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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究竟好不好?看看国民党大官怎么说(下篇)

(作者:保赞唐) 对于那些到处折腾、煽风点火的“蒋粉”,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因为他们已经误导欺骗了很多青少年,甚至在某些领域他们确实颇有收获。

不过,保赞唐承认,蒋介石还是有不少优点的,毕竟他在努力改进自己。比如说,从不爱读书变得爱看书,从一个好色之徒变得逐渐自省克制,从一个上海街头的小股民转变成了一个讲究站姿坐姿的政治家,蒋介石改变确实不小,有毅力,还能做到自我励志。

就拿读书来说,蒋先生读书有些心得,还要写笔记日记,讲究学以致用。这种读书的方法和毅力,确实胜过了很多普通人。

无论怎么讲,蒋介石也是一代枭雄,那么多国民党大官抨击他,痛斥他,他当然会把皮球给踢回去。善于训人骂人的的蒋委员长,又是如何高调回应那些国民党大小官员呢?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过两三年,蒋介石在公开和私下场合,就已经接二连三地对国民党干部进行痛斥。

1930年10月,老蒋在一次讲演中说到:“现在一般人看见我们的党员,就是类似一个特殊阶级……特殊阶级是没有一个不讨厌,不排斥的”;“我所到的地方,所接近的社会,一般对于我们党部党员的影响印象,均是非常不好……没有一个地方的人,讲我们党部曾为人民打抱不平,为民众求利益的,所讲的话,统统是同人家争权利,做包庇词讼的贪污纳贿的事情。”

1932年蒋介石甚至哀叹:“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了!”“我现在唯一的愿望是恢复中国国民党1924年的革命精神。”

1933年老蒋进一步指责国民“无能”、“失信用”。他举江西为例:“江西各县的一般党员,因为一方面极其幼稚,一方面又领导无方……正如现在各地方的警察一样,不仅不能尽到职责,以维持公共的安宁,增进社会的福利,而且反要为非作歹,包烟包赌,做出种种坏事,不仅不足以为一般国民的模范,来指导并感化一般的人民,且本身就立不象立,行不象行!”

1935年,在峨眉训练团举办期间,蒋介石更是毫不留情的开骂:“我从成都乘车到峨眉,在途中遇到某些军官坐滑竿从我车旁经过,仰卧倨傲,毫无革命军人之仪态,形象甚为难看,可见毫无教育!“

民国究竟好不好?看看国民党大官怎么说(下篇)

1944年7月,在黄山整军预备会议上,蒋介石毫不留情的痛斥腐败,激情澎湃的骂人,绝对可以对得起蒋中正这个“伟光正”的名号。总之,中正先生公正的讲了真话,讲了压抑很久的实话:

“不要以为他们把我们当作四强之一,就自己以为是了不得。须知他们实际上不仅不把我们当一个军人,而且简直不把我们当一个人!这种心理,这种耻辱,不知道你们都已痛切感觉了没有?”

“我们抗战七年,牺牲无数民众,伤亡几百万军队,不仅失地没有收复,而且耻辱一天比一天加重!”

“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到了危急的时候,货物不是被民众抢掉,就是来不及运走,抛弃道旁,然后把车辆来运家眷,到后来人马疲乏了,终于不及退出,就被民众杀死!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这样的军队,还存在于今日的中国,叫我们怎样作人?”

“因为我们现行的办法,有些几乎是纵容一般部队公开舞弊,使一般部队不能不吃空额,不能不贪污,不能不腐败!”

“试问一个军队要藉空额来维持预算,要出卖军粮来周转经费,这种军队还成什么军队,这种国家还成什么国家?”

“不知说了多少次,而到如今还是这样腐败,还是一点没有改进!前几天我看到红十字会负责人送来的一个在贵州实地看到的报告,报告新兵输送的情形,真使我们无面目作人,真觉得我们对不起民众,对不起部下!据报告人亲眼看到的沿途新兵都是形同饿莩,瘦弱不堪,而且到处都是病兵,奄奄待毙,有的病兵走不动了,就被官长枪毙在路旁,估计起来,从福建征来的一千新兵,到贵州收不到一百人;这种情形,兵役署长知道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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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我们现在一般机构真是有名无实,内部一天一天的空虚,一天一天的腐败,长此下去,我们国家只有灭亡。”

“我常常听到各地来渝的人说,我们各军事机关的主官,交际应酬,真是应接不遑,有的一顿饭要吃两三处地方。我听了这种报告,真是痛心!现在是什么时候,前方官兵过的是什么生活?而我们天天还在宴会!我曾经三令五申,不许随便请客,但是大家一点都没有作到,腐败堕落,到了这种地步,试问我们成什么军队,成什么政府?”……

如果联系到蒋介石北伐之前的讲话,就会发现,他此时就想表达这么这么一个意思:那就是国民党曾经是一个进步的党,一个光荣的党,一个懂得为老百姓谋点福利的党;但是短短二十年后,有相当部分的国民党员不是真正的国民党,而是扰民流氓,是腐败分子、是拿钱不办事的官僚寄生虫,他们哪里还有国民党的样子?

此时的很多国民党员到处吃喝敛财,当初的理想早已丢得一干二净,国民革命军也不想革命了。

一口一句“简直不把我们当一个人”,“叫我们怎样作人”,“无面目作人”,“这种军队还成什么军队,这种国家还成什么国家”,说到底,在保赞唐看来,蒋委员长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某些时候确实很有自知之明。

中国国民党优秀的右派党员蒋中正同志,拍桌子,瞪眼睛,吓唬贪官,不仅有民国范儿,还彰显十足的愤青范儿。

1948年11月24日,老蒋与蒋经国谈时局,并在日记中写下:“党、政、军干部之自私、无能、散漫、腐败不可救药”,“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根本改造,另起炉灶……”

老蒋一方面筹备撤退台湾,一方面还要写日记痛批大大小小的国民党干部。老蒋这么忙,实在累得够呛,过得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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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蒋介石已经把一个还算正常的国民党折腾成这副模样了,对国民党的组织、政权、军队在大陆的表现已经近乎绝望,只能“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跑到台湾另起炉灶了。(后来台湾经济之所以排在亚洲前列,除了令人困惑的国民党土改,还有至少七个特殊因素起了助推作用,而这些情况大陆青少年知之甚少。)

大大小小的国民党官员痛骂老蒋,老蒋也反过来骂他们。保赞唐认为,他们这样有来有往,也算是公平合理。

此外,蒋介石写日记,还认为自己是基督的化身,上帝之所以把蒋介石生在中国,就是让他来救中国的。老蒋对自己估价很高,他认为自己也是“太极”的代表,代表宇宙、社会、道德的最高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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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铜像雕像在台湾屡屡被民众恶搞,反而在大陆一些传媒、互联网上,“蒋公”时常受到吹捧

蒋介石甚至说,他在抗战里也发明了一些战术,这些战术可以跟古代军事家孙子相比,极端自我迷信。无论什么事情,任何人去做他都不放心,也都看不上。什么事情他都要管,都要独断下命令。(参见杨天石,《告诉你所不知道的蒋介石》)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过这样的感慨:“所用之人,所有机关,几无一如意”;“旧党人皆腐败无能,新党员多恶劣浮嚣”;“除妻之外无一人能为余代负一份责,代用一份心”;“对内对外,对老对少,对文对武,皆须以一身亲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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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之妻宋美龄

学者王奇生看蒋介石日记,有一个感受是:蒋在3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出现一种目中无人的状态。他经常感叹国民党内无人,反复在日记中强调他身边的人都很无能、愚蠢、幼稚,他常用这些词形容党内人才。他的日记显示他认为党内无才,对别人不放心,唯有自己亲自做才能成功。

在抗日战争时期,老蒋给前线打电话,他不打给战区司令官,他经常打给师长、打给团长。国民党员徐永昌因故在日记中指责蒋介石:“径令太多,又忽略通知其长官,因之误事者有之,发生误会者有之。”

战场形势千变万化,蒋介石却在千里之外越级指挥、遥控指挥,这个战役让前线司令官怎么指挥?老蒋焉有不败之理?

蒋介石为什么屡屡犯军事大忌却不思悔改呢?其实也简单,除了他自己,在成堆的国民党官员里,老蒋对哪一个都不放心,哪一个他都看不上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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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高级将领和老蒋搞在一起,哪怕只是照个合影,智商似乎都会下滑一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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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军将领和领袖在一起,生动活泼,令人振奋

按说,指挥打仗水平不够,有点实干精神也能向民众交代、向历史交代。然而蒋介石几乎没有多少实干精神。南京国民政府自1927年成立直到1937年,总体上仍旧依靠晚清政府、北洋政府的遗留下来的几个兵工厂。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寻求西方国家一点援助,国民政府的外交人员四处奔波,仰人鼻息,十分艰难。求援的艰辛经历使蒋介石百感交集地说:“受人接济,被人轻侮。”

南京国民政府的国防工业如能搞出点样子,日军想要占领南京、打到武汉,就没那么容易了。所谓的“黄金十年”从时间上看,等于两个五年计划了,中正先生与同僚们搞了那么多年经济建设,钢铁年产量竟然还是清朝末年的四万吨,原地踏步整十年。老蒋懒政怠政,可谓不惊世人不罢休。

当然,东北易帜后,蒋介石在大陆也不是干什么都不如愿。保赞唐始终认为,人家的日记写的就不差,既缓解压力,又能自我励志。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在衡阳保卫战打响一个多月后,老蒋在日记中写道“愿主赐我衡阳战事胜利,当在南岳峰顶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老蒋一面乞求外国的援助,一面哀求、贿赂西方救世的大菩萨,他不仅看不到数亿民众当中蕴藏的巨大能量,也无法带领中国人民走上强国之路。

作为一个鲜明对比,新中国一边抗美援朝,一边进行经济建设,1956年解放牌载重汽车、歼-5喷气式战斗机已经批量生产,1957年钢铁年产量达到五百多万吨。短短几年,新中国国防军事装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摆脱了受制于人的窘境,让侵略者望而生畏,让各国刮目相看。

一些有意吹捧国民政府“黄金十年”的文章往往会加上这么一段:“193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122.74亿元,比1927年增加80%” 。这里面有多少是民族资本,又有多少是外国资本暂且不论,十年80%的增长率是否也值得大书特书?

作为“黄金十年”的一个对照,1959年新中国工业产值达到538.5亿元,比1952年增加349%,而且只用了7年时间。80%,349%,究竟哪个时期增长快?10年与7年,究竟哪个时期才有只争朝夕的实干精神?

在晚清政府与北洋政府已有的电力基础上发展电力事业,蒋介石并不缺少电力工程人才。但是,蒋介石治理了二十多年的民国除了少数大城市,全国99%的地方到了夜晚仍然一片漆黑。

像孙运璇这样的电力奇才,在西宁电厂苦干大干,也只是建成了40多千瓦的发电装机容量。当时西宁电厂的电力勉强可以点亮几百个电灯泡,用于工业则根本谈不上。

一个省份的省会尚且如此,又何谈广大农村居民的生活用电和工业用电?

有些“蒋粉”还是不以为然。他们狡辩说: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各军阀把财政的大头儿都用在了军事上,国民党各路军队总计有近200万人,所以没钱搞工业建设了……

作为一个参照,1952年初,新中国全军员额为600多万人;1952年底,新中国全军兵力为406万人;1956年新中国全军兵力仍然接近400万。

显而易见,面对霸权国家的军事威胁,1950年至1957年,新中国保持的军队员额比民国“黄金十年”时期还要多。无论这些“蒋粉”如何胡搅蛮缠,都遮掩不了历史的本质问题。

中华大地的江河还是那些江河,人民还是那些人民,为什么新中国就有能力快速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呢?更何况,这一时期的新中国还打了一场高强度的抗美援朝战争!

1944年9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日环境,全世界恶势力已联络一气,来逼迫我,污辱我,似乎地狱张了口,要等待吞吃我。每一个波浪无不是威胁我。这样摧残我的情景,诚是毫无理由。自思我往日,虽骄矜暴戾,然亦不致受此报应。”

自思我往日,虽骄矜暴戾,然亦不致受此报应,用大白话讲就是回想自己的过去,虽然骄傲专横,脾性暴躁,搞了一些凶暴残忍、杀戮无辜的荒唐事,但是也不至于受到这样的报应吧?

应当承认,到了抗战后期,面对糟糕窘迫的局面,蒋介石是做了不少自我反省的,但是他的自我反省很不彻底,只是触及了一些皮毛。

同许许多多国民党抗战老兵一样,抗战将领陈明仁后来也参加了人民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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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在第一届政协会议上,作为特邀代表,他曾有过一段发言:“我记得我在黄埔的时候,蒋介石经常对我们说:‘我是革命的,实行三民主义的,我什么时候不革命,你们应该打倒我。’我现在发现蒋介石不仅是不革命,简直是反革命,简直是人民公敌……不但我要打倒他,就是凡是黄埔同学乃至全国人民都要起来打倒他。他是我们的校长,现在我便给他一个大义灭亲。我想蒋介石用不着怨恨我,应该去怨恨他自己。”

黄埔将领陈明仁不光会打仗,还善于演讲,是位不多见的人才。保赞唐认为,陈明仁的讲话水平不仅在蒋校长之上、也在国民党员宋哲元、阎锡山、李宗仁、张学良等人之上。

蒋介石已经忘掉了初心,成了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学生批评校长可谓言辞犀利,句句说到点上了。

1949年,蒋介石不得不检讨承认:“当政二十年,对其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著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

当政20多年没管过老百姓的生活福利,官僚主义达到此等境界,实在让人无话可说。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建立的敌后根据地可以推行减租减息,兴办夜校、冬学、识字班等基础教育,而蒋介石在安稳的大后方却不能做到。

怪不得老百姓早已心向真英雄,期盼新中国。

作者微信公众号[保赞唐会客厅]

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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