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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日军攻占南京后进行的大屠杀,是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制造的最严重的犯罪暴行。几十年来,中国人民不断揭露和声讨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暴行,这对教育国内外的人们认清当年日本侵略者的疯狂并警惕其军国主义复活很有必要,但不能只陷入简单的悲情意识。当年中国军民遭遇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屠戮,首先应谴责日军这一“兽性机器”,不过在这一大屠杀前,国民党军在南京保卫战中出现大崩溃的惨痛教训也不能掩饰。为什么当年国民政府在守卫首都时竟表现得如此无能,10万以上装备最好的部队或葬身长江或束手受戳?仔细分析这一中国近代战争史上罕见的败仗和悲剧,人们就能看出,一个腐败无能的政权和军队必然无法有效保国卫民,南京保卫战在短短五天内失败并出现大惨剧可以引起诸多反思。

幻想外力干预,导致对守撤决心不定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国民党当局改变了过去的不抵抗和屈辱退让政策而实行抗战,这一点值得肯定。不过蒋介石对日抗战的战略基点不是依靠发动本国人民,而总是寄希望于外国来干预制止日本。如1937年8月中旬起,国民政府军委会将全国180个正规师中的70多个师都投入淞沪战场,在外国租界最集中的上海同日军激战了3个月,以伤亡25万人的代价杀伤日军4万多人,其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英美等国为保护其在华利益而介入。结果西方列强仍保持中立政策,前方部队久战后于11月上旬开始崩溃,半个月间便从上海前线败退了300公里以上。尤其令人叹息的是,撤退部队因混乱未能组织防御,竟白白丢弃了几年前便修筑的水泥工事组成的吴福线、锡澄线这两道重要防御阵地,使南京暴露在了日军的攻击矛头之下。

自1937年11月中旬之后,蒋介石就召集主要将领商讨防守南京问题。多数将领从军事角度考虑,不主张留重兵防守南京而建议只以少数兵力做象征性防御。当时国民政府已宣布迁都重庆,统帅部则迁往武汉。南京市政府的官员也纷纷弃职而走,100余万市民因大批出逃而剩下不足一半,首都陷入管理无人负责、民众无人组织的状态。此时,南京的部队只有3个师且不足2万人,而且多是刚在淞沪会战中受损失严重而撤回整补的。

上海失守后,蒋介石面对多数将领主张放弃南京的意见,曾在会议上表示认可,也没有干预首都城内的混乱撤逃情况。不过将介石很快改变态度,要求死守南京,并在11月24日任命赞成坚守首都的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接着,他又调动装备最好的德械中央系部队到南京,使守城部队在12月初达到15个师10万多人。随后又有从外围撤入城内和增援的部队,守军总数大约在13万人左右。苏联空军援华部队以“志愿航空队”名义也于12月初进入南京机场,并同日军航空兵交战。

蒋介石守南京的人事安排,当时让许多将领深感不解。过去一再反蒋的湘系将领唐生智被任命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但其所指挥的部队却多半是中央军嫡系,这是违反常理的。唐本人早已没有自己的军队和地盘,只在国民政府内担任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等闲职,中央军各部乃至在南京的广东部队等并不会真正听从他的命令。唐生智得到这一任命,据说是在各高级将领都推脱时不得已而为之(蒋介石原来任命自己的嫡系顾祝同任此职而遭拒),实际上南京保卫战还是南蒋介石遥控,同时又能把可以预见的南京保卫战失败的责任转嫁到唐生智身上。唐本人也完全明白这一点,为防止守城部队不听命令北渡逃跑,他让江南船只都开到江北,还让守卫浦口的胡宗南的第1军和城内维护秩序的第36师可开枪拦阻后撤部队。事实证明,这种“背水阵”其实并未增强斗志,还使守城部队事先没有撤退准备而加剧了弃城时的混乱。蒋介石在守城时的犹豫动摇和推卸责任,唐生智既无指挥权又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这种指挥上的祸端便埋下了大悲剧的伏笔。

蒋介石故意抽调德国顾问帮助训练和装备德械的部队来守南京,这也让不少人感到奇怪。随后解密的材料说明,11月间,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受希特勒委托来调解中日战争,蒋介石认为这很可能会让日军在南京城止步,调德械部队守城正是为了增加德国调解的筹码,这一措施其实仍是将希望寄托于日本的盟友能制止进攻,而自身并没有坚守的决心。随后因日本向陶德曼提出并要求转达的条件过于苛刻,蒋介石无法接受,调解希望最终落空。

在请求同中日两国都有密切关系的德国出面调停的同时,蒋介石也期待苏联直接出兵对日作战,然而斯大林为避免对德日两线作战,只能以物资和“志愿航空队”援华。蒋介石在南京城内等到12月5日,才意识到“苏俄出兵已绝望”,“德国调停似亦无望”。同日,蒋介石在致电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及阎锡山的电报中却仍认为:“南京决守城抗战,图挽战局。一月以后,国际形势必大变,中国当可转危为安。”可见他仍未放弃对国际干预的期望,并幻想日军不会真正进攻南京,直至发现日军逼近,他才干12月7日离开南京飞往武汉。

回顾南京保卫战的战略筹划,可以说指导思想一开始便是错误的,即幻想外来干预而不是真正依靠自身力量来坚守。1938年2月28日,陈诚在武昌珞珈山将校研究班的总结讲话,也承认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政略影响战略”。他还含蓄地说:“这次战略受政略的影响极大,乃是国家的不幸,并不是国家的错误,因为我国本身准备不足,要希望人家援助的关系。”

一句“要希望人家援助”,正点中了南京保卫战失败的要害。正是这种战略错误,引发了保卫战出现指挥错乱、决心摇摆的现象。战略上的举棋不定历来是兵家大忌,这导致守城部署出现了怪现象——要求坚守却不认真地守,准备守不住就撤却又不敢明言,最后出现守不住、撤不了和多数官兵被俘遭受大屠杀的惨剧。

一味消极防御、互不协作,导致保卫战形势迅速恶化

在只持续了5天的南京保卫战期间(防守城垣只有2天),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军队的混乱无力暴露得淋漓尽致。其中最突出的弊端是军民脱节、官兵脱节、各军脱节。

蒋介石下令坚守南京时,城内虽调来不少部队,却根本没有此前淞沪会战时那种各界踊跃支前的场面。没有政府管理的老百姓纷纷向西方人开设的“安全区”内乱跑,守军同民众互不相顾。当时守军多是从上海退下来的新败之师,内部又派系林立互不协作,不少高层军官为自己谋划后路,这些都使下级的斗志同上海保卫战时难以相比。

日军向南京方向进攻的部队,有6个师团和2个加强旅团,不过其中有2个师团和1个旅团在镇江和芜湖方向作战,用于攻城的有4个师团多的兵力约10万人,在兵力上还略少于守军,只是有航空兵和长江舰艇方面的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华中日军有9个师团,其中大多数兵力用于进攻南京,还有2个师团进攻杭州,在苏浙皖边数百公里的侧翼方向只有不足1个师团的兵力。从南京突围的部队发现,出城向南行进百里之地,竟只遇到日军一个大队(营)。此时,国民党军从上海撤退到苏皖浙边和新增援到此的部队达30个师20万人以上,他们若是积极向进攻南京的日军空虚的后方发起攻击,肯定会使敌抽兵回援而无法大力攻城。令人叹息的是,国民党军内各自保存实力、互不救援的毛病此时充分显现,没有一支部队向日军后方出击,都坐视首都危急而不顾。蒋介石在离开南京时向将领们许诺很快会有部队从皖南来救援,而这完全成了一句空话。

担负南京城外任务的部队,在外围依托一些山峰摆成环形的一线阵地,完全是消极防御、被动挨打。日军只要突破一个缺口,如果纵深内没有预备队反击,结果就会出现全线败退,如此一来只好再撤退至新防线再如此防守。世界近现代成功的防御战,都是积极防御,即防御同时要伴随着对敌人不断的反冲击,才能巩固阵地。南京保卫战时的守军既没有反突击的部署,也缺乏反冲击的勇气。结果从12月7日外围战开始后,仅3天时间就几乎丢弃了城外的全部阵地,守军撤到城墙一线防守。原定在外围坚守至少半个月,再依托城墙至少坚守半个月至一个月的计划,到此已完全落空,这种节节败退也使守城部队士气大为低落。

战前,国民政府在南京城外曾构筑了一些称为钢筋水泥的防御工事,作战时官兵却发现其多为近乎于“豆腐渣”式的工程。督建的官员偷工减料,竟然用竹子代替钢筋,而日.其中有不少已腐烂,这样建成的堡垒不仅不能抵抗日军的炮弹,就连震动都会使其坍塌。官兵们纷纷大骂此前的南京市长,但此刻已无济于事。

12月10日,国军在城外除紫金山、孝陵卫这几处未攻占外,已全线进逼到南京城墙外,并于次日开始猛烈攻城。在光华门、孝陵卫和雨花台这几处,战斗进行得尤为激烈,一些官兵还是表现出顽强的战斗精神,多次打退日军的进攻。12月12日,国军对城垣的进攻更加猛烈,守卫中华门的以孙元良为师长的第88师首先出现动摇,师部和下属一部擅自离开阵地想逃向下关渡江,被城内负责治安的第36师制止,并命令其返回原阵地。当天下午,日军突破了南京城最南端的中华门,不过面对守军的火力拦截,日军未能冲入,其他城垣防御阵地也未失守。

在此前的5天南京保卫战中,日军伤亡了3800人(其中死亡约800人),估计守军伤亡超过1万人。此时南京城内和城外的防卫部队还有12万人,建制也基本完整。令人感到极为可悲的是,一纸撤退令竞让这些大军顿时丧失了战斗力,出现了各自夺命的大崩溃。

仓促撤守,造成“兵溃如山倒”的惨剧

南京保卫战进行期间,蒋介石在武汉密切关注着战况,并不断发来指令。当城垣激战时,日军攻占了芜湖的第5师团国崎支队(以第9旅团建成)已渡过长江,从南京西南向守军唯一的退路浦口迂回,守卫那里的蒋介石嫡系中最精锐的第1军感到抵挡不住。日军这一迂回若成功,南京守军的退路将被彻底切断。

此时蒋介石见德国调停无果,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也未取得积极成果,而且根本没有采取制裁日本的措施。面对外援无望,蒋介石又担心自己的嫡系精锐被围歼,于是在12月11日中午命令在江北的顾祝同以电话转告唐生智,要唐当晚渡江北上,令守军相机突围。由于唐生智曾力主固守,现在若突然先行撤走,又没有蒋介石的命令,恐今后责任难负,因而要求必须先向守军将领传达清楚最高统帅的意图后方能撤离。当天晚间,蒋介石又向唐生智发电指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之要旨也。”

蒋介石这封电报的用意,明显是主张撤退,自己却不负责任。“如情势不能久持时”一句,就是让唐生智来掌握撤退时机并下命令。接到这封电报,唐生智才要求参谋开始拟定撤退计划,拟定再守两天,12月14日突围。

撤退是比进攻更复杂的军事行动,尤其是在强敌进攻下实施撤退更需要精心组织。南京卫戍军的撤退从一开始便陷入上不负责、下无组织的混乱状态。唐生智虽身为司令长官却无实权,只笼统草率地下令而不监督执行。作为蒋介石嫡系将领的两位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原来负有监视唐生智并有实际掌控守军的任务,此刻却撒手不管自己先逃。12月12日下午,唐生智得知城南的中华门失守,城内不少老百姓和部队乱跑并堵塞街道,于是守城意志出现动摇。他于下午17时在卫戍司令部召集师以上将领会议,首先说明当前战况,询问大家是否还能继续坚守。据当事者同忆,与会将领无一人发言,可见都无信心。唐生智遂出示蒋介石命令守军相机撤退的电令,然后由参谋长周斓分发了参谋处已油印好的撤退命令及突围计划。

此时,因几天前已采取“破釜沉舟”式的撤走渡船命令,卫戍司令部只掌握个别小火轮,10多万大军若一齐渡江北撤是没有工具的,唐生智下发的撤退命令中只要求司令部和城内卫戌部队第36师撤到下关渡长江北撤,其余部队要带足四天干粮分路向南突破日军包围,直奔皖南。

在此撤退令已下达之际,蒋介石突然又改变主意,致电唐生智、罗卓英、刘兴称:“只要我城中无恙,我军仍以在京持久坚守为要。当不惜任何牺牲,以提高我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亦为我革命转败为胜唯一之枢机。”他还指示:“如南京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而我野战军亦可如期策应,不患敌军之合同矣。”这里所说的“大变”,是指仍期望苏联会出兵,可见蒋介石至此仍不甘心放弃国际干预的希望。

接到蒋介石这一指示时,唐生智已下达命令,不少部队已离开阵地,无法再临时更改部署。不过看到这一命令,唐生智更为慌乱,尤其怕事后会被追究放弃南京和损失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责任。他马上又向中央嫡系的第87师、第88师、第74军及教导总队下达口头指示——“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向滁州集结”。这种态度大大降低了命令的严肃性,也成为守军大都不执行向南突围命令的借口。

12月12日天黑后,日军停止了攻城,城内守军却出现了群龙无首、各谋生路的状态。唐生智和司令部人员乘车赶到下关,乘事先备好的火轮驶向浦口。接近江岸时,江边的第1军却称根据唐长官此前下达的任何人北撤当开枪制止的命令,叫嚷要开枪,经火轮上的人解释来者正是唐生智本人,才被允许登岸。古语曾说“时穷节乃见”,危急关头最能检验军人的气节和部队的素质。在南京危急和撤退时,中央军一批平时腐化透顶的高官竟弃军先逃。号称“党国铁卫军”的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开完会只用电话通知参谋长邱清泉,让他组织下属撤退,自己不同部队而单独去下关,乘事先联系好的船抢先渡长江北去。在北伐直至后来各次大战中均有“逃跑将军”之称的第88师师长孙元良开完会不回部队,甚至不通知下属,担心自己找不到船北渡而直奔妓院,拜老鸨为干娘隐蔽起来。其部属还不知后撤命令,见友邻撤退才跟着乱跑。第7l军军长王敬久、该军第87师师长沈发藻等人也根本未回指挥所,同样是丢弃了部队先行逃走。

由于唐生智下达的撤退命令本身就含糊,中央军嫡系部队又不听从他的命令,得知可以北撤时就不愿冒向日军防线冲击突围的危险,而纷纷涌向下关,以为总会有渡船来接。只有广东部队第66军及第83军一部遵守了唐生智的命令,而且他们认为“与其沉没长江中,不如向南拼死一搏”,结果虽遭日军拦截,但大多数人还是平安冲到了皖南。

南京城内向长江边撤退的部队,在黑暗中陷入一片混乱,不能行动的伤兵都被抛弃。据当事者回忆,他们听到的是一片揪心的哭声和骂声——“打仗时让我们卖命,受了伤就扔在这里让鬼子来杀,早知这样谁会打仗!”高级军官放弃指挥逃跑后军心大乱,中下级军官也多掌握不住部队,出现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的现象,各部队建制大多紊乱。时人称“守南京的十多万大军,就这样像尘土一般被一阵风吹散了”,正是高官们带头逃跑导致士气瓦解的恶果。

“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这是五代时后蜀的花蕊夫人在成都被宋朝军队轻易占领时写下的《述亡国诗》中描绘的场景,对照南京保卫战倒有几分相似。其实按当年西方军事观察员的评论,绝大多数出身农家的中国士兵有朴实、吃苦耐劳的特点和宗法社会中养成的服从习惯,完全可以锻炼成素质良好的军人,但能否有效打仗的关键还是在于领导。国民党军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在抗战中的一些战斗中还有良好表现,南京保卫战最后突然出现兵败如山倒的局面,最主要的责任就在于上层的昏聩、怯懦和腐败无能。

守军瓦解后惨遭屠杀,教训值得认真反思

1937年12月12日夜间至次口凌晨,国民党军从南京城北逃的场面,可谓中国近代军事史上最令人痛心的悲惨一幕。记得1981年笔者撰写研究生毕业论文时,曾访问过几位参加过那次撤退的国民党军老将领,他们言及此事都是痛心疾首,而且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部队不能这么蹭踏!”

那一夜的撤退在指挥上极为草率,多数部队盲目向北面的江边溃逃。不负责任的长官又没有把命令传达到多数部队,如受命制止后退的第36师一些单位还不知道撤退令,见许多官兵涌来便开枪拦阻,结果撤逃者又向他们射击,形成自相残杀。在混乱和黑暗中,人马相互践踏,有多位团长被踩死,包括指挥教导总队第1旅第2团的光华门指挥部队多次打退日军的团长谢承瑞。最后,估计有差不多10万官兵涌到长江边,等待他们的是更大的灾难。

在南京守军中,教导总队和第74军不顾唐生智的命令私藏了一些船只,还能渡过一些人。其余部队只好到下关一带搜寻些小船,由于船少人多,不少船因超载而在江中沉没。大多数官兵无船可乘,纷纷拆取门板等物制造木筏渡江,甚至利用老百姓家中的木桶等物。由于长江中水势汹涌,这些官兵大都不善驾驭,不少人在江中丧生。守卫南京东面江边乌龙山要塞的部队不遵守命令而提前撤退,结果12月13日凌晨日本海军舰艇冲到了下关江面,立即冲撞和扫射正在用简便器材渡江的中国官兵,一时间沉船落水的凄惨喊叫声传遍江面。

看到渡江已不可能,涌到长江边的官兵便乱成一团,官兵纷纷丧失战斗意志,在混乱中各寻生路。少数人茫然地留在江边,向追来的日军缴械,以为随后至多是被抓夫驱使。多数官兵跑回城内,其中有些换上老百姓的服饰潜入民间。还有不少人又到外国人开设的“国际安全区”向管理人员交出武器请求保护。12月13日天亮后,大批日军攻入城内,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历时5天的南京保卫战就此可悲地结束。

使当时众多南京市民和放下武器的官兵想象不到的是,日军对待他们的只是屠刀。在南京参战的多名日本军官都回忆说,12月12日即攻占南京前一天,他们接到上海派遣军司令朝香宫鸠彦中将(天皇的皇叔)亲自签署的命令,上面标有“机密·阅后销毁”,内容便是“杀掉全部俘虏!”日军还以部分人脱掉军装和潜入“国际安全区”为借口,闯入那里并在城内其他地区大肆搜捕“疑似”军人的青壮年并随即处决,同时任意奸淫抢掠。对“俘虏”的屠杀事实上扩大到广大平民。在此期间,躲入城内的军人绝大多数被搜出,成了大屠杀的牺牲品。在南京大屠杀的30多万殉难者中,估计有四分之一以上是军人。

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是有预谋、有组织的,目的是想通过在中国首都施暴,恫吓人民并压迫国民政府尽快屈服。这种残杀居民和战俘的行径是违反国际公法的野蛮犯罪,将永远受到全人类的谴责。多少年来,国人回顾南京大屠杀时不断控诉侵略者的暴行固然重要,同时也不应回避这一惨剧发生时本民族的病弱。反思历史的人自然会问:为什么南京城内几十万民众面对杀掠奸淫没有组织抵抗,只能无助地哭喊呢?为什么南京守军在数量并不多于自己的日军面前迅速崩溃呢?为什么那么多身强力壮的官兵在侵略者面前弃械成了俘虏呢?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深刻指出的:“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军队的大批官兵在南京束手受戮,同样也是因丧失了战斗组织,充满了混乱、恐惧和麻木,这也就是当年外国人形容中国人时所说的“一盘散沙”。

计算南京守军的损失,只能让后人长叹不已。在13万守军中,经5天战斗死伤不过1万多人,最后突围到皖南和撤到江北的部队不过3万多人,淹死在长江中估计有l万多人,其余8万至9万人或留在江边或跑回城藏入居民区。这些人随后有的向日军缴械就俘,或在隐藏处被搜出,但都被送上屠场。

据记载,战俘在日军开始扫射屠杀时只有零星的反抗,如山田支队屠杀幕府山的俘虏时,有的俘虏大喊快跑,有的俘虏夺取押解日军的枪支进行反抗,曾打死日本军官1人、士兵8人。可惜这种反抗太少,绝大多数人是以木讷、茫然的态度面对屠杀的。这一可悲的事实,充分表现了一支丧失了灵魂和意志的军队只能成为屠刀下的羔羊。至于南京城内的民众面对暴行,大都处于无助无奈之中,习惯于欺善怕恶的日本军人在施暴轻易得逞后反而更增长了对中国人的轻蔑感。被杀害的中国军人在感到死难临头时纷纷后悔不该放下武器,却为时已晚。

旧中国在精神上的污泥浊水,包括了政府和军队高层的腐败无能,也包括下层人士的愚昧和麻木,南京保卫战惨败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此,日军能制造南京大屠杀也是利用了这些。荡涤旧社会的陈腐,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重要使命。经过革命战火中的民族灵魂重塑,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组织起来的人民终于形成了能压倒一切敌人的战斗精神。同样是由多数出身农家的士兵组成的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面对比中日战争期间武器悬殊更大的艰难环境,却打出了让世界震惊的战绩。回顾南京大屠杀的血泪史和后来中华民族崛起的历史,人们更能体会到以革命扫除旧社会的腐朽,并培养军人的血性乃至整个民族的战斗精神是何等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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