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李白


有一次,我与一位朋友说起,我要写一篇有关李白书法的文章,这位朋友惊奇地问:李白也善书?我答:是的。予谓不信,且读孟綮《本事诗》中的记载:“玄宗命白为宫中行乐诗,二人张朱丝阑于前,白取笔抒思,十篇立就。笔迹遒利,凤峙龙拿。”


还有,也请再读黄庭坚的一段跋语:


余评李白诗如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椠人所可拟议。吾友黄介读《李杜优劣论》曰:“论文政不当如此。”余以为知言。及观其稿书,大类其诗,弥使人远想慨然。白在开元至德间,不以能书传,今其行草殊不减古人,盖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欤?(《山谷内集》卷二十六《题李白诗草后》)。


孟綮、黄庭坚离李白生活的年代相距较近,亲见李白流传的书作当不成问题。


据宋《宣和书谱》记载,宋廷内府收藏的李白书作计有行书《太华峰》、《乘兴帖》二种,草书《岁时文》、《咏酒诗》、《醉中帖》三种。当然,还有在民间流传的,“贵为箧笥之珍”而藏在箱底的,因为李白的许多诗作,本来就是写给普通百姓的,那是他为他们热情款待他的盛意的一种酬谢。


然而,岁月改变了历史的原来模样。随着李白的诗作的口头传播与刊行,李白的诗流传下来了,而它的原件因战乱、火灾、水淹、虫蠹,还有其它难以预料的因素,却不断地散失、消亡。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惟一的一件李白真迹,即是《上阳台》墨迹。这件墨迹之所以能够保留下来,据说还是毛泽东的功劳。此帖在宋宣和年末进入内府,后流落民间,元代先后为彦清、欧阳玄等人收藏,明代为大收藏家项子京所有,清朝又入宫苑,清亡时,这件墨迹又散落民间,曾为一郭姓所得。解放后,一位收藏者,把它献给毛主席。1958年,毛泽东指示中央办公厅,把此帖转给故宫博物馆保管。由是,这件稀世之珍才得以“诗意地安居”。好在,文不长,我抄录如下:


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何穷。


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


我曾在《酒神的舞蹈》一文中述及,张旭之书开了唐朝宏逸博大、雄浑开阔书风的先声,质之李白书,同样可以领受这样一个时代书风的强烈震撼的。张旭比李白大二十一岁,李白走进长安时,张旭“草圣”的地位早已确立,他的草书风格,不可能不影响李白,加之他们又同是诗人,同为“饮中八仙”。我以为《上阳台》之作是受到张旭的影响,而又不愿重复张旭面目的天性释放和另一种创造,所谓“太白得无法之法”(元郑杓《衍极》),可谓至评,我以为。


上阳台建在唐宫中,李白有可能登临并写下这帧墨迹,当在李白应玄宗之召,任翰林供奉之时。


远望颜真卿


颜氏入仕之初,唐玄宗已经建立了他“开元盛世”的不朽功业。这个被唐代诗人歌颂着也被批评着的皇帝,此时已经大权旁落而终日沉湎于女色与享乐。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杨国忠极尽排斥异己之能事,以精择能吏为幌子,将颜真卿逐出中央政府,接任二千五百里之外的平原郡太守。不到三年,他把平原郡治理得顺顺遂遂。平原郡当时在安禄山的管辖区内,安禄山蓄谋异志割据一方,他不明白眼皮底下的颜真卿为何等人物,便派人去巡察。落落大方的颜真卿不仅亲至境外迎候,又与他们一起狎游东方朔神庙,然后禁不住磨墨挥毫,攘臂大书《东方先生画赞》,颜氏善书,早已名闻天下,其书绵里裹铁,端庄雄伟,人谓“颜筋”。未待三炷香燃尽,颜氏笔下篆额、碑文正书、碑阴八分,二百余字早成龙腾虎跃,一股清雄之气扑面而来。众人齐声称妙,颜真卿却连说“惭愧!惭愧!”雅兴如是,完全是一介文人的做派,来人回去一汇报,安禄山也就放下了这块心病。可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越一年,当他假传圣旨高举清君侧(入朝讨杨国忠)之大旗,起兵范阳的时候,竟然却是这个颜真卿同时举起义旗,与之对垒。


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吐蕃入寇唐土,尽取河西、陇右之地。然后降泾州,入分州,掠奉天、武功,直逼京师,幸得郭子仪率兵反击,才让仓促出奔的唐代宗车驾返都。在代宗率百官开远门迎接郭子仪凯旋之师的兴道会上,尚书右仆射郭英乂讨好鱼朝恩,把其座位安排在仆射一行,礼遇高于吏部、礼部、工部尚书。鱼朝恩,一介宦官而已,然独掌禁兵,气焰万丈。“太安”头上敢不敢动土?时任检校刑部尚书兼御史大夫的颜真卿据“刑宪典章”,凛凛然提出严正的批评,既斥郭英乂之佞,复夺鱼朝恩之骄,忠义之气,横溢于文字之间,这便是著名于史的《与郭仆射书》。


同年,颜氏因直言诤谏而忤旨。为朋党元载所构谄,又一次由尚书左丞而贬为峡州别驾后再改贬为吉州司马。一个衰弱的老人刚刚在吉州安顿下来,不过两年时间又调抚州,接着从抚州调湖州,一路颠颠簸簸。“州以湖名听已凉,况兼城郭雨中望”——水阔天远的湖州似乎给了他一个崭新的世界。


一晃就是五年。其间,他还给我们留下了书法史上的两件名作,一为大字《麻姑仙坛记》,另一为行书《刘中使帖》。


越二年,奸相元载伏诛,颜真卿回到了阔别十一年的长安。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幽州、魏博、淄青、恒冀节度使等相继称王,刚刚安定下来的局面又变得动荡起来。唐德宗派遣李希烈率三万兵马进行讨伐。不料,一至许州,李希烈即与齐王李纳勾结在一起,联兵夺取汴州。次年又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随后,又挥铁骑陷汝州,取尉氏、围郑州,威胁洛阳。视颜真卿为眼中钉的奸相卢杞乘机献计,让年过七旬的颜真卿充任淮西宣慰使前往许州宣慰李希烈,美其名曰“不劳军旅”。


卢杞的借刀杀人之计得逞了。颜真卿一行肩负重命而悄悄走出京城宫阙,途经洛阳,抵达开封,旋而被李希烈囚禁。李希烈欲降颜氏,在颜之囚处四周堆积干柴,浇之以油,燃之以火,企图胁迫颜真卿屈服。颜氏视死如归,后被缢杀。这一年,颜氏七十五岁。


颜真卿用生命写下的一个“忠”字,是儒家文化中最为神圣的一块基石,他挺立着的一生,挥洒的是堂堂正正之气。作为他生命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书法,我们在他的每一件艺术品中同样可以感受这样一种风骨。


醉僧怀素


诗曰:“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怀素留给历史的大名一是醉僧二是狂草,两者之间水乳交融密不可分,也是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话题。


一个和尚身怀绝艺从故乡出发,去了广州,随后又到了京华长安,以其书遍谒王公大臣,有人说这是为了邀名。有人说,那实在冤枉了他,那么,他又为了什么?


似乎应当从他的身世和经历说起。


怀素的家究竟在长沙(自叙帖说)还是在零陵(唐诗说兼藏真帖)?已经没有必要再作讨论了。重要的是,他来到了这个世界,早已举目无亲,也许就像陆羽一样是一个弃儿。他也许姓钱,也许不姓钱。以后攀援上钱起认他作外甥,也是在他名动京华之后。真确的情形,也许是永远的秘密。我想,怀素的童年、少年一定是在贫穷和苦难中度过的。不然,年纪轻轻的为什么就出家做了和尚?做了和尚不坐禅、不念佛又不守斋戒,一日九醉,只是埋首于书法,“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陆羽《怀素别传》)因为贫穷无钱买纸,他在自己的住处种植了一万多株芭蕉,硕大的芭蕉叶撑起无数把绿伞,遮了天也盖了屋,怀素管它叫“绿天庵”;在这绿色的天地里,他每天在蕉叶上练字,天长日久,芭蕉叶像被蚕啮咬过似的,只剩下光秃的蕉秆,这叫“书蕉”。然后,他又找了一个托盘,漆一块方板,专门用来练字,日积月累,随着岁月的流逝,竟连木板和托盘都写穿了,这叫“破底盘”。写坏的毛笔积了一篓又一篓,堆起来像只山包,埋于土中,那是“笔冢”。不妨设想一下,在蕉叶和木板上写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又是怎样一幅图景。时间在风雨中穿行,没有如堵的观众,没有拍手激赏的人,对象却是木头与蕉叶,那种沉寂与无声,孤独与无援,确实需要异乎常人的耐心与持久力。假如生命需要重新选择一种生存的方式,我相信,怀素的惟一选择还是书法。后人分析,怀素毫发无遗恨的草书和他那忽断忽续,乍湿乍干的笔触正是得力于书蕉和破底盘。可以说,他是带着对书法艺术的真爱好走进深山古寺的,也是带着对书法艺术的真追求走出深山古寺的。


怀素在没有走向长安之前,书法早已远近闻名了。李白称他“少年上人”的时候,怀素还只有二十来岁,年轻而富有挑战天下的豪情。在流放途中的李白,至巫峡遇赦而放还。路过零陵,他见到了怀素的草书,眼睛为之一亮,说是“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李白以其敏锐而又内行的眼光,不仅充分肯定了怀素的草书,还对古时的“书圣”王羲之、“草圣”张芝都大胆进行了否定:“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许浪得名。”


于是,怀素带着“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书题遍”的不满足心态来了,同时,也带着大诗人李白的深情期许来了。长安没有让他失望,举起森林一样的手臂欢迎他的到来,并以热烈的赞颂会应了他的绝艺。


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是这样:凡是没有炒作的轰动,都是发自内心的。醉僧狂草的“轰动效应”,最本质的力量,应该说源于怀素的创新。“有人欲问此中妙”,怀素很“鬼”,避而不答。只说:“怀素自言初不知”,“醒后却书书不得”,神乎其神了。那么,我们只好自己用心体会。


由于唐代禅宗的盛行而废弃了严格的戒律,和尚也喝起了酒。“酒天虚无,酒地绵邈,酒国安恬,无君臣贵贱之拘,无财利之图,无刑罚之避,陶陶焉,荡荡焉,其乐可得而量也。”(范文澜《中国通史》)在酒神面前,人人平等,毫无拘束,生命获得大解放、大欢喜,个性得以大张扬、大自由,所以,怀素之癫,草书之狂,那也是唐风使然。


不过,他的酣醉,不同于阮籍以酒浇胸中之垒块,也不同于李白“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而是以酒作为一种刺激创造出超乎悲欢之上的艺术杰作。在酒精的作用下,一切偶像、法则、规矩,统统被踏倒推翻,狂言、癫态、大笑,一切平日无法表现的现在都表现了出来。我心即禅,书法即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