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京报】 【作者:李宝元】

近几年来,名校大学毕业生“沦落”事件不时出现在媒体聚焦中,南大博士乞讨和清华毕业生戚柯患抑郁症当起搬运工等诸如此类的“新闻”,为老百姓提供了街谈巷议的素材。


一说到教育问题,像我这样“身临其境”零距离观察研究教育经济与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的教育工作者,既在内心感到羞愧难当,又往往在行为上无可奈何。


在我看来,这些不时见诸报端的大学骄子“沦落”事件所折射出来的教育危机和社会问题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这里所说的“教育危机”,首先是“教育背离了其之所以为教育”。教育根本目的本来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健康发展,使人从“独生”的自然人成长为在群体中“共生”的社会人,而现实中我们层层应试教育的结果,却使得很多孩子健康生存的技能越来越差,人品性格越来越孤僻怪异、越来越自我中心主义、越来越与社会格格不入。


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一个现实情况是:往往性格古怪、人格孤傲、“忧郁”度高者,其受教育程度一般也很高,对应试教育环境的“适应”能力也很强,这些人在学生时代一般像戚柯们那样,是在家长、老师眼中“听话”、乖巧、“学习成绩”(确切地说是考试成绩)好的孩子,他们中相当多的人都有很类似的“学历”模式:在家长老师的监督控制下,“很听话”、“很优秀”地从小学考到重点中学、从中学进入名牌大学,上完本科上硕士、读完硕士拿博士,上了二三十年的学,结果一离开学校走向社会突然间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感到失去了人生“坐标”、无所适从,与这个陌生的社会格格不入,其中大多数能够经过一段痛苦的反思徘徊最后调整过来,而像戚柯们这样的“极端情况”就很难调整过来。


我们之所以面临堪忧的危机状况,其中定有诺斯所说的某种“路径依赖”机制使我们不自觉地进入到目前这种教育功能异化的陷阱。一方面,在道理上,对于应试教育的危害性、素质教育的好处,几乎所有的家长、老师和政府官员都是认同的,另一方面,在实际中每个人又往往感到很“无奈”、“没有办法”,因此在行为上就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悖论:说他们不负责任了吧,他们为孩子上重点中学、名牌大学奔波操劳,不就是“负责”地为了孩子将来能有个很好的发展机会和平台吗?说他们负责任吧,他们这种极具外在功利性导向而忘却内在功能性目标的教育行为,着实无异于在“坑害”孩子。


有多少像戚柯那样“可怜”的父母奔走呼号“救救孩子”,岂不知他们正是坑害孩子直接的“罪魁”,人说可怜天下父母心,我在很多场合曾经说:有些中国父母的心不仅“可怜”,甚至是“可悲”:他们说是为了孩子,其实从来就没有把孩子当人,只是当做实现他们自己意愿的一种工具或手段,为了功利性外在目标而不惜拿孩子的人生、幸福做赌注。


现在面临的紧迫问题是:对于教育的一些问题,一切就事论事的努力都无济于事,我们应该静下来想想我们的教育究竟是在哪些环节上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