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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条山位于晋南豫北交界处,横亘黄河北岸,东连太行山,西接吕梁山,瞰制豫北、晋西,屏蔽洛阳、潼关,是便于向华北进击的要地。1938年春,日军占领晋南长治后,中国军队为减少损失,不以扼守城镇为目的,分散于晋南山地进行游击作战,建立了以中条山为基础的游击根据地。之后,日军在2、3年内曾对中条山地区发动了10多次围攻,企图摧毁中条山根据地,肃清黄河北岸的中国军队,但始终未能得逞。驻守中条山地区的第一战区卫立煌部近18万人,与环绕中条山外围之4个师团日军成对峙状态。

1941年5月,华北日军以10万余兵力,发动了对中条山的再次围攻。曾声称要“坚持山西,确保河防”的卫立煌部,由于疏于防御,在日军进攻面前大部采取避战方针。结果,日军以近1∶20的极小伤亡代价打败了中条山地区的中国军队,给晋南抗战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中条山会战的失败,成为“抗战史中最大之耻辱”。

日军策划进犯中条山

1940年秋,由八路军在华北发起的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总结教训的结果,重新制定了《剿共办法纲要》,决定采取一切措施,剿灭占领区内的共产党势力。

但是,华北日军在选定1941年度打击目标时,则改变了主意。他们认为八路军在进行了百团大战以后,战斗力恢复得很慢,而晋南中条山地区的卫立煌部队,长期牵制着日军4个师团,山西境内的阎锡山部队又无意与卫立煌军队合作,战斗力也低,因此决定首先击破晋南中国军队后,再全力对付八路军。

1941年4月18日以前,环绕中条山外围与中国军队对峙的,是日本华北方面军第1军司令官筱家率领的第25、第36、第37、第41师团,分布于豫北的沁阳、博爱及晋南的晋城、阳城、沁水、峰县、闻喜、夏县、安邑一线。为了加强第1军进犯中条山的兵力,中国派遣军特从华中、苏北抽调第33、第21师团配属第1军,此外,日军大本营于4月19日又从关东军调来

飞行第32、第83战队、第3飞行集团主力(轻轰6个中队,侦察3个中队,直协2个中队,战斗1个中队)在运城、新乡两个机场展开,担任空中配合。

战前,日军参加中条山会战的主力第1军决定置作战地区于张马—垣曲一线,将战场分成东西两个地区,而把作战重点始终放在西部地区。为此计划从全部42个大队中集结35个大队。在正面,利用既设阵地及黄河障碍,以挺进部队从两侧地区楔入,切断中国军队退路,将中国军队完全包围,接着以迅速的歼灭战和反复扫荡,将中国军队完全围歼。为了确保包围成功,日军还部署了双重包围:外侧包围兵团为第37、第41师团,内侧包围部队为第36师团与独立第9混成旅团。日军还部署了许多经过挑选的挺进队,准备在中国军队退却时,抢先占领黄河北岸的重要地点,截断其退路。在“胜败在于八分准备”〔2〕的口号下,日军作战部队抓紧进行适应作战地区、地形战况的训练。

1941年3月,日军第1军进行了准备性作战,击退了集结在晋东陵川一带的中国军队的第27军,同时在翼城以南、绛县以东地区袭击了与主力脱离的中国第15军。这些,都为其后向中条山的进犯创造了有利的态势。

大敌当前中国军队疏于防守

山西、河南是抗战以来华北的重要战场,驻守在这两省的中国军队分由第一战区卫立煌、第二战区阎锡山统辖,由朱德率领的第18集团军,也编入第二战区战斗序列。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关系较好,双方军队也能为抗击日本侵略的共同目标,互相支援。

但是,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陆续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方案》等一系列“反共”“限共”文件。这些文件指出:要在军事、党政和行政上采取各种措施,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严禁18集团军的发展,取缔共产党的抗日民众运动及所组织的抗日群众团体等。在“反共”“限共”方针的指导下,国民党不断制造与八路军的摩擦事件,1939年底至1940年初,终于发生了国民党军队对八路军的大规模武装进攻,八路军被迫反击,日军则乘机向中条山侵犯。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一方面对国民党军队停止追击,另一方面分别与阎锡山、卫立煌进行休战谈判。谈判结果确定,以临(汾)屯(留)公路和长治、平顺、磁线为界,该线以南为国民党军驻区,以北为八路军驻区;商定以汾河为晋东南和晋西南的分界线,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公路为晋西南与晋西北的分界线。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地区,晋东南、晋西北为八路军与新军活动地区。卫立煌对“反共军事行动并不积极赞成”,故谈判结束不久,即于1940年5月中旬对晋南地区日军发动反攻。但是这种反攻未能从根本上解除日军对中条山地区中国军队的包围态势。

由于中条山及其周围地区国民党军执行“反共”“限共”政策,军事力量受到很大的牵制,使卫立煌部队对黄河北岸“各渡口生死攸关之桥头堡毫不注重而且未闻有何工事”。“中条山山地险要各部与敌对阵将近三年,而并未积极加强阵地工事构筑。”如此疏于防守,岂能不酿恶果?

但问题在于1941年1月,日军重犯中条山的迹象已很明显,各地不断有敌情上报,而蒋介石却置之不顾,一再敦促卫立煌所属庞炳勋、高树勋部,限期由晋南、豫北入冀,继续进攻八路军。

尽管庞炳勋、高树勋一再强调“林县、平顺以北奸军(诬指八路军)封锁极严”“入冀通过较难”,卫立煌也表示:“待及晋南敌情稍缓,再饬令各部相机北进。”可是蒋介石仍不满意,电令卫立煌查明不能按期实施的原因。对国民党杂牌部队亦严行监视,一经发现“亲共嫌疑”,即送往重庆“受训”或送劳动营“改造”。中条山战役开始前不久,军统特务头目康泽向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报告第4集团军孙蔚如部“有倾向中共嫌疑”,建议将该部队“调长江以南分割使用,积极改造”。军令部电令卫立煌核办。卫立煌根据前线敌情,对这种瓦解军心的做法提出异议。他给蒋介石特急电文中指出:“查该部所有左倾之嫌疑分子大部已送中训团,一部送劳动营感化,目前可无顾虑,且无部队可以接防,拟请免调。”这样,才对孙蔚如部“暂准免调”。

1941年4月,日军开始向中条山周围地区集结。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这才电令黄河沿线“各战区应速加强阵地及河防工事”。

4月18日,何应钦在洛阳主持召开第一、第二、第五战区军以上长官军事会议,研究中条山地带作战计划。会议一开始,何应钦便将敌情、匪情(诬指八路军)相提并论,并要第一、第二战区“先将晋南方面敌情、匪情及该方面地形详细报告,然后再谋防匪驱敌之方”。各战区在汇报中充分反映了在日军大举侵犯面前毫无思想准备的状况,如第47军军长李家钰麻痹轻敌,认为“刻敌尚无渡河之企图,因潼关、洛阳均在我手,且中条山尚有我大量友军,以现有之三十七师团决不足以言犯”。会上各部队也提出不少实际困难,如第5集团军总司令曾万钟提出“守备兵力不足”,要求参加整训的3个师归还建制,以协同防守和出击。有的军长强调“当地粮食不能自给”,有的军长提出“重兵器不足”,如此等等。

在日军进攻迫在眉睫的形势下,国民党军队的某些将领们仍在讨论瓦解共产党问题,致使长达四个半小时的会议未能拿出任何作战方案,何应钦不得不宣布会议“暂时停止,关于奸党问题,准后日(二十日)再行检讨”。

直到4月20日,在第二次“晋南三角地带作战检讨会”上,何应钦才提出对中条山地区作战指示和注意事项。何应钦指出,为确保中条山,第一步应相机各以一部由北向南、由东向西与我中条山阵地右翼各部合力攻取高平、晋城、阳城、沁水间地区,以恢复1940年4月前的态势;第二步与晋西军及第二、第八战区协力包围晋南三角地带的敌人;最低限度亦须能确保中条山。要求第一战区及晋南作战部队迅速对上述作战计划进行准备。

4月28日,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有由济源、横皋大道会犯垣曲的企图,当即决定如下出击计划:(1)加强阵地工事破坏阻塞主阵地前道路;(2)先制出击(以一军向高博、以各一军向闻喜侯马夏县)打破敌之攻势;(3)第二战区晋西部队向同蒲,第五战区汜东部队向陇海牵制策应。

上述出击计划下达各战区过程中,因中间指挥系统繁杂,迟延费时,加之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尚在返洛阳途中,各阵地中国守军对敌“如常时而毫无万分之一之准备”,对敌疏于防范,直至1941年5月5日,所策定的出击部署仍未及全部实施,而日军已于7日下午开始总攻。长期坚持反共,临战无精神和物质准备,为国民党军队在中条山作战致败埋下了祸根。

中条山失陷

1941年4月下旬至5月4日,日军将主力分别集结于豫北道清铁路西段阳城、绛县、闻喜、夏县及张茅大道一线。5月7日下午以钳形与中央突破方式,由东、北、西三方面发起进攻。此时中日兵力部署如下:

(一)豫北(道清西段)日军第35师团一部、第21师团一部、骑兵第4旅一部,共1.5个师团,计2.5万余人,中国军队为第9军裴昌会部及丁树本部,共约4个师3万余人。

(二)晋南(阳城、绛县、闻喜、夏县、平陆一带)日军主力第33师团一部、第41师团一部、独立第9混成旅团、第36师团、独立第3混成旅团、第24师团共5个师团计7万余人,中国军队为第93军刘戡部、第98军武力敏部、毕梅轩纵队、第15军刘茂恩部、第43军赵世铃部、第74军一部、第17军高桂滋部、第85军李楚瀛部的第94师、第3军曾万钟部、第80军乔明

礼部。总计敌军约7个师团,计10万余人,中国军队19个师1个旅3个游击纵队,兵力约十五六万人。

豫北道清路西段沁阳、博爱的日军第35师团、第21师团及骑兵第4旅一部,于7日下午分两路向我孟县、济源猛攻,并以飞机滥炸。中条山会战由此开始。分段防守济源地区的第二战区第9军郭寄峤部与敌对阵将近3年,而未积极加强阵地工事构筑,见日军来势凶猛,不加抵抗,于8日中午自动放弃济、孟两地,向西撤退至黄河北岸封门口既设阵地。封门口为日军西进必经之要道隘口,长期以来中国军队疏于防守,自9日上午激战至10日晨,封门口被日军攻破,第9军又分别西撤至济(源)垣(曲)大道南北地区。战至11日,第9军第42师一部及第47师由狂口南渡。12日晨,日军以一部经洪阳、毛田西进,占领并封锁黄河沿岸各渡口。该路日军主力沿封门口西进至邵源附近,与由垣曲东进之敌会合。由于中国第9军“并未坚强抵抗,全军自由后退未加制止,使敌得以迅速合围,影响十四集团军作战甚大,狂口渡亦早落敌手,豫北退路全被闭锁”。

晋南阳城方面日军第33师团主力以牵制中国军队为目的,于7日下午在阳城以西董村东西一线,向第98军阵地攻击,中国守军顽强抵抗,激战至12日,阵地仍未被日军攻破。日军1个大队侵入董村东南二里腰被中国军队全部围歼。13日,敌增援反攻,董村失陷。守军第98军、第15军撤退至横河镇东西地区。

晋南绛县、横岭关方面日军第41师团及独立第9混成旅团约2万余人,以中央突破的战法,直指黄河最重要的渡口垣曲,于7日下午向横皋大道西侧猛攻。在此设防的中国第43军赵世铃部历来战斗力低劣,在强敌攻击下,只抵挡几个小时,8日凌晨,阵地正面就被日军突破,第43军被敌压迫至望仙庄附近。8日上午,敌不顾一切,将主力分成数股,以钻隙行动向垣曲深入,第43军纷纷后退。8日黄昏,垣曲失陷。自此,中条山的中国部队被日军截为东西两部,通讯断绝,失去联络。

9、10两日,日军又由垣曲分股向东向西挺进,分别包围刘茂恩、曾万钟集团军,整个战局十分危急,但此时战区长官司令部“并无重大处置,任各军各自为战”,延至10日,曾万钟全军陷于重围。战区虽命令其向北转移,但该军因“通讯工具全毁,与各部已失联络,命令无法下

达”。5月11日,与战区长官部失去联络的刘茂恩直接向重庆蒋介石发电,一方面电告战斗失利情况,一方面求援,电文中称:“胜口补给线已被截断,潦山内瘠,苦又无屯粮,大军已绝食三日,四周皆有强敌,官兵枵腹血战,状至可悯,若不急筹办法,恐有溃散之虞。”原来“中条山地区未有按作战要求屯粮,应需给养只输送至黄河各渡口为止,各军不得不抽派三分之一以上的战斗兵力不断往返搬取,以应每日所需。因此部队战斗力减低,且战斗开始即告断炊,致因饿而致死者甚多”。

12日晨,东进日军攻至邵源,与济源西进日军会合后,又分路向北攻击刘茂恩第14集团军,西进敌军于11日占领五福涧,掌握黄河北岸各渡口。

晋南闻喜、夏县东南的日军第36师团主力,第37师团及独立第16旅团各一部,于7日下午向张店镇以东第80军、第3军的结合部猛攻,激战数小时,守军阵地被突破。日军分若干小股向守军阵地后方钻进,8日下午,第80军、第3军撤至四交河亘望原一线,节节抵抗。9日午夜,日军攻势益猛,守军被迫退至台砦村附近,与日军坚持战斗。激战中,新编第27师损失较重,师长王峻、副师长梁希贤、参谋长陈文杞均壮烈殉国。10日晚,余部奉命陆续南渡。


中方第5集团军因绛垣大道被日军截断,腹背又遭敌预伏的特务在各司令部附近袭扰,破坏通讯交通,致指挥陷于紊乱。9日拂晓,卫立煌下令该部调整部署,将第3军、第17军主力转移至夏县通皋落大道南侧山地继续战斗。因该区域地形复杂,联络困难,又加上当时下雨,转移计划未能实施。10日,日军从四面进逼,情况紧张,曾万钟决定以团为单位向西北突围。至13日,只有第3军,第17军各4个团突破敌包围,向汾河西岸转移。

5月12日以后,中国军队第5、第14两集团军主力陷入日军重围,在中条山各山隘内各自为阵,独立战斗。此时各军补给不足,情况危急。日军自11日起进行南北篦梳扫荡,中方各军主力于13日开始突围。几经艰苦周折,至20日,第93、第19两军分别突围到达禝山、乡宁,第98军的两师到达沁水以北地区。其余部队都被冲散,有的被日军阻袭折回济垣路以北地区。

中条山战役中,八路军对友军进行了积极的配合。初期,陈赓太岳部队应卫立煌之约进入中条山及汾南三角地区,担任同蒲、白晋路南段交通破袭任务,从侧面控制日军。5月22日以后,八路军为团结对敌,应蒋介石要求,在平津,平保及太原北铁路线部署了较大规模的游击战,并在临汾、安阳南北,进行灵活出击,使日军交通中断2、3日,拔除了中条山根据地日军的一些据点,有力地牵制了日军,掩护了国民党军队的南撤。

奉命渡河南撤的国民党突围部队,沿途无不受到日军截击,加之缺乏渡河船只,部队损失惨重。刘茂恩第14集团军总部及第15军军部就是靠仅有的2只小船(每只仅能容7人,往返需1小时)往返数十小时,至26日才脱险南渡。27日战斗结束,国民党军被打死4.2万余人,被俘3.5万余人,日军以近1∶20的极小代价打败了中条山地区所有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中条山地区,他们惊呼:“这是事变以来罕见的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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