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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6月7日,梁启超在其起草的一个奏折《立宪法议》中提出:“宪法者,一国之元气也。”有学者由此认为,宪法学家,一国元气之元气也。民国时期的法学家不仅从小接受儒家教育,而且大多具有海外留学背景,亦接受了西方宪政思想。他们与其他接受西方思想的中国人一样,希望仿效西方,推动中国法治建设。

民国最高院检察长

1904年出生于江苏金坛县的杨兆龙,自小就十分聪明。1922年考入燕京大学哲学系,后转入上海东吴大学改学法科。1926年加入国民党。1927年毕业后,受聘上海政法大学教授,并任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及租界上诉法院推事(法官)。史载,在法院任职期间,他不畏强权,秉公执法,常常与陪审团针锋相对,将有罪的洋人绳之以法。因他常在华洋诉讼之争中与外国陪审领事发生冲突,两年之后便被解了职。不过,他在任职期间所写的不少判词,都被收入了当时在国内颇具影响的《东吴法学季刊》。

1931年,杨兆龙考入南京政府的司法行政部,不久担任秘书处科长。1934年他被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破格录取为博士研究生,专攻英美法学。其题为《中国司法制度之现状及问题研究——参考外国主要国家之制度》的博士论文获得了专家的一致好评。此后,他到德国柏林大学随著名的库洛甚教授研究“大陆法”。

刚刚30出头的杨兆龙在结束了柏林的学业后回国,被聘任为国家资源委员会的专门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他奉命起草国家《总动员法》、《军事征用法》等草案。此后,他先后担任了西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并兼任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朝阳法学院教授。

抗战结束后,他完成了《联合国宪章》的中文本翻译,并任司法行政部刑事司长,主持起草《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等。1948年,杨兆龙被海牙国际法学院评为“比较法学”专家。当时全球获此殊荣的共50人,中国有两人,另一人是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王宠惠。

1948年底,杨兆龙决定脱离官场,去大学任教或专事法学研究。正在他向司法行政部辞职之际,却忽然接到了代总统李宗仁的一项任命,任命他为国民政府最高院检察署代理检察长。

民国大法官

燕树棠是民国时期名重一时的法学家。他生于1891年,1914年毕业于北洋大学,1915年赴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学习,1920获得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21年回国,历任北大法律学系教授暨主任,武汉大学法律系教授暨主任,清华大学法律学系、政治学系教授暨法律学系主任,西南联合大学法律学系教授暨主任,兼任宪政实施协进会会员、监察院监察委员等职。

据说他的课讲的非常好。介绍其生平的《在乱世中沉浮》一文记述道:燕树棠在北大授课时以认真和严肃著称。他在课堂上从来不苟言笑,以至于很多学生都有点怕他。但他课讲的好,声音洪亮,讲解细致,没有废话,教学效果非常好,学生都喜欢听他的课。他还常常邀请学生来家里做客,一起吃饭,一起研究法学问题。

燕树棠还运用自己对西方法学的历史了解,将西方法学诸流派的发展演变讲述给学生;他还利用深厚的文字功底和熟练的外语能力,将一些西方法学大家的最新作品翻译到中国来。

除此而外,燕树棠曾负责起草《中华民国民法》草案,参与修改并讨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等。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邀请燕树棠担任司法院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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