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谁将“公平”逼上了绝路?

谁将“公平”逼上了绝路?


人存在的最大价值,不是实现固有价值,而是力图将固有价值最大化,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效益最大化。如此,人存在才会有自身前进的努力,人才会将自己真正地融入于家庭、社会,使自己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自己所设定的最优的目标。但是,价值只是一个概念,从哲学的观念来看,它仅是客体于主体的需要的满足程度。因此,它只是一个观念上的东西,而要将它于现实生活中实现,就必然会激发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而现在的社会,从一定范围来讲,也的确为之提供了许多的便利条件。但是,理论毕竟只是理论,现实也将依然还是现实,我们实际的环境,还远不是我们所梦想的所谓的“理想王国”。这一点,从人们一直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追求着的“公平”理念就可见一斑。

公平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平等,而平等的实现,不外乎就依赖于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地位的平等,一是发展机会的平等,一是待遇的平等。当然,要有以上几个条件,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要让所有的社会主体都要在相同的社会关系和相同的社会生活之中才行。这个前提条件,现在的社会也无疑为我们每个人都提供了相同的机遇。但是,公平要实现的三个条件呢?

现在的社会,正在处于一个思想、文化、体制方面都激剧变革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首要的当然是要学会生存。但生存的意义,显然又不仅仅停留于字面的意义之上,它肯定有着它现实的内涵。仅就社会制度的变革而言,其最首要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满足大部分人能更好的生存,否则,是没有人愿意去搞什么社会变革的。因此,一旦牺牲了大量的人和物,而对普通人来说又没有任何意义的话,大多数人就都会觉得这些东西是没有好处而不会去参与的。因此,生存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一个社会能否给绝大部分的人能否带来良好的生存境况从而带来平等的问题,是一个涉及到公平的问题。

不过,仅就目前而言,我们的社会于这些方面显然是做得不够的。这可以从很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影射。而这些方面,又都是于每个老百姓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都是不可或缺的。主要的,有以下一些:

首先,目前我们的社会给予每个人受教育的权利非常不均衡,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合理。公民受教育宪法里面规定即是公民的义务又是公民的权利。但我们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却显然将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偏重化了。我们在大多数的地方,都仅仅是强调教育的义务性而不是权利性。在很多地方,特别是非常贫穷的地方,人们没有钱交学费,没有钱盖学堂,没有钱为能上学的学生配备各种必备的教学设备。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教育部门,还是强迫这些贫困的人们必须送子女上学而不管你家境如何采用何种办法。显然,他们的动机也是好的,他们是想让这些贫困子女能得到教育。但恰恰也就是在这里,强烈地凸现出了对受教育者的义务性规定而忽略了对受教育者的权利性规定。本来,既然宪法都规定受教育是公民的权利又是义务,那我在履行我的义务的同时,政府部门也应同时保障我的权利。也就是说,当某人仅因经济原因而上不起学时,你政府也就有义务来采取各种措施来保证我能够上学。因为权利与义务本来就是相对的,我的权利当然也就是你的义务,你不能在我无法可想的时候还袖手旁观而只是要我去想办法。如此想来,以前某些地方曾出现过的为了强迫贫困子女上学而任意罚款甚至是某些农村的牵牛带羊就是何等的不合理了。

而受教育权利的不均衡,还体现在地域的差异上。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的大部分考试,特别是高考,实行的是全国统一考试。这本来是为了贯彻公平的原则。但在操作之中,却在不知不觉当中严重地走了样。全国统一考试,实行的却不是全国的统一的录取,而是在考试之前,就将录取的名额分配给各省市。而在分配的过程当中,又实行的不是平均分配的原则,而是分配偏重原则。也就是说,这个名额,有的省市多,有的少。多少本来也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各省市本来就有的人口多,有的人口少。但在分配名额时,最后的结果却并不是人口多的名额就多,有的甚至还恰恰相反,人口多的反而少,人口少的反而多。这里有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北大、清华是中国最著名的高校,也是中国无数的莘莘学子所梦寐以求的理想之地。但就是这样一个网罗了中国无数精英的高等学府,其不公平性却仍然让人难以接受。仅就北大2003年的招生来说,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北京全市的人口也不过就占全国的0.9%,但在2003年北大在北京的招生却占了北大总招生人数的13%!0.9%对13%,其不公平性是何等显而易见!而且还是公开化的不公平!所以,很多人仅因地域的不同,就也“享受”到了受教育权利的不公平。真有点古代帝王的“世袭”味道:因我生在帝王之家,那我今后理所当然地就应该是帝是王!

而这受教育权利的平等,实际上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发展机会上的平等。

其次,社会给予人们就业上的不平等。就业是一个人实现自身最大价值的最主要的途径,是体现社会给予每个人待遇平等的最有效的途径。当然,我们现在也还存在着很多的传统观念,比如多劳多得、按劳分配,就是我们千百年来都没有变化的一条待遇原则。实际上,待遇的平等是不会以牺牲传统来作为代价的,相反,它只有立于传统之上才可能会有发展的前途。因此,我们在就业之上,一向都是注重传统的。但又恰恰是这样,就必然地会带来另外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就业上的不平等。

谁都知道,中国改革开放也有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来,社会在飞速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随着改革的步伐,也逐渐地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人群,那就是数以千亿记的打工人群,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打工者。打工者,顾名思义,也就是为另人干事的人。当然,在为另人干事的同时,另人也应该给他们一些比较适当的报酬。显然,这些报酬是以打工者自己的劳动换来的,因而也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但是,说归说,现实也还是现实。就在这些打工者为建设我们的祖国、我们祖国各地各个大城市而付出最大的艰辛干最脏最累最没有人愿意干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些人又是怎样的评价他们,又是怎样的对待他们的呢?有的人认为穿着肮脏的打工仔们在大街上行走,是对城市环境的一种污染;有些人认为我现在住在这样宽敞、明亮、优雅的地方是我用钱换来的,与打工者毫无关系。由此,便导致了我们的打工者一直以来都面临着的一个尴尬的现实,那就是干着最苦最累的活,而收入着最少最不值钱的钞票,还要面对着别人的白眼,甚至是老板想尽办法的克扣、拖延工资等等事情。2003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的孙志刚,所遭遇的事情更是让人发指。他本是在打工的时候因公负伤,导致两腿瘫痪,但老板不仅没付一分钱的工资,连工伤医疗都不肯付,最后,孙志刚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从几千里远的地方沿铁路线爬行一路要饭才回了老家。

待遇的不平等,便必然会导致另外的一个不平等,那就是发展的不平等。

另外,现实社会还存在着一个不平等,就是机构人员发展的不平等。中国是一个机构异常庞大的国家,所有的机构的人员加起来,比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口都还要多。而中国的机构的种类又异常的多,有诸如行政、事业等等分类。如此,要将这样庞大的一个体系管理好,也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中国每届政府上台,首先要关注的便不得不是机构改革这样的事项。政府为此也出台了不少的措施,有的措施出台后也的确是在雷厉风行地执行。但改革的时候,历届政府大都忽略了一点,就是对有关机构人员发展机会的关注不够,从而导致机构人员发展上的不平等。

长久以来,人们都在呼吁机构的公平。比如说行政部门,这些年也提高了行政部门人员的准入标准,如实现公务员考试制度,公开测评领导干部等。但这么些年来,随着改革的进行,我们在政府部门发现的问题却越来越多,从政府部门楸出的贪官也是越来越多,而且这些贪官所贪的金额也是越来越多,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几万一直飙升到现在的几百万甚至几千万。那这是怎么了?是我们的机构人员不行吗?

当然不是。

我们的机构,既然有如些多的人员,那精简人员数额也的确是势在必行的。因为一个太过于庞大的机构肯定是会给国家、人们带来沉重的负担的。但在精简人员的同时,我们还应注重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要实现机构内人员发展的平等。长期以来,我们的企事业单位对职工的监督胜过对领导的监督,对职工的管理胜过对领导的管理,对职工的考核胜过对领导的考核。正是这样日积月累下来,职工便只知干自己的工作,领导除了管理便一无所能,甚至连原有的熟练的业务也一问三不知。这样,领导管理别人久了,便必然会产生一种官本位的思想,沾上一些中国几千年来就也存在的官僚气息,从而在实际工作之中,不顾职工疾苦而只知往上爬,不顾单位效益而只知自己捞,不理社会进步潮流而只知搞享受。如此这般,国家、集体不受损害倒是稀奇的了。

还有,机构里普遍还存在着一种“有想法的人没办法,有办法的人没想法”的现象。有些人业务不熟,仅因和领导熟,就可以得到提拔;有些人素质不行,仅因某领导发现了其身上的某一“闪光点”,就可以得到重用。而另外一些人,什么都不在话下,干了一辈子,最终却只能落得个寂寂无名。由此,便导致了某些人能上不能下、能收不能放的局面。机构腐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以上这些,都仅仅是我们目前所能发现的冰山之一角。但就仅仅只是这一角,便也折现出了很多的问题,体现出了现在“公平”也被我们曲解到了何种的程度。当然,我们在这里,只是例举了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社会现象。我们的宗旨,仍是以事例分析事例,从而于事例之中发现更深层次的问题。于本文,我们所要揭示的,无非也就是渴望我们社会上的每个人、每个阶层上的人、每个领域内的人,都能正确地理解我们的意图,那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现在于“公平”,于“公平”的理念,仍是万万不能够丢的。只有这样,我们每个人才可能在相同的情况下对社会关系、社会生活中处于同等的地位、具有相同的资格、相同的发展机会和相同的待遇,我们这个社会才有可能真正地实现平等,实现公平,才能够达到或实现我们的目的和价值追求,引导社会向着公平的方向发展。我相信,这是我们这个社会,每个人都想要实现的目标。

而我撰写本文的目的,也仅此而矣,另无它求。


参考文献:王朝卫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改革》《中国青年报》2004年5月19日

刘金国 舒国滢 《法理学教科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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