者包括梨本宫守正大将、奥保巩元帅、宇垣一成大将、井上几太郎大将、武藤信义大将、上原秀作大将以及白川义则、铃木庄六等各部首脑。会议应参谋本部要求召开,目的是讨论参谋本部提出的《济南事变军事解决案》及善后措施。方案中强调,事件起因是日积月累而形成的中国方面的“对日轻侮之心”,如一再对中软弱,将加深中国反日之观念,类似南京事件、汉口事件必将再现,东三省势必被波及,今后定将发生挑战日本皇军地位的行为,因此,今次日本必须表现出强硬姿态,以此警告中国、根绝其轻侮日本之观念,并藉此在国内外树立皇军威严、巩固国家发展基础。善后措施中要求对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并建议为迅速促成交涉考虑占领南京,此外在备案中还表示应向京津和满州增兵,一旦京津地区受波及,可乘机迅速解决满蒙诸问题。显然,参谋本部和陆军部的意图非常明确,借解决济南事件之机,以武力压制中国,弘扬国运。

但是,宇垣一成却提出疑问:如果中国方面不接受条件,日本是不是要采取强硬手段?那么,由此引发东亚大乱怎么办?如此作为等于拿国运相赌,日本做好了这样的准备吗?铃木庄六连忙解释,本次增兵并不意味着要从根本上调整对中政策,仅仅是针对济南事件,目的是缓解前线部队的危急。宇垣不满地表示,如果仅仅是救援,根本不需要召集这样的会议。83岁的奥保巩也不快地说道,如果是这样那就赶快派兵吧。其余几位大将也纷纷随着宇垣离席而去。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评论

评 论

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