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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滩公园“华人不得入内”事件始末

也滩当年上海外滩公园“华人不得入内”事件始末

唐廷桂

上海史上最牵动国人感情的,莫如公共花园(外滩公园、黄浦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一事。学界已有连篇累牍的文章加以考证,不过仍有一些未尽之处。1885年租界工部局公共花园规则第一条是“脚踏车与犬不得入内”,第五条“除西人之佣仆外,华人不得入内”,也即整套规则中分别含有“犬”与“华人”不得入内的内容,但没有连写,并无意写华人是狗。毛泽东岳父杨昌济的叙述最为准确:“华人不许入;又云犬不许入”。

目前整理出来的许多知名人士回忆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一个完整句子,与档案不符,不少学者认为是事后建构出来的“记忆”。对此事如何解释,学界仍有争论。有学者认为,1903年的周作人日记“犬与华人不准入”可视为木牌存在的最关键证据,不过这位学者并没有留意到,周作人日记中说的是从高昌庙到十六铺“途中经公园”。刘绪源指出:“这一来一去,都是在十六铺往南的线路上走”“怎么也不会绕到十六铺以北的外滩黄浦公园这一带来。”刘绪源这个论证非常有力,也即周作人经过的公园并非公共花园(黄浦公园)。日记只证明当时从高昌庙(上海县城大南门外)到十六铺之间某个公园曾有这样的木牌,但不能证明黄浦外滩公园也有同样的牌示。

也滩当年上海外滩公园“华人不得入内”事件始末

周作人1903年日记

这个明言歧视华人的公园,从周作人的行走路线判断,应该位于法租界或其周边,不可能途经外白渡桥边的公共花园,但不是外滩公园。当时在华西人歧视华人,为不争的事实,不必否认,但除极个别汉学家外,他们几乎都不懂中文,就算跟中国人做生意的洋行职员也同样如此,所以才极度依赖华人买办。他们能否写出“犬与华人不准入”这样的中文牌子尚有疑问。另一方面,西方人将狗视作伙伴和宠物,西方文化中狗并无汉语中所含的强烈贬义。或许可以大胆猜测一下,有很大可能是法租界里面的越南(安南)人所为。越南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原来并无本国文字,读书都是学习汉文,这些越南人若曾与中国人发生冲突,怀恨在心,有意将游园规则简化为“狗与华人不准入”一句话,可满足其报复华人的心理。据1900年《申报》报道,因发生义和团乱事,法国先后两次调越南士兵800多人到上海法租界,次年事定之后调走。不排除在他们驻扎上海期间曾代法国人书写中文告示牌,到1903年被周作人看到。

早在1881年4月,颜永京、唐廷桂等8名华人已向工部局提出书面抗议,要求允许华人入内。4月27日,《申报》刊出报道称:“前闻有华人具禀于英工部局,请准令华人入外国公家花园游赏。乃昨阅西字报,见有工部局致华人熊经园、唐茂之等一函,内言敝园地本狭隘,不能容众,且管园之巡捕深知规矩,凡遇上等华客听其入内游玩;如有上客欲往游赏而巡捕不为放入,本局亦深以为歉云云。”文中的“熊经园”,估计是颜永京英文名Yung-kiung Yen的回译,“熊”字在上海话中发音与Yung十分相似。

1885年11月25日,唐廷桂领衔再次致信工部局,除重申4年前的抗议外,也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即由工部局向华人发放入园证,每周安排两三天允许“有名望的受人尊敬的当地中国人入园”。这个折衷方案,目的是消除工部局对一些行为不检的华人的担心,从今人眼光看来,也含有自居“高等华人”的意味,这是当时环境的产物。在递交抗议信后不久,工部局采纳了发放入园证的建议,华人终于可以游园,结果《申报》接二连三地报道华人在园内摘花的事件,反过来也证明西人的担心并非无因。工部局为此十分头痛,不久在苏州河南岸新建一个“华人公园”,公共花园仍由外国人专用。

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签名的顺序是:唐茂枝(广东香山)、谭同兴(广东开平)、陈咏南(广东)、李秋坪(广东香山)、吴虹玉(江苏阳湖)、唐景星(广东香山)、颜永京(福建厦门)、陈辉庭(广东新会)。此前研究此案的学者都不清楚陈咏南是何方神圣。经查考《申报》,陈咏南本名陈德薰,广东人,陈善昌茶栈老板、广肇公所发起人,曾任高易筹赈公所负责人,为河南、两广救灾筹募巨款,又兼任仁济善堂董事,是与经元善、谢家福并称的义赈领袖。也就是说,参与抗议的8人中有6个广东人。熊月之说“外滩公园的交涉,从开头到最后,都是广肇公所人领头”。唐廷桂约从1873起到1897年去世,一直都是广肇公所首董。1880年代这场抗议运动的灵魂人物,非唐廷桂莫属。

1889年,经上海道台龚照暧出面交涉,租界工部局终作让步,由租界公共华园委员会或工部局秘书长,酌发华人游园证,每证可带4人,限用一星期。1889年共发游园证183张,全年入园华人7百多人。这段历史证明:在一段时间内,租界工部局是有限制地允许华人进入外滩公园的,而能入公园的华人,也是在华人界引以为傲的象征。

1890年情况开始恶化。一是入园的华人比以前大为增多,小小公园人满为患,影响了外国人游园的兴致;二是华人在公园里出现一些不雅的现象,有人随意摘采鲜花,践踏草坪,有人独坐一长凳,不肯与人同坐;三是有人在游园卷是弄虚做假,使用过期的游园卷再拿来用。于是,租界工部局在苏州河南岸另建一新公园给华人,宜称华人公园,以应付华人,同时严禁华人进入外滩公园。此后,一直到1928年北伐成功后禁令取消,才再次允许华人入园。

附带指出,禁止华人入内,不止是外滩公园。其他租界公园,包括虹口公园,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以及其他许多公共场所,在1928年以前都是禁止华人入内的。。

日裔学者Kaori Abe研究了唐廷桂在上海充当华人与英美势力“媒介”的大量活动,称之为“条约口岸的媒介精英”。唐廷桂精通英文,早年曾充法庭、海关翻译,对西方法律有一定了解,在美国、香港、天津、上海经商多年,富有与东西各方面人士打交道的经验,实为当时上海最重要的东西方媒介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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