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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刘全生是个博古通今、东西合璧的教育家,他非常健谈,而且见解独到,和他聊天几乎是种享受。刘全生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刘行之曾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四年,在1940年代后半期任上海《神州日报》社长,在上海文艺界非常活跃,后来全家移居香港和台湾。刘全生于1968年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学博士学位,1975年担任马里兰大学物理系教授。最近几年,他先后担任过马里兰大学副校长,并应聘出任台湾“国立中央大学”校长3年,不久前刚刚返回马里兰大学,继续当他的终身教授。刘全生与国内一些大学的校长关系甚是相熟,他们经常在一起进行学术交流。最近,记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了这位教育界的著名教授。

当今的中国大学最需要的是“三创”,即创意、创造、创业

文汇报:你在美国和中国台湾当过校长,经常穿梭于台湾海峡两岸和美国,你认为当今中国大学最需要的是什么?

刘:最需要的是“三创”,即创意、创造、创业。创意要有新观念、新设计;创造是指动手能力,有新发明、新技术;创业是指开创事业。要是前两项比较弱,创业就几乎不可能。中国的大学生忙着就业的多,想着创业的少。美国在这方面有很多值得借鉴的东西。

著名的雅虎公司和惠普公司最早都是由两个大学生在斯坦福大学创业的。惠普公司的Hewlett当年申请了一份专利却不知道找谁合作,而Packard当时学的是会计,擅长推销,两人结合在一起,成立了硅谷第一家高科技公司。此外,斯坦福大学为他们提供了很大帮助。学生创业不仅解决了自身的就业问题,也为大众和社会创造财富和福利。另一方面,惠普等企业的成功也是教学研究与学生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学生主动去研究而不是死记硬背,通过研究去创造,把老师的一整套理论和学生的热情与动力结合起来,往往能够产生巨大的效益。

创新主要是配合资讯时代的需要,适应知识创新的需要。创造和创新非常重要。我认为,这一点马里兰大学做得很好。学校成立了专门的“创新班”,就是一半是商学院的学生,另一半是工学院的学生,把他们放在同一个宿舍里。每周请一位有创业有成就的人给他们讲创业经验,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经验。每个学期要求学生写一个如何组建企业的计划书,然后参加学校组织的竞赛。这个计划书帮助学生了解公司如何创业,有什么特别的技术,什么产品适合市场发展等等。学校组织的商业竞赛前3名可以得到5-10万美元的奖金,这对学生鼓励很大,激发他们创业的精神。现在学校大概有10多家公司,有些公司已经赚钱。好一点的企业会有些补助,还有些是要自己找投资,当然学校也会帮助这些企业去找外面的投资,这种项目叫做“种子投资”。当年,Google公司和微软公司都是先在校园里得到赞助才逐步发展起来的。

美国大学对学术尊重胜过对权力的尊重,校长不做就可以做普通教授,后者科研成果往往比校长要多

文汇报:在中国,许多教授好像当领导只能上不能下。但在美国,许多人当了几年学院院长或大学校长后,主动要求再当普通教授。中美两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差为什么这么大?

刘: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1950年前后,当时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也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一次请该校著名物理学教授Rabi作演讲,Rabi是194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艾森豪威尔在开场白中客气地说“在众多雇员(Employee)里,你能够获得那么重要的奖项,学校以此为荣”。但是,Rabi回敬说:“尊敬的校长,我是这个学校的教授,你才是学校的雇员。”这就是美国大学的观念。大学校长虽有很大的领导权力,但从观念上来看,他和其他行政人员甚至后勤人员一样,只是为教授和学生服务的。

教授从事科研教学,美国大学对学术非常尊重,而不是对权力的尊重,这也是美国社会很重要的价值观念。只要是任何人在专业方面有成就,哪怕是修水管、修电灯,只要他有别人没有的本领,那么他就会受到美国社会的尊敬。在马里兰大学物理系,现有4名前校长同时工作,我就是其中一名。像哈佛大学的校长萨默斯退休后,就只是一名普通教授,但人们对他的尊敬丝毫不减。此外,在美国担任教授相对来说比较舒服,自由也很多,他们的科研成果往往比校长要多,但发表论文的要求很高。

提高中国大学科技成果,就要加大科研投入,提高对学术和学术精神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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