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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以心为本 恢复民族精神

1924年1月至8月,孙中山在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演讲“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和民生构成的民主纲领。他每次演讲,都能够深入浅出。从他的演讲可以看到孙中山思想非常宏大,能够不受西方宗教、哲学、科学等领域的学者提倡的思想牢笼所束缚,而是独具慧眼,从传统的人文精神中找到别具一格的思想之路。

中国传统文化包涵著修齐、治平的理念,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同样包涵著修齐、治平的思想。三民主义的核心致力于恢复中华,强调国富民强、天下为公,使中国永久的屹立在世界之林。

时隔近百年,今日再次回味三民主义,依然有着现实的意义。

19世纪,欧美各国大力开展工业化生产,世界文明随之进入新的阶段,承载了五千年辉煌的中国如迟暮的老者,步履蹒跚。自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中国逐步陷入积弱的困境。在迅猛发展的世界潮流中,面对大局之下的内忧外患,为稳固中华民族能够屹立在世界的舞台,仁人志士做出种种尝试。

就在此时,孙中山出现在古老的中国面前,试图力挽狂澜。他写下“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孙中山研究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后得出的结论。

人种、血统、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民族。这五种力量是天然自然而来的,不是用武力征服来的。中国人常说,顺乎自然就是王道,也就意味着,顺从自然的力量,用王道造就了不同的民族。

单就中国人而言,从久远以来,就带着黄色的血统,千百年来根深蒂固流淌在华人的血脉中,永远的遗传下来。血统的强大力量铸就了华夏民族存在的特性。

中国人凭著传统的理念、智慧创建了很多的辉煌奇迹,在史上中国一直都是很文明发达的国家,是一流的强国。在历史上,几乎中国每一个王朝都曾超前的引领世界潮流。却在19世纪,中国遭到外部政治力量、经济力量的双重压迫,达到极点,陷入积弱的困境。

孙中山在演讲中强调,要想恢复中华民族,就要树立民族主义。他所说的民族主义,着重强调民族文化精神。

他提到,欧洲超过中国,不是政治哲学,完全是物质文明。欧洲的科学很发达,物质文明也很进步,不过是近来二百多年的事。如果学习欧洲,就要学习中国没有的东西,而不是政治哲学。在他的眼中,中国的政治哲学非常文明,能够高瞻远瞩,洞见前沿。

在近代,中国之所以连政治也不如西方,是因中国失去了民族主义,以致连本土固有的道德文明都不表彰弘扬,这就给了新型文化势力横行中国的空子。当时很多人醉心新型文化,以为只要有了西方的物质文化就可以不要道德,因而大力排斥中国固有的道德体系。

孙中山认为,中华固有的道德,“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应该大力恢复。

有人认为忠,就是忠于皇帝。如果皇帝不存在了,就可以不要忠。这是大错特错。没有了忠,无论什么道德都能被破坏,人们不再讲忠,会造成许多的社会问题。譬如,夫妻不忠,会导致婚外情泛滥;从事不忠,社会事业会陷入胶着停滞;军队不忠,很容易反叛,造成国乱。

中国有一个特长,就是孝。一部孝经包含孝的多层意义,非常完善。19世纪时期,当时世界最文明的国家,讲到与“孝”雷同的意义时,都远远没有像中国讲的那么极致。但在新文化的冲击下,打破了孝悌的人伦规范。如果中国能够继续发扬忠孝、仁爱、信义,国家会自然的强盛起来。

在历史上,中国能够一直延续著强盛的缘故,是因为之前的中华民族在道德上要比外国民族的道德更为高尚。

“中国政治进化早过欧洲。两千多年以前便打破封建制度。”中国古时有很好的政治哲学,像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孙中山就非常欣赏这段话。将一个人的德行从内发扬到外在,从一个人的内心做起,推到平天下为止,这是中国特有的很精微的政治哲学,在国外孙中山还没有看到过哪位政治哲学家讲过类似的话。

中华先贤在道德修为上所下的工夫非常深刻,一旦中国失去民族精神后,这些精微的“智能的精神”,也就随之消失了。国人对自己的民族失去了信仰,也就失去了精神力量。由此带来严重的后果,“不仅道德实践的力量没有了,智能上开悟与了解的力量也失却了。因此当时掀起推翻一切旧道德、旧伦理、旧传统、旧文化,来全盘西化。”

因此孙中山认为,恢复民族精神,就要恢复中华传统的固有道德。

为了恢复中国文明的精华,就需要打破国人的思想束缚。所以孙中山曾在《心理建设》中,分别从饮食、用钱、作文、建房、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论十个方面为例,打破国人的心理大敌“知易行难”的观念,为国人树立新型的正确的思想。他希望国人能够以心为本,端正人心。如果万众一心,就能够成就良心上的众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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