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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08年第5期

遥远的庇护

——“二战”中的天津犹太人

文 宋安娜

不知道什么缘故,我是这样的悲哀;

一个古代的童话,我总是不能忘怀。

天色晚,空气清冷,莱茵河静静地流;

落日的光辉照耀着山头。

那最美丽的少女坐在上边,神采焕发;

金黄的首饰闪烁,她梳理金黄的头发。

她用金黄的梳子梳,还唱着一支歌曲;

这歌曲的声调,有迷人的魔力。

小船里的船夫感到狂想的痛苦;

他不看水里的暗礁,却只是仰望高处。

我知道,最后波浪吞没了船夫和小船;

罗累莱用她的歌唱造下了这场灾难。

——引自海涅《罗累莱》

这首题为《罗累莱》的诗,是犹太诗人海涅最优美最著名的作品,它被谱上曲子,一百七十多年来被广为传唱,即使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海涅的作品被焚禁,纳粹仍不得不以“无名诗人”的字样取代海涅的名字,允许这首歌的流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犹太难民避难中国,进入天津,这首歌也唱到了天津。

现在,在德国,这首歌已经成了和平生活的象征,《罗累莱》也成为莱茵河的象征。

飞来的史料

2002年2月19日,我收到了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39份史料复印件。那天,正是春节七天长假之后第一天上班,稿件、信件、报纸大样,整一天被文字狂轰滥炸,到了打开家门的时候,已经对一切有墨迹的东西深恶痛绝。我无意间抬头,却看见了它——一只大16开的牛皮纸信封,安静地躺在楼梯拐角的窗台上,封皮上大笔大画地写着“宋安娜收”。我立刻大叫起来。“真的是它!它真的飞来啦!”我抱着它冲进房间,顾不得脱鞋换衣服,抄起剪刀果断地剪开封口,一篇篇查验,丝毫不差,正是我所登记的那39份。算一算,距我在史料馆填了“复写申请”至收到它,仅仅二十五天。而在这二十五天里,我一直对它的到来将信将疑。东京到天津不通火车,它必须飞越太平洋,“飞来之物”在汉语里向来隐含着虚无缥缈、不可信实的贬义。

我开始收集关于天津犹太人的相关资料时,有朋友告诉我,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存有13卷犹太人在中国的档案。正好这年我受日本外务省之邀,参加了“中国知名文化人访日团”,在东京将有六天的停留时间,便利用这个机会,请组织这次活动的东京大学教授靳飞先生和天津市外办有关同志帮忙,敲开了史料馆的大门。

坐落于东京都港区麻布台的日本外交史料馆1972年开馆。现任馆长小原育夫先生曾做过日本驻广州的领事,听说来了中国客人,便热情地接待。他手持一份介绍提纲,侃侃而谈,不用翻译,中国话讲得极其地道。一打听,原来却是哈尔滨生人,生于北而执业于南,与中国的渊源可以说横贯南北了。小原先生说,史料馆保存着明治维新至1945年“二战”结束期间几乎全部的外交记录,共48000册供人公开查阅;另外,战后外交记录11000册,原件还在外务省,史料馆做了复印件,也分16次陆续公开了。2000年4月,日本颁布《信息公开法》,要求所有政府部门能公开的都要向公民公开,日本国民要求外交知识为国民共有,他们也正在加快日本外交文书的出版。2002年是日中友好条约签订二十周年,史料馆已将条约的谈判记录向一家报纸提供,准备不久就会公开。小原先生还说,成田首相于战后五十年发表讲话,就日本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表示深刻反省,提出政府要推动亚洲历史资料的整理。内阁决定成立亚洲历史资料中心,2001年11月这个中心正式设立,史料馆正加紧将有关资料拍成数据胶片,提供给中心。

小原先生冲我微微一笑,说:“史料馆向所有人士开放,包括中国公民。”

走进阅览室,拿出护照例行公事之后,我拥有了一台电脑。13卷有关中国犹太人的档案均已拍成微缩胶卷,工作人员帮我插入软盘,我开始查阅了。电脑屏幕上映出一行行日文、俄文,大多是七十多年前日本外务省就中国犹太人问题的往来文件,还有俄文报纸的相关报道。工作人员又递过来一份“复写申请”,要求登记姓名、住址、复制目的,项目十分详细。在复制用纸一栏内,甚至列出B5、A4、B4、A3任选。我在A4上画了圈。然后我得知,只要再将我需要的页码按编号填在申请表格内,就一切妥当了。

真的就“一切妥当了”吗?外务省派来的翻译田中小姐转述工作人员的解释:史料馆的复制与送达工作交给了一家专业公司来做。他们将按照我所要求的页码复印史料,然后通过邮局邮寄到我登记的地址处,邮件到达后才收费。

我的地址在中国呀!

没有问题。工作人员说。

他认真地检查我的地址,有几个字因为写连笔了,他在旁边重新抄写了一遍。看着他那一丝不苟的样子,我只能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了。

没想到一试竟就成功。后来问过日本的学者,他们也常去外交史料馆查阅史料,复制资料也都是这个程序,但资料能够送达中国,对于他们,也是第一次听说。如今信息社会,国际邮件已司空见惯,难得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诺,所谓“一诺千金”,这个“金”的纯度该比农耕时代更难求。飞来的史料令我如托千金。当然,这个重量还包括史料馆工作人员的服务质量。

而我所选的这39份史料复印件,全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府存留的有关犹太人在中国活动的密电和相关报道。文件和报道大部分是俄文和日文,经过专业翻译人士的努力,我看到了如下文字:

机密第254号

昭和十三年十二月五日

驻海拉尔

领事代理 三村哲雄

驻满洲国

特命全权大使 植田谦吉 殿下

关于避难犹太人赴支那事件

从德国被驱逐的30名犹太人于上月24日乘满铁国际列车进入满洲里,在满洲里停留一夜分别奔赴支那的各个地方。上述人员在满洲里的情况相信您已经得知,不过,由于当地宪兵队又获得最新的情报,故通报给您以供参考。

本件抄送至外务大臣

附记

一、 到达满洲里的时间

从德国被驱逐的30名避难犹太人声称要在中北支那地区求职,于是乘坐11月24日17点50分到达的满铁列车入满,在满洲里停留一夜后乘同一列车于25日经由山海关赴支那。

这些犹太人透露说他们没有固定的职业,漫无目的地决定要去支那。还有一部分人流露出想在哈尔滨新京方面住下来的意向,但基于外务省关于犹太难民进入国内调令的旨意没有允许,经请示让他们奔赴了支那。

二、 旅行者的态度

在满洲里停留期间虽无法认定有特别的动静,但该地区外事办的人员及相关人员透露了他们的如下言行:

德国对于犹太人的镇压早在与意大利合并之前就开始了,此后逐渐地蔓延到了整个国内。原本就受到德国人的歧视对待,自从发生了枪杀驻巴黎、德国大使及书记事件以来又进一步迅速恶化,最终导致了遭大量驱逐的处置,以至于我们也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了。

根据最初的旅美协议,从维也纳赴柏林经美国领事馆发给签证后就可以申请了,可是有许多想赴美旅行的人最终未能达到其目的。据此,他们想入满后在哈尔滨或大连等地再次请求美国领事馆,如果在满洲国内还不能发给的话,就预定奔赴上海请求当地美国领事馆发给签证。

居住在天津的犹太人约600户共计1800多人,可算是人数众多,而且这些人大都有供自己生存的职业。因此,原以为即使在中国没有熟人,依靠这些同胞也可以求得职业,开拓出新天地。可是,与预期结果相反,他们在许多事情上都遇到挫折,故而才有了要赴美的意向。

德国当局在他们离开之际,不问男女老少,每人一律只允许携带去往目的地的车票及相当于现金10马克(约15元)、所持物品1000马克(约1500元)的行李物品,超出部分不许携带。因此,让他们直接在中北亚支那地区从事商业活动是很困难的。

还有就住宿等其他相关事项作了如下问答:

办事员:作为国铁方面可提供一辆备用客车,以充当乘客休息的地方。但是该车辆的定员为20名,超出的人员到旅馆投宿。

犹太人:我等身无分文,无钱投宿。“八六”警察曾跟我们说,到了满洲里就能为全员在列车上提供住宿等一切方便。然而事实却相反,对此我们感到很遗憾。希望现在就能再为我等提供一部车辆。

办事员:对于不能进入本国的外国人,只要认定是没有携带金钱,需要公或私方面救助的,就可以根据违反“外国人入境管理规则”,请你们迅即撤离本国。

犹太人:那我们就根据协议住到“旅馆”。

办事员:车票为大连经天津到上海的,不过也要经过山海关。

犹太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退票的问题在什么地方解决呢?我们原打算乘坐大连—上海线路的……

当翻译译到这段对话时,他特意告诉我,从办事员语气看,他们当时的态度非常蛮横。

“恐怖之夜”

这蛮横穿越七十多年历史时空,跌落到我的电脑键盘上。

我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1938年。德国纳粹政府逮捕了1.7万侨居德国的波兰籍犹太人,用闷罐车将他们拉到德波边境。10月28日深夜到29日凌晨,首批犹太人被德国武装部队赶出边境。面对波兰边防军的机枪,他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其中,犹太裁缝格林斯潘不幸身亡。11月7日,格林斯潘年仅17岁的儿子赫舍尔只身闯进德国驻法国大使馆,意欲刺杀德国大使,为父报仇。三等秘书恩斯特·冯·拉特出来接见,青年连开五枪,拉特当即毙命。11月9日黄昏,纳粹党老战士在慕尼黑旧市政礼堂聚会,纪念啤酒馆暴动十五周年。拉特死于犹太青年之手的消息传来,希特勒立即离席与戈培尔低语,然后匆匆离去。戈培尔回到餐厅,宣布元首决定:拉特之死已经引起部分地区反犹骚乱,这些骚乱既不是党策划的,也不是党组织的,但不必加以制止。在场的纳粹党头目心领神会,纷纷跑去打电话,紧急命令通过电波传遍德国各地。当晚,纳粹分子在全德捣毁犹太人财产,犹太人聚居区大火熊熊,犹太人的住宅和店铺遭到洗劫,无数犹太会堂被付之一炬,许多奔逃的犹太人被暴徒杀戮,上万犹太人被送进死亡集中营,大批犹太人被迫背井离乡,沦为难民。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恐怖之夜”。

“恐怖之夜”作为“二战”期间纳粹迫害犹太人罪行的一个标志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纳粹对犹太人实行大规模迫害却并不始于这一天,而是在它一上台就开始了。

纳粹首先在文艺领域掀起排犹恶浪。1933年5月,他们开始大肆焚烧犹太著者的书籍,马克思、恩格斯、李卜克内西、伯恩斯坦、列宁等人的著作都在禁书名单上。文艺场所禁止犹太人进入,音乐厅和歌剧院的门上,赫然挂出了“犹太人不得入内”的牌子。恶浪很快波及教育界,从幼儿园到大学,犹太人都被禁止担任教职。

此后,一系列排犹法令纷纷出笼。1935年9月15日,纳粹党代表大会批准了《德意志帝国公民法》和《日耳曼种族及荣誉保护法》。公民法规定,只有日耳曼血统的国民才是帝国公民,从此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种族保护法规定,禁止犹太人与德国公民或日耳曼血统的公民结婚,或发生非婚姻的性关系;禁止犹太人雇佣45岁以下德国公民或日耳曼血统的女仆;禁止犹太人使用德国国旗的颜色和其他规定颜色,如若违犯,就会被送入牢房,其中大多数人将被处以死刑。

随着以上两个法令的实施,德国境内的犹太人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犹太人被强迫迁移进犹太人居住区,禁止犹太人与非犹太人发生接触。

犹太人的住房必须张挂大卫星章,犹太人外出必须佩戴大卫星章。犹太人不得跨出指定区域。犹太人不得乘坐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犹太人晚8时以后禁止外出。

犹太人获得食品要使用印有“犹太”字样的供应卡。鱼、面粉制品、鸡蛋、牛奶等生活必需品被切断供应。

“恐怖之夜”以后,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犹太人的财产在“恐怖之夜”损失惨重,而犹太人大多数都投了保险。面对巨额赔付金,纳粹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保险公司支付的赔偿金将由国家全部没收,部分返还给保险公司;然后再向所有犹太人社团征收10亿马克的“罚款”,“偿付这次骚动所造成的损失”;此外,禁止犹太人独立从事任何交易,甚至出卖劳务也被认为是非法的。会议达到高度共识:要把犹太人从德国的经济生活中彻底排斥出去。

德国犹太人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要生存,只能离开德国;与此同时,纳粹修建了一个又一个犹太人集中营,它们正张开血盆大口,吞噬着犹太人的生命,这让犹太人逃亡的渴望更加急迫了。

战后,据不完全统计,在欧洲共有600万犹太人被杀害,其中400万人死于纳粹的集中营。

中国对犹太难民说:“欢迎!”

我看到逃亡、逃亡,随着纳粹铁蹄践踏欧洲更广阔的腹地,犹太人逃亡的人数越来越庞大。

但是……

英国政府自1937年秋后便严格限制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

美国对犹太难民关闭了大门;

日本驻立陶宛科夫诺领事馆的杉原千亩在十九天里签发了6000份签证,但日本政府对犹太难民的宽容政策是有前提的,难民只能在日本滞留二十一天,二十一天以后必须离境;

只有中国打开了大门。中国对犹太难民说:“欢迎!”

犹太难民避难中国,有两条途径:一条是由海上,乘船历经风浪颠簸在上海登陆;另一条是走陆路,穿越西伯利亚,经“满洲国”入关,进入天津。

于是,便发生了“关于避难犹太人赴支那事件”,我也便看到了日本外务省记录这一事件的历史档案。

正是这页档案,为我掀开了天津犹太难民这一庞大群体的冰山一角。

至今没有准确的数字表明,“二战”中究竟有多少犹太人逃来中国避难;

至今也没有准确的数字表明,在那个仓皇的大逃难人流中,究竟有多少人进入了天津;

我只能从能够找到的史料、从能够觅到的蛛丝马迹中去寻找答案。

我清楚地知道那并不是答案,只是一些感受,感受那命悬一线的惊恐,感受那惊魂甫定的仓皇。

当人被死亡追逐并且无处藏身时,有什么比一片安全的立足之地更重要的吗?

翻阅天津犹太协会上世纪40年代的成员登记表,我找到了这样的记录:

泰来饭店居住过的犹太人:别拉门,男,67岁,商人,1940年来中国;格林士天,男,43岁,商人,1935年来中国;克波兰,男,63岁,商人,1937年来中国;高干,男,68岁,包工,1944年来中国;叩布立次,男,40岁,商人,1936年来中国;

中央大楼48号住过犹太商人以似别以给一家,男主人34岁,女主人28岁,他们有两个女儿,一个4岁,一个2岁,全家于1931年来到中国;43号住过咖啡店经理毛根夫妇,他们于1936年来到中国;49号住着一位60岁的家庭主妇,她只身一人,1941年进入中国,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亲人。

维多利亚公寓大楼3号、13号、16号均住过犹太人,其中有1941年来中国的家庭主妇,有1941年携母亲、妻子一起来中国的公司雇员,有1941年扶老携幼与老母和4岁儿子一起来中国的商人。

这些人毫无例外,全都是“二战”期间来到天津的犹太难民。他们从纳粹的魔掌下逃脱,历经千难万险来到天津。在那些客房和公寓里,他们惊魂初定,庆幸死里逃生,然后打开行囊,安排往后的生活。这些客房和公寓往往是中转站,待他们渐渐熟悉了天津的环境,谋到一份工作,或找到某种经商的途径,他们会将目光放开,天津五大道和小白楼地区充满欧陆风情的街道和里巷便进入视野。于是,他们走出客房,走出中转站,在天津真正安下了家。小白楼协长里、先农里、宝山里、养和里、江夏里“二战”期间都有犹太人的家庭居住过。

这些记录还表明,天津的“二战”犹太难民分两种人群:一种由于纳粹的迫害从欧洲各地逃来中国;另一种则由于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北,大批日本浪人涌入“满洲国”,霸占犹太人的财产,枪杀绑票,原居东北的犹太人生活与经商日益艰难,于是纷纷南下,落脚天津。

两个犹太难民群进入天津的时间段略有前后。原居东北的犹太难民逃来天津的在20世纪30年代初,以1931年日军占领东北为时间标志;原居欧洲的犹太难民逃来天津的,在1938年左右一直持续到40年代初期,以1938年11月9日纳粹制造的“恐怖之夜”为时间标志。

从目前居住在海外的天津犹太人零星的回忆里也能觅到难民们的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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