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唐室的李光弼为何没能亲自平定安史之乱?

不合时宜的进攻命令

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一月。身处平叛前线的唐军大将李光弼接到了唐肃宗一道让他如芒在背、彻夜难眠的命令:整军备马,收复洛阳。

此时安史之乱已经进入第六年,经过长期苦战,长安已经重新回到唐王朝的掌握之中,而东都洛阳却依然在叛军主将史思明的掌控之下。为避开史思明的凌厉攻势,李光弼率领唐军退守河阳一线,像楔子一样死死钉在这里,消耗了叛军大量有生力量,双方在潼关以东形成了新的平衡。此时,对于李光弼来说,自保实力、坚守阵地虽有余,反戈一击、吃掉对方则不足。任何脱离坚固城防工事,寻求与敌主力决战的企图都将面临巨大的失败风险。

李光弼的战略意图非常清晰:加强河阳防线,继续吸引史思明叛军主力集中于河南,同时朝廷乘机以郭子仪率军从河东一线大举东出,直捣叛军老巢河北,让叛军首尾不能相顾、陷于战略被动。待史思明率军北返之际,河阳一线的唐军主力再全力追击,方可与河北的郭子仪部形成犄角之势,收克复洛阳、殄灭叛军之全功。

在坚守河阳的一年多时间里,李光弼不止一次地向朝廷提出上述建议,然而等来的却是这样的一纸命令,这让李光弼不禁发出一声长叹。

中兴唐室的李光弼为何没能亲自平定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图

得之不易的战略平衡

一年来,唐军能够在邺城一败、东都再失的不利境地下恢复到如今的战略平衡,个中甘苦只有李光弼自己知道。

唐至德二年(757年),经过长期准备,唐王朝终于艰难摆脱了灵宝大败、玄宗幸蜀、潼关失陷的全面被动局面。唐肃宗以灵武为基地,集中朔方、回纥、安西、河西精兵十五万,发起了对长安叛军的全面反攻。在回纥骑兵的有力策应下,唐军乘安禄山之子安庆绪杀父篡位、造成叛军内讧之机,经过苦战,终于一鼓作气攻克了长安、洛阳,取得了平叛之战的阶段性胜利。

但玄宗、肃宗父子被久违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忙着在东西两京重修宫室宗庙,分封宗室功臣,给了退守河北的安庆绪叛军以难得的喘息之机。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唐王朝对已经降唐的叛军主将史思明羁縻不力,导致了史思明的再次反叛。史思明不仅击败了围攻安庆绪的数十万唐军,还乘势再次袭占洛阳,使唐王朝的平叛之路遭受重大挫折。

中兴唐室的李光弼为何没能亲自平定安史之乱?

唐肃宗像

唐肃宗、鱼朝恩将惨败的罪责推给了主持收复长安洛阳、功勋卓著的老将郭子仪,将其兵权解除。李光弼临危受命,成为前线唐军统帅。面对老对手史思明及其手下来势汹汹的叛军主力,李光弼和部下冷静分析局势,否定了“加兵陕州,退守潼关,据险以待”和坚守洛阳孤城两种方略,针对河阳北接泽州、潞州(治今山西晋城、长治),利则进取洛阳、不利则退守潼关,有“猿臂之势”的有利地形,制定了固守河阳一线的战略。

对于李光弼的守城战,老对手史思明是领教过其厉害的。早在至德二年,李光弼就曾以不足万余守军,牢牢坚守住了河东重镇太原,抵挡住史思明十万大军的进攻,“斩首七万余级”,取得了太原保卫战的胜利。此时面对河阳城外叛军围攻、敌众我寡的不利局面,光弼向诸将慷慨陈词:“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贼。万有一不捷,当自刎以谢天子!”后遣李抱玉、荔非元礼、郝廷玉、论惟贞等骁将与叛军决战,一举擒叛将徐璜玉、李秦授,歼敌无算。经过一年苦战,李光弼最终将战线稳定在了河阳一线,令叛军攻破潼关、再陷关中的企图破灭。

自作聪明的恶劣后果

战果来之不易,自当倍加珍惜。但唐肃宗看到河阳战线逐渐稳定,便忙不迭地命令李光弼向洛阳发动反击。李光弼捏着这份命令,目光落在了身负皇命而来的监军——鱼朝恩身上。

中兴唐室的李光弼为何没能亲自平定安史之乱?

影视剧中的鱼朝恩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始以宦官为监军,节制诸将。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以宦官边令诚为监军,监视大将高仙芝、封常清及其率领的潼关守军。彼时东都洛阳和两河大片土地已陷入敌手,高仙芝、封常清带领的潼关守军成为确保关中和都城长安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然而身为监军的边令诚直到此时还不忘大发国难财,一再向高仙芝索贿。被拒绝后,边令诚怀恨在心,进馋言于唐玄宗:“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加之高、封二将不愿遵玄宗出关与叛军决战的命令,促使玄宗下令将二人处死。唐军痛失两员能征惯战、效忠朝廷的大将,潼关唐军为之气衰。

监军之制就这样在平叛战争中首开恶例。此后,宦官担任的监军一再在唐军平叛过程中起到阻挠作用,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眼前这位鱼朝恩大公公。乾元元年,唐肃宗生怕功高震主的武将难以驾驭,遂任命不通兵事的鱼朝恩为所谓“观军容使”,监视九节度使会攻安庆绪盘踞的邺城,结果六十万唐军被史思明打得一败涂地。

而此次进攻洛阳的命令,便是鱼朝恩屡次以叛军将士多是幽州人、朔方人,思乡心切、兵无战心为由上书唐肃宗,请求尽速收复洛阳的结果。

看着一脸得意,期待借自己的将士之手建功洛阳的鱼朝恩,李光弼内心只有苦笑。鱼大公公哪里知道,他那里得到的所谓消息,只是史思明为引诱唐军脱离坚城而精心策划的谎言。而此时,李光弼手下,地位仅次于他的大将仆固怀恩,由于嫉妒李光弼的功劳,也和鱼朝恩一唱一和,催逼光弼赶快出战。

何去何从,李光弼必须做出决定。如果违逆皇上和监军大人的意思,焉知自己不会像前任郭子仪一样丢官去职,被眼前这个野心勃勃的仆固怀恩取而代之?也许这还是最好的结果。如果肃宗皇帝痛下杀手,自己岂不要像高仙芝、封常清一般被临阵拿下、横死军前?

李光弼掩卷长叹,明知这是史思明设下的陷阱,但还是定下了进攻洛阳的决心。上元二年二月,李光弼被迫出兵,与史思明对阵于洛阳北之邙山。李光弼命唐军依险设阵,但仆固怀恩却在鱼朝恩的支持下布阵于平原开阔地。李光弼告诫他:“依险则可以进,可以退;若平原,战而不利则尽矣。思明不可忽也。”但勇而刚愎的仆固怀恩却拒不听命。史思明趁机袭之,唐军大败。无奈之下,李光弼、仆固怀恩率朔方军渡黄河退保闻喜,鱼朝恩退保陕州,怀州、河阳一线被史思明占领。李光弼费尽心机稳定下来的陕、洛形势就此宣告瓦解。

史思明得手后,立即以其子史朝义为前锋,直驱陕州、潼关,企图乘胜再入关中。关键时刻,史朝义阴谋杀掉了史思明自立为帝。叛军内部再次陷入长达几个月的内讧,四分五裂之际,再也无力组织对关中的进攻。幸运之神再次站到了唐王朝一边。

唐肃宗深知是因监军掣肘才导致唐军失败,因此并未重惩李光弼,反而复拜太尉,兼侍中、河南副元帅,知河南淮南五道节度行营事,镇泗州。但是,李光弼最终还是离开了河南、河北平叛主战场,来到江淮次要方向,平定浙东袁晁叛乱、保证江南水道畅通。从此,仆固怀恩取代李光弼,成为唐军平叛主将,并主导了安史之乱的最终平定。

郭子仪、李光弼,这两位自安史乱起便奋起抵抗、功在社稷的一代名将最终都未能亲手平叛,殊为可惜。

中兴唐室的李光弼为何没能亲自平定安史之乱?

郭子仪像

悲剧人物的时代宿命

李光弼身上,鲜明体现了中晚唐武将的悲剧宿命:尽心竭力、效忠王室,但在皇权猜忌防范之下难得善终。然而站在唐王朝一边,对功勋武将的监视掣肘,却也有着一番难以言传的情非得已。

安史之乱前,边将难治、不听号令的现象就已显露。叛乱期间,安史二逆自不必说,唐王朝对己方军队的调度,也不能指挥自如,名将哥舒翰的遭际就很能说明问题。叛乱初期,哥舒翰在高仙芝、封常清被杀后,就任潼关唐军守将,他和部将对杨国忠的弄权与唐玄宗的昏庸非常不满,王思礼等将领皆劝哥舒翰当机立断,诛杀杨国忠,以消除叛军“清君侧”的口实。虽然哥舒翰并未同意,但却斩杀了杨国忠派来监视哥舒翰大军的将领杜乾运,还吞并了他的万余军队。这件事可以说明在手握军队、专征一方的大将眼中,唐中央政府的权威已然不再神圣。或忠或叛,只在将领的一念之间。

叛乱爆发后,在叛军的强大攻势下,李唐皇室已是惊弓之鸟、噤若寒蝉,自然对己方将领不服调度的行为格外敏感。而李光弼自己,也恰恰给了唐王朝掣肘监视自己的极好借口。肃宗登基后,以李光弼为河东主将,镇守太原。而此前在太原统兵的御史崔众骄横跋扈、欺凌守将,对让自己将军队交由李光弼节制的命令也不予理睬。光弼大怒,命人将崔众捆绑起来,即行斩首。此时恰逢朝廷使者来到太原,任命崔众为御史中丞。面对手握王爵、口含天宪的朝廷使者,李光弼直言:“崔众有罪,我已经把他抓起来了。你如果不宣诏,我就斩御史,如果你宣诏,我就斩中丞。”一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霸气。然而在朝廷看来,武将不请示皇帝便自行斩杀前线文官,是典型的不臣之举。如果蔓延开来,各路唐军纷纷效仿,则很可能安史之乱尚未平定,李唐王朝便已瓦解。由于战事紧迫,唐肃宗并未深究此事,但已经埋下了君臣不睦、相互猜忌的隐患。

此后,肃宗、代宗屡次派遣宦官为监军,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等功勋将领正是其重点监督对象。

然而不幸的是,由于皇帝昏庸、制度缺失、所用非人,担任监军的边令诚、鱼朝恩、骆奉先等宦官,或颐指气使、骄横跋扈,或贪财好货、强行索贿,或揽功于己、诿过于人,不但没能起到监督将帅,保证中央政令军令畅通的正面作用,反而一再掣肘将领正常军事指挥行动,造成巨大负面损失。除了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郭子仪、李光弼等大将众所周知的遭遇,立下赫赫战功、在叛军中享有“来嚼铁”美誉的来瑱,因得罪位居中枢的权宦程元振,竟被以谗言害死。取代李光弼成为唐军主将的仆固怀恩更是因为监军骆奉先轻信谣言,向朝廷诬告将勾结回纥谋反,最终被逼叛逃,引回纥、吐蕃入寇,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而李光弼本人,虽然是克平大乱、中兴唐室的灵魂人物,也不免被鱼朝恩、程元振等宦官联合构陷,在吐蕃入寇、天子出奔、都城再度沦陷的紧急时刻都不敢亲赴救援,最后竟然忧惧而死,实在令人扼腕。

中兴唐室的李光弼为何没能亲自平定安史之乱?

李光弼像

安史之乱前后,武将们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对待安史叛军投诚而来的骄兵悍将,朝廷极尽笼络讨好之能事,准其自带其军、自领其政、自统其民,导致河北强藩屡屡作乱,直到唐亡;而对忠于唐室的武将,朝廷则或监视掣肘、百般刁难,或明升暗降、削夺兵权,或贬谪发配、流放赐死,除郭子仪为人宽厚忍让、深谙进退之道,以八十五岁高龄去世外,得善终者寥寥。

正如范文澜先生所说:“朝廷对强横不法的武夫,按照强横的程度,给予大小不等的姑息,愈强横,得到的待遇也愈优厚。对顺从朝命的功臣,按照功绩和威望的程度,给予轻重不等的猜忌,功臣们因此对朝廷有所顾虑,不肯轻易脱离兵权和防地。”在这种两面三刀、欺软怕硬的悖谬政策引导下,越来越多的武将选择拥兵自保、图谋割据,大唐中央政权的权威也在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泥淖中逐渐掉入谷底。

作为平定安史之乱最大功臣之一的李光弼,经历过军旅生涯的辉煌,却以悲剧方式在落寞中收场,这也预示着初唐、盛唐武将建功疆场、绘图凌烟时代的永远结束。而中央政权对李光弼等武将的忌惮,也使文官带兵、以文制武成为两宋以后中原王朝军事制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形态。虽然宋明等王朝整体上逐渐丧失了汉唐时期对外扩张的积极性,但不可否认的是,武将叛乱、分裂国家、冲击政权的情况也被杜绝。若李光弼在天有灵、观此大势,不知又当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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