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赫连勃勃大王


天南地北皆英雄

――宋太宗的北伐与萧太后的南征

宋朝初期的文人柳开(字仲途,河北大名人),他的文名远远不如稍后的北宋大词人柳永那样千古流传,但他的古文一矫五代靡华文体,理古意高,为宋代欧阳修等大儒所钦慕。

柳开文章率多“古拙”,惟独一篇《代王昭君谢汉帝疏》,立意幽远,文笔洒脱,幽默之中潜藏愤惋,哀痛之中多蕴讥讽,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妙文:

“臣妾(王昭君自称)奉诏出妻单于,众谓臣妾有怨愤之心,是不知臣妾之意也。臣妾今因行,敢谢陛下以言,用明臣妾之心无怨愤也。

“夫自古妇人,虽有贤异之才,奇畯之能,皆受制于男子之下,妇人抑挫至死,亦罔敢雪于心;况幽闭殿廷,备职禁苑,悲伤自负,生平不意者哉!臣妾少奉明选,得列嫔御;虽年华代谢,芳时易失,未尝敢尤怨于天人;纵绝幸于明主,虚老于深宫,臣妾知命之如是也。不期国家以戎虏未庭,干戈尚炽,胡马南牧,圣君北忧,虑烦师征,用竭民力;征前帝之事,兴和亲之策,出臣妾于掖垣,妻匈奴于沙漠,斯乃国家深思远谋,简劳省费之大计也(暗讽大臣不能用命,致使国家以妇人和亲)。臣妾安敢不行矣。况臣妾一妇人,不能违陛下之命也。

“今所以谢陛下者,以安国家,定社稷,息兵戈,静边戍,是大臣之事也。食陛下之重禄,居陛下之崇位者,曰相,宜为陛下谋之;曰将,宜为陛下伐之。今用臣妾以和于戎,朝廷息轸顾之忧,疆场无侵之患,尽系于臣妾也。是大臣之事,一旦之功,移于臣妾之身矣。臣妾始以幽闭为心,宠幸是望,今反有安国家,定社稷,息兵戎,静边戍之名,垂于万代,是臣妾何有于怨愤也。(将相无能,妇人出塞,昭君其实非常怨愤)愿陛下宫闱中复有如妾者,臣妾身死之后,用妻于单于,则国安危之事,复何足虑于陛下之心乎!

“陛下以此安危系于臣妾一妇人,臣妾敢无辞以谢陛下也!”

柳开其人,系宋初一淳儒,细读其文,此人实则大有辛辣诙谐之风。此篇看系“无厘头”,“替”古代和亲美女王昭君撰写临行前向皇帝的“告别信”,无非是传达这样一种信息:“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中唐诗人戎昱这首《和蕃》诗,与柳开的“代疏”其实是同一个含义。

北宋开国之初,宋太祖君臣以“先南后北”的政治方针,逐个拨掉南方各地的割据小国,然心腹之患,夙夜之叹,仍然是雄踞北方而且占据幽云十六州的辽朝。柳开此文,正是委婉提醒宋朝君臣不要仿效汉朝皇帝类似“和亲”的怯懦政策,以免招致后世的讥笑。

考据辽朝之兴,与中国历史上五代的后梁几乎同步,直到金朝的崛起才给这个“国家”以永劫不复的一击。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代,与后唐常有战争发生,负多胜少,鲜有机会踏足中原地区。即便如此,当时吴越的割据者钱鏐很有“远见”,于公元915年就曾派人迢迢万里向阿保机“入贡”。到了辽太宗耶律德光,契丹人很是风光,沙陀人石敬瑭为了代后唐而起,不惜给比自己小数岁的耶律德光当“儿子”,割让燕云十六州之战略要地,种下中原王朝数百年祸端。后来,耶律德光又亲自率军灭掉不听话的后晋,生俘末帝石重贵。刘知远建后汉,也不得不向辽国称臣纳贡。同时,江南的南唐国主李昇也“遣使来贡”。郭威推翻后汉建立后周,刘知远的儿子刘崇在太原又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北汉”,仍旧给辽朝当“儿皇帝”。

后周时代,辽朝皇帝正值穆宗时期,此人昏庸嗜酒,残暴好杀,但辽朝国力并未显现突然的颓势,故而郭威一直未敢打北伐的主意。后周世宗柴荣继位,曾大败北汉主刘崇于高平原,但接下来的晋阳之战,师老城下,又值溽暑疾疫,后周军队最终狼狈撤离,废损军人、辎重无算,失败而归。后来,周世宗采纳王朴“先南后北”策略,攻下后蜀、南唐数州要地,一时间“诸国皆惧”。在后周即将统一江南时,辽朝兴兵击北,屡屡侵扰。周世宗挟数万精师,下定决心伐击辽朝。人算不如天算,公元959年,周世宗出军不到五十天,几乎兵不血刃,就攻下易、英、瀛三州之地,正拟大举进攻幽州,世宗皇帝却忽遇暴疾,不得不下令班师。

宋太祖建立宋朝后,先后灭掉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政权,迫使泉漳和吴越也俯首归命,观其庙算,仍旧蹈袭后周世宗“先南后北”的战略。“中国(中原王朝)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藏虚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江南,则国用富饶矣。今之勍敌,正在契丹……河东(北汉)正扼西蕃(辽朝),若逐取河东,便与西蕃接界,莫若且存(刘)继元,为我屏翰,俟我完实,取之未晚。”宋太祖一番议论,确实与宋初当时的实际情况相符。北汉作为宋与辽之间的缓冲地带,暂时让它存在也是计谋之一。宋太祖在征南战争期间,与辽朝基本上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策略,契丹入寇则严拒,但平时严禁边境宋兵主动挑衅对方。当然,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宋太祖也曾亲征过北汉,并在阳曲和定州大败过来救援的辽朝军队。最终,仍旧因为太原城坚墙厚,又恐契丹大军后至,宋军还是未沾什么大便宜,掉头而去。

审时度势,当时的北宋确实没有力量贸然与辽朝相敌。军事方面,宋朝在开宝年间总军力达三十多万,但极其缺乏马匹;反观辽朝,传统的游牧民族,有轻骑约五十万众,雄视北方,又皆为能征惯战之士。经济方面,承五代乱世之余,宋初的经济实力可以用“捉襟见肘”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加之连年兴兵,赋税难出,支撑大规模的消耗战根本无望。辽朝方面,“幅员万里”,“冀北宜马,海滨宜盐”,特别是燕云十六州之地,人口众多,赋税来源丰富,连幽州也成为辽朝的“南京”。北汉与宋朝开仗,辽朝竟能一次就拿出二十万斛栗对这个附庸国进行支援,可以想见其经济实力。直到南方统一后,赵匡胤才在开宝九年(公元976)年秋命令党进、潘美等大将兵分五路,准备统一北方。唇齿相依,辽朝方面派大将耶律沙提大军入援,双方小规模地进行了一些接触战,宋军不敌,退军而还。从许多迹象表明,这次出军仅仅是宋太祖的试探性进攻。不巧的是,同年年底,宋太祖就暴崩,没有实现他一统北方的大业。

书生总爱纸上谈兵。南宋的陆游就曾对宋太祖“先南后北”之举表示不满,认为宋太祖首先用兵南方诸地,使得师老兵疲,最终在打北汉时已经力不从心。大儒王夫之也曾探究过宋太祖首先北伐的可能性,认为赵匡胤如果一开始就率大军与辽朝争衡,说不定会有所成功。……所有这些议论,皆是事后诸葛亮,因为历史不能假设。即使在周世宗所向皆捷的情况下,当时的中原军队并未真正与契丹劲旅交过手。天假其年,如果世宗不得暴疾,后周军队得以继续北上,鹿死谁手,还真不能判定。乍胜乍败,也是兵家常事。赵匡胤建宋之初,国祚未稳,假使他挥兵北伐,万一有个闪失,很可能国内立即发生兵变什么的,这种巨大的风险是王朝开国者冒不起的。所以,笔者以为,宋太祖先南后北之策,在当时也合情合理。



降旗飘出太原城――宋太宗攻灭北汉

宋太宗赵光义得位不正,很想建立不世之功以立根本。此情此想,与唐太宗弑兄杀弟后的境遇极其相似。南方割据诸国均已拔掉,北汉自然是宋太宗第一个下刀的目标。当然,这块肉非常不好切,北汉虽弹丸小国,其身后却是强大的契丹。

宋太宗伐北汉,经济上已经不用发愁。赵匡胤时代,“太祖别置封桩库,尝密谓近臣曰:‘石晋(后晋石敬塘)割幽燕以赂契丹,使一方之人独限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值。如曰不可,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这么一大笔财富,宋太宗一上台就刚好用上。他把兄皇所置的封桩库改为内藏库,表示说此举非为“自供嗜好”,而是要储积以待时缺。当然,宋太宗看见封桩库内“金帛如山”,对兄皇“储积太过”很有微词,“先帝每焦心劳虑,以经费为念,何其过也!”宋老三啧啧之余,慨叹这么多的财帛“何能用尽”,显然是刚当家不知柴米贵,只要一打仗,金银粮帛就会水一般哗哗淌出去。

赵光义征北汉之前,颇有疑虑,他问大臣曹彬:“周世宗与本朝太祖皇帝,皆亲征太原而不克,难道是因为其城池太过坚牢而不能接近吗?”曹彬老将,经验丰富,回答:“周世宗时,大将史超在石岭关一战即败,人情震恐,不得不还军;太祖扎营于甘草地中,军人因水土原因多得腹疾下泄,也只得提军而返。太原城池虽坚完,但并非想象中那样不可攻克。”由此,宋太宗北伐之意遂决。宰相薛居正等人劝谏,不听。于是,宋朝遣潘美、崔彦进、李汉琼、曹翰、刘遇等大将,率各路兵直趋太原。

宋初时一直与契丹有和约,乍闻宋朝伐北汉,契丹君臣还真下一大跳,忙遣使来问:“何名而伐(北汉)也?”太宗血气方刚,拍胸脯言道:“河东(北汉)逆命,正应兴师问罪!如北朝(契丹)不援,和约如故;否则,只有兵戎相见!”此种豪言壮语,宋朝自太宗以后的近三百年间再也听不到半句!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车驾发自汴京,亲征北汉。途中,有一“花絮”可表:师次澶州,有一名县级文官于路中献策言事,此人姓宋名捷。“宋捷,宋捷,宋朝大捷!”太宗见此姓名高兴,认定必克北汉。

北汉的“皇帝”,此时是刘继元在位。当初,宋太祖开国,当时的国主刘钧曾一度生出妄念,想重拾后汉旧河山,与李筠联合,结果是大败而返。宋太祖曾遣人转告他:“君家(你们刘氏)与周氏(后周)为世仇,互相争杀也合情理。我大宋朝与你并无前嫌,何必因一家一姓之故困一方之人?如果你有志于中原,可以率军下太行山与我一决胜负。”刘钧学得也乖,派人回复说:“河东(北汉)土地甲兵不足以当中国(中原王朝),我刘钧一家并非叛贼出身,守此区区之地,只是担心(北)汉社稷无人祭祀罢了。”如此低三下气装孙子,让宋太祖不得不“哀其言”,起了恻隐之心,对来人讲:“替我告诉刘钧,放他一条生路。”所以,刘钧在世时,宋朝果然未曾出兵进攻。刘钧日子很难过,南怕宋兵来打,北畏契丹逼迫,“终以势力窘弱,忧愤成疾”,没多久就死了,可以说是吓死的,也可以说是急死的,年仅四十三。刘钧本人无子,继位的是他外甥刘继恩。刘继恩本姓薛,年幼时被刘钧养为已子。仅仅两个月,刘继恩被人暗杀,其弟刘继元被众人推立。所以,北汉现在的继承人,实际上已经不是真正的沙陀刘氏后人。刘继恩的生父薛钊本一莽撞军汉,娶北汉“高祖”刘崇之女为妻,一次酒醉,差点把“公主”一刀剁死,酒醒之后,薛军爷知道自己闯祸,畏罪自刭而死。公主再嫁一个姓何的,生下刘继元,所以这位北汉主原名应叫何继元。公主真乃一大扫箒星,不久何军爷也病死,小继元也为刘钧养为已子。

辽朝得知宋朝出兵,马上派出北院大王耶律奚底率兵守燕地,以南府宰相耶律沙等人率军入援北汉。

宋朝的云州观察使郭进沙场宿将,早已率军于石岭南(今山西阳曲附近)扼守。辽朝耶律沙率前部人马行至白马岭,隔一条阔涧,正好看见宋军严阵已待。耶律沙想等后军赶至再进攻,但监军的辽朝宗室冀王耶律敌烈等人贪功,认定要趁宋军立足未稳,马上出击。于是,耶律沙只得下令辽兵进攻。倘若在平原,人如猛虎马如龙的辽军精骑忽然冲锋,肯定占尽大便宜。山地崎岖,前面又是一条大涧横亘,辽兵丧失了突然发威的冲力,或下马,或边试水深边前行。未等这些下半身皆湿的辽军上岸,郭进率宋军迎头猛击,大败辽军。耶律敌烈父子以及耶律沙的儿子均被杀死,耶律沙本人勉强逃得一命。宋军穷追不舍,如果不是辽朝南院大王耶律斜轸及时带兵赶到,用劲弩射退宋兵,耶律沙等人也要被宋军割去人头。

此战克捷,各路辽军气沮,纷纷退军。刘继元惊惶之下,又派秘使把告急乞师信塞进蜡丸插入发髻之中,潜出太原城向辽朝方面狂奔。半路,北汉秘使为郭进逮个正着,“徇于(太原)城下,城中之气始夺矣。”不久,北汉的驸马都尉卢俊从代州遣人向辽朝告急,“辽人败衄之余,不能再发兵求(北汉)”。

宋军得势不饶人,连克太原周边重镇及战略要地。五月下旬,宋太宗本人也赶至太原城下,慰劳诸将,指挥攻城。

“先是,帝(太宗)选诸军勇士数百人,教以剑舞,皆能掷剑于空中,跃其身左右承之,见者无不恐惧。”契丹使节至宋廷,便殿赐宴时,这数百“杂技”军士“袒裼鼓躁,挥刃而入,跳掷承接,曲尽其妙。”吓得身为文臣的契丹来使“不敢正视”。这一队杂技英豪,又被宋太宗带至太原城下,攻城之前,在空地上飞抛利刃,左闪右腾,或以鞘承,或以手接,满天空飞利刃,“城上人望之破胆。”

宋太宗本人亲擐甲胄,不避矢石,亲自指挥攻城。宋军见皇帝亲自坐阵,“人百其勇,皆冒死先登”,刘继元帐下将校有不少人踰城投降,北汉守军渐渐不支。

宋太宗亲自草诏劝谕:“越王、吴王献地归朝,或授以大藩,或位列上将,臣僚、子弟皆享官封,(刘)继元但速降,必保始终富贵!”

为了防止攻城宋军因伤亡生怒而屠城,宋太宗还指挥军队暂缓攻城。穷窘至极,北汉主刘继元只得亲自于城北投降。赵光义没有食言,释罪不杀,授刘继元可检校太师,封彭城郡公,“给赐甚厚”。至此,宋朝灭北汉,得十州之地,共有三万五千多户。

刘继元虽是个动辄族杀臣下全家的暴君,投降后活得还不错,淳化二年(公元991年)病死,临终把三岁儿子刘三猪托付给宋太宗照顾。当时刘三猪才六岁,宋太宗“恻然哀之”,赐三猪名为“守节”,授西京作坊副使,家居赐禄,好好养了起来。刘继元乃一暗弱庸识之人,故而在太宗之世得以好死。攻克太原后,赵光义下诏平毁太原坚城,改为“平晋县”,并派兵纵火尽焚太原庐舍,“老弱趋城门不及,焚死者甚众”,可见,对于太原兵民的抵拒,太宗心中仍有好大一股邪火。

平灭北汉,乍看上去乃宋太宗一大成功。其实,福兮祸兮,不能光看一时一地之得失。北汉蕞尔小国,于宋朝而言,大敌乃契丹辽朝。如果宋太宗亲征北伐,首先攻下幽州,平定燕地,北汉必为掌中之物,弓矢不发就可能一举得之。此种战略,宋太祖在世时已经与赵普等文臣达成共识,“太宗(赵光义)一日忘其本谋,急于伐(北)汉,尽锐坚城之下,仅能克之。师已老矣,复议攻燕,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缯。一败(高梁河之役)而没世不振,再举再失利(雍熙北征),皆由太宗不知天下之大势,倒行求前,以致颠蹶也。”(陈邦瞻)可见,宋太宗急于求成,舍本取末,灭北汉得不偿失,已经为日后的伐辽失败埋下一大伏笔。

平北汉之事,还需交待一下在石岭关一带大败契丹军的宋朝大将郭进。郭进自少年时代起就“倜傥任气”,在后汉高祖刘知远帐下当兵,以军功发迹。宋朝立国后,郭进一直被委以重任独当一面,与北汉接境相持。郭将军虽有材干,“然性喜杀,士卒小违令,必罪于死,居家御婢仆亦然。”所以,宋太祖每次向派往河东的兵将训话,总是好生告诫:“汝辈一定要小心奉法,犯我手里可能会获宽免,犯在郭进之手想必难活!”有小校得罪郭进,逃入京城诬告郭进谋反,宋太祖派人把此人押送郭进处理。郭进“能以权道任人”,对这个小校说:“你敢入京告我,真有胆气。我现在不杀你,放你还军,如果能破并寇(北汉军),我马上荐你入朝为官;如果失败,你也可以投附河东得以求活。”小校闻言,“踊跃听命”,率一股队伍突出,果然击败一大股北汉军,斩敌甚众。郭进不食言,马上推荐他入汴京升官。“太祖从之”。如此严毅威猛大将军,又获平北汉却辽军第一功,却屡受当时任监军的田钦祚欺凌。“(郭)进武人,性刚烈,战功高,心不能甘,自缢死。”堂堂大将军,竟然被“政委”气得上吊,确实不值。宋初监军并非宦官,这位田钦祚也在太祖一朝立功甚多,然而“性阴狡,多所忤犯,好狎侮同列,人皆恶之。”田钦祚上奏,谎称郭进暴病而死,“太宗悼惜久之”。后来,郭进受逼自缢一事事发,田钦祚被贬为房州团练使,后又远窜瘴气多发的岭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