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安名将录--他心底无私一切听从党安排 – 铁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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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46军首任军长詹才芳中将是参加过许多重要战役,打过许多大仗、恶仗,战功卓著的一代名将。他资历不凡,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历史阶段,他都担任过正军级干部。

“董必武带我闹革命”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为了迅速把党组织发展到全国各地,让“星火燎原”,董必武以他原来创办的武汉中学为基地,积极培养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入党,然后派他们回去宣传马列主义,开展革命斗争。詹才芳16岁那年(1923年),来到了武昌涵三宫街董必武创办的武汉中学,第一次见到了董必武。

从此,詹才芳就在武汉中学直接受到董必武的教育和培养,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接受了大量的马列主义思想教育,树立了为革命献身的伟大志向。1924年,詹才芳正式参加了革命。学习期间,詹才芳经常随董必武到工厂、学校、街道宣传讲课,搞警卫工作,掩护同志传送资料和情报。同年底,詹才芳加入了青年团。

1925年春,董必武在在武昌蛇山附近创办一个党义研究所,就把詹才芳调过去搞筹备工作。一天晚上,董必武把几个黄安籍的党、团员召到他屋里开秘密会议,让他们立即回到黄安县,“到农民中去宣传发动,组织人民”。董必武说,“去年那个‘赴黄安党的工作组’已经在黄安干起来了,现在派你们去充实力量,你们是革命的种子,撒在哪里就要在哪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临别,董必武一直把他们送到长江边,小船“孤帆远影碧空尽”了,还久久不愿离开。

詹才芳回黄安后,直接去了新田铺姐姐家。那时姐夫余楚臣已是共产党员,他以姐姐家为活动据点,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不久,詹才芳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也像他的老师一样,在姐夫家办了一所平民学校,招收贫苦农民及其子女免费入学,以办校为名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号召农民团结战斗,打倒土豪劣绅和地主恶霸,实行分田地。白天教书,晚上给夜校学员上完课后,留下骨干和积极分子去找土豪、地主筹集钱粮,用于办校和购买枪枝弹药。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高桥地区以新田铺为中心,农民运动搞得红红火火,土豪地主心惊肉跳,穷苦农民扬眉吐气。

半年之后,董必武到黄安检查工作,看到詹才芳这颗革命种子发挥出的强大生命力,给予高度评价。他说:“你们以办学方式开展革命斗争的方法很好,组织了群众又教育了群众,你们要把学生运动、新文化运动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这样才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1926年冬,高桥区农民协会成立后,詹才芳挑选了30多名精干青年,组成了一支穿长褂、挂短枪的农民自卫队,并担任队长。随后,他带领这支队伍参加了“九月暴动”和黄麻起义。

1937年春,詹才芳来到延安。董必武当时在延安担任中央党校校长。詹才芳对同行的战友们说:“董必武是我的老师,十多年前,我在武汉中学就直接接受他的教育和培养,使我接受了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真理。董必武带我闹革命,我才走上革命道路,我得马上去拜访他。”

一到延安,詹才芳匆匆吃罢晚饭,行装未卸,就直奔董老住处,一进门,高喊一声:“董老师,您好啊!”

董必武看着眼前已经是三十一军政委的詹才芳,想起那些与他在武汉中学的黄安学生、农运积极分子朝夕相处的情景,心头百感交集,握住詹才芳的手,久久没有松开!

苏家埠鏖战四十八昼夜

1931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七里坪宣告成立,詹才芳任十一师三十团政委,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二次反围剿作战。为粉碎蒋介石对鄂豫皖的第三次“围剿”,詹才芳率团参加了著名的苏家埠战役。

1932年3月,大别山,乍暖还寒。在独山镇,徐向前总指挥召开了师、团长和地方独立团团长参加的军事会议。他指出苏家埠是敌人在皖西的前哨据点,敌岳战暄的两个旅驻苏家埠,又以苏家埠为枢纽,沿韩摆渡、青山店、马家庵,北至六安,南到霍山,总共布置了6个旅12个团。我方面军总部决定主力东进,包围苏家埠,运用围点打援的战术消灭敌人。徐总说:“围点和打援,围点是手段,打援是目的,围点要打持久战,打援要打速决战、歼灭战。一定要将苏家埠的守敌死死围困,防其突围,逼其投降。以围点为诱饵,把来自六安、霍山、合肥、蚌埠方面的援敌引出来放在陡拔河以东一举歼灭。”

徐总交给詹才芳任的任务是:三十团死死围困淠河西岸的苏家埠,打击增援的敌军,然后围歼苏家埠内之敌。

苏家埠,西临淠河,有一万多人口,水陆交通方便,是六安西南的大集镇,皖西敌人防守的重要据点。镇子四周有土寨墙,外高二丈,内高八尺,墙厚一丈五尺,墙外有水濠沟,深一丈、宽八尺,水濠外有木城、竹围,环绕寨墙修有三丈多高的碉堡九个,可以鸟瞰全镇及附近区域,另有五个寨门,五座吊桥。镇内守敌有两个旅,另有三个步兵团,一个山炮团,一个手枪营,一个警卫连,加上后来逃来的溃兵总共约8000余人。整个苏家埠居高临下,易守难攻。

3月21日,我军首先包围了青山店。22日上午,苏家埠之敌两个团增援青山店,被詹才芳率部击退,然后跟踪追击,将苏家埠团团包围,韩摆渡和马家庵之敌害怕被围,逃进六安城。

三十团围住苏家埠后,开始在镇外挖工事壕沟。敌人一天组织数次突围,并以山炮、飞机袭扰为掩护。詹才芳亲临一线,站在刚刚挖好的壕沟里与战士们并肩战斗,冒着枪林弹雨,一边阻击敌人,一边抢挖工事。敌人看到我军筑工事、挖壕沟的架势,开始感觉到了被长期围困的威胁,于是不间断地向围城部队发动进攻,24小时火力不停,时不时地组织集团突围和突击进攻,大有狗急跳墙之势。詹才芳在最前沿观察指挥,他一方面挑选神枪手对敌人的火力点进行有效清除和加强控制,另一方面加强观察警戒,敌人仅仅是骚扰进攻时,就让战士们休息或抢挖工事,如敌人强力突围时则集中火力,拼死堵住。为了减少伤亡,他让战士们用篾条、稻草扎成把用水浸湿,在交通壕沟前堆成垛子,用来挡住敌人的枪弹,挖一段,向前堆一段。这样,工事、交通沟修筑得相当顺利,仅用一周时间,便挖成一人多深、三米多宽、里外三层,足有三十里长的工事。每一层环形工事上用土皮垒起的碉堡与敌人碉堡相对峙。壕沟很宽,筑有盖沟、掩体、猫耳洞,交通壕沟里处处是火力点,可以行动自如,站岗放哨有炮楼,监视敌人有瞭望口。严密的工事网,既有效困住了城内敌人,又能顺利集中尽可能多的机动兵力用于打援。为了防止敌人飞机空袭和向被围敌军空投物资,詹才芳让战士们在苏家埠南门外专门修了一个十几米高的小土山,上面架着高射机枪,正对着苏家埠镇内的南北长街,既可打空中飞机,又可打地面敌人。敌人飞机低飞怕挨打,飞高了对地面的威胁又不大,物资也空投不准。

3月31日,敌六十四师师长岳战暄率六个团的兵力在飞机掩护下一起出动,企图南北夹击来解苏家埠之围,被围的敌人也趁机冒死突围。詹才芳依靠实用、坚固而多功能的工事,配合友邻部队把敌人打得溃不成军。岳战暄见势不妙,逃回六安。

经过一个时期的围困,苏家埠敌人的粮食越来越困难,飞机因不敢低飞,结果空投的粮食、药品大部分落在我军阵地上,敌人饿得把刚出土的野菜、树皮、树叶都吃光了。镇内镇外两种景象:外面是青枝绿叶,里面是秃枝白条。整个苏家埠内,日无炊烟,夜无灯亮,官兵饥饿,士气低落。因而经常有敌兵悄悄跑到我阵地要饭吃,吃饱以后再溜回去。詹才芳在困死敌人的同时,结合敌人饥饿难奈的实际加强了政治攻势,让战士们优待来讨饭的敌兵,让敌兵回去宣传红军的政策主张,策动同伙以各种形式放弃抵抗或起义投诚。

围困20余天来,埠内敌人病的病、死的死、伤的伤,拖枪逃走、聚伙投降的事不断发生。陈调元、岳战暄焦急万分,不断发出求救密电。蒋介石万般无奈,临时拼凑了十五个团、两万余人的兵力,命第七师师长厉式鼎为皖西“剿共”总指挥,分两路出击,前来营救。5月1日在陡拔河一带向我军进犯,苏家埠内被困敌军,见有援军,也从东、北两方冒死突围,他们在强大炮火支持下,仗着人多势众,拼死出击。在东面,敌人以平排6挺机枪平扫开路的气势向前推进,很快突破了我第一道防线,将战斗推进到我军的交通沟和战壕。詹才芳沉着冷静地指挥战士利用战壕的特殊构造,发挥红军勇猛善打近战、白刃战、格斗战的优势,引敌深入,分段歼灭。敌人如入迷魂阵一般,防不胜防,被动挨打,无处躲藏,心惊胆颤,加之许多白军曾到我军讨过饭或对红军有所了解,早就不愿为国民党卖命,当与红军短兵相接时,他们马上把枪一扔,自动当了俘虏。就这样不到半个钟头,冲过我军第一道防线的敌人,死的死、俘的俘、伤的伤,后面的敌军立刻后退,我军随即乘胜追击,镇子里的敌人见我军追近了,顾不得尚有300多个自家兄弟没有来得及通过吊桥回到据点,就浇泼煤油烧了吊桥,上了吊桥的敌军掉在了水里,或淹或伤,没来得及上吊桥的则全部当了俘虏。从此,敌人再也无力突围,只好龟缩在据点内。

5月3日,詹才芳接到师部通报:敌十五个团的援兵全部被我军吃掉了,“剿共”总指挥厉式鼎也当了俘虏。

经过48天的严密围困,5月18日下午,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剩余残敌终于全部投降了。

苏家埠战役,詹才芳指挥一个团的兵力,围困苏家埠之敌48天,取得歼敌3万余人的战绩,它是我军“围点打援”以少胜多的一个成功战例。

生擒东北“剿总”范汉杰

1948年秋,辽沈战役拉开序幕。辽沈战役是三大战役的首战,锦州之战是辽沈战役的开端。锦州是联接东北、华北两战区的战略枢纽,又是东北国民党军坚固设防的重要城市,打下锦州,是辽沈战役取得胜利的关键。毛泽东致电东北野战军:“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即使一切其他目的都未达到,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制定的辽沈战役作战方针,东北野战军决定切断北宁线,全力攻克锦州,并准备歼灭由沈阳向长春或锦州增援之敌。同时为了不使敌人觉察我军的战略意图,决定继续让詹才芳率领九纵围困长春,作积极攻城之势,造成敌人的错觉。

9月9日深夜,詹才芳接到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的密电:“以隐蔽、迅速、突然动作插向锦州、义县之间,切断锦义敌之联系,包围义县守敌,阻击锦州之敌北援。”同时叮嘱:“切不可走漏消息”。

9月11日,九纵在司令员詹才芳、政委李中权的率领下,以演习行军为名向西进发。詹才芳要求部队在行军中,特别是在晚上,不准唱歌,不准说话,不准吸烟,同时规定不带行李,轻装前进。经18小时的急行军,走了130里,12日7时按预定计划到达目的地,迅速切断敌人的退路,并派一个师包围了义县,另两师就地构筑工事,准备打援。

24日,九纵担任穿插分割任务的一个师“虎口拔牙”,突然偷袭地势险要的老虎沟,穿插战防区30里,相继攻克了锦北的营盘、亮马山、二郎洞、白老虎屯一带,兵临锦州城下,切断了锦北敌之退路。另两师包围了锦北葛文碑、帽儿山一带,准备控制有利地形,围歼该敌。至此,詹才芳的九纵就象一堵铁壁铜墙,既挡住了墙内锦州城关的敌人,又团团围住墙外锦北之敌。

狡猾的敌人知道锦北阵地一旦出事,锦州城垣难保,于是在25日派了两个师从正面杀出城来,向九纵最前沿的一个师发起猛攻。城内敌人炮兵不间断地向我军阵地轰击,敌机也在我军阵地上轮番轰炸扫射,阵地上到处硝烟滚滚;城外,敌人的坦克在前开路,铁甲车跟进掩护,步兵紧跟其后。

前线师指挥所内,电台、电话呼叫不停。詹才芳爬上一座小山观察,发现敌我双方短兵相接,绞在一起,双方的指挥系统都打乱了,最前面那个师的电台、电话中断,詹才芳忙派通讯员去传达命令:除师指挥所外,各级干部深入基层,下两级深入到第三级单位,亲临战场指挥作战,一定要顶住敌人,坚守阵地!

前沿部队接到命令后,火速传达,于是,师的干部下到营,团的干部下到连,营的干部下到排……。这是詹才芳在土地革命时期从徐向前总指挥那里学来的关键时期应用的指挥方法,干部下两级到营、到连、到排、到班,实行面对面指挥,带头冲锋陷阵,对于鼓舞士气,提高战斗力,更好地实现上级的作战意图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前沿一师经整整一天的恶战,终于抗击了敌人的疯狂进攻,为九纵另两个师实施对敌二十二师的围歼赢得了时间,沉重打击了锦州敌人的嚣张气焰。

10月9日,九纵攻占了罕王山。为了使攻城部队的冲锋出发地更靠近城垣,实施短距离突击,减少伤亡,詹才芳命部队抓紧时间挖交通沟,白天准备工具,分配地段;夜里,除担任主攻和尖刀任务的部队外,其余官兵全力投入挖沟行动。经两昼夜的奋战,终于在前沿阵地挖好了数道交通沟。敌人发现交通沟会给他们造成致命威胁,便调动一切火力,企图摧毁我前沿阵地,大炮轰击,飞机轰炸。轰炸机忙不过来,运输机也装上炸弹,往我军阵地上瞎丢,可惜为时已晚。

10月11日,沈阳华北援军被我四纵胡奇才部堵在塔山,寸步未进,范汉杰在锦州连一个援军的影子也没见到,急得暴跳如雷。

10月14日上午10时,总攻锦州开始了,无数门大炮向锦州城垣猛烈轰击,九纵以连为单位发起冲锋,涉过小凌河,打开了突破口,尖刀连从南门侧和正南门冲过突破口,杀开一条血路,两个主攻师各冲进一个多营。詹才芳率先头部队涉过齐腰深的小凌河,冒着枪弹冲进了城。城内敌人是训练有素的蒋介石嫡系部队,他们在每个街口都设了地堡群和沙袋工事,组成交叉火力,控制主要道口,并利用两旁房屋的门窗,用机枪向外扫射。詹才芳让战士们在街道两旁的建筑物里,用镐铣和炸药将房屋墙壁掏开一个个洞口,使之连成一条条通道,并以一部分兵力佯攻,让主力沿洞口组成的通道插到敌后,分割歼敌。他们用这种办法连夺数条大街,攻下近百个地堡。

垂死挣扎的敌第六兵团以猛烈炮火疯狂阻击,进城部队进攻受阻。詹才芳即令在锦州城南外围担任警戒的一个师乘势冲杀进城,然后组成突击组、爆破组,在火力掩护下,使用大量的黄色炸药,连续炸毁了9个地堡和12道铁丝网,沿途火力、据点一一被歼。

15日凌晨3点,九纵包围了敌第六兵团司令部。4时,司令部被攻克,全歼守敌。

在攻城战斗打得最激烈的时候,眼看大势已去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换上老百姓的衣服,拖着一双破旧皮鞋,带着家眷和贴身警卫溜出锦州,向东南逃窜,企图从海上逃跑。詹才芳早就料到溃散的敌人会从这里逃窜,在攻城前就派了一个营守候在锦州东南通往海滨的路口。15日下午4点许,将这帮貌似老百姓的家伙逮住,经审问和照片对照,范汉杰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锦州一战,共歼国民党军10万余人,生俘东北“剿总”范汉杰、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副司令官杨容光等高级指挥官。

“评中将,我很满足”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詹才芳被授予中将军衔。军队里有人为他鸣不平,但詹才芳坦然面对,毫无怨言,听到有的同志发牢骚,他还心平气和地做工作,劝慰别人。

一次,他的一位老下级,某军分区的一位同志来看他,说:“老政委,这次评衔,您亏多了。象你这样的干部,全军有几个?您红军时期就已经是军级干部了,至少也应该评个上将吧!”是的,詹才芳1924年就参加革命,早在1933年就是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的政委了,论战功、论资历,评个上将并不过分。然而詹才芳不这么想,他笑着对这位同志说:“大家都想评得高一些,这很自然,但是,总有名额限制吧!许光达大将不是提出过降衔的要求吗?还有徐立清同志,他是搞干部工作的,他主动不要高衔,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呢!如果说我的衔低,张广才同志就更低了,他在红军时期也是军级干部,现在才评了个少将,他该怎么办?难道就可以不干革命了?不要眼睛只看评得高的嘛!评中将,我很满足了。革命战争中死难烈士有370余万,在战场上牺牲的有76万人,比起这些烈士来,咱们真是太幸运了,他们对评军衔的事连想都没能想就牺牲了,按你的说法,他们不是更亏了吗?为了革命,个人吃点亏,这没有什么,现在还有老红军在农村当农民呢,有许多西路军的官兵还留在西北当普通老百姓呢!现在我们的条件太优越了,我们的生活要比解放前不知强多少倍,而我们与现在的老百姓比还要强好多倍,所以我们应该很满足才是,想想先烈,就不觉得亏,而应觉得很满足。”詹才芳的一席话,充分展示了他的博大胸怀,“心底无私”才“豁然开朗”“天地宽”。那位同志听了也觉得入情入理,很受教育,他本人认为自己应评个少将,结果只评了个大校,他觉得有些冤。他原想找詹才芳聊聊天,发泄一下不满情绪,以求得同情,他满以为他的话能引起詹才芳的共鸣,结果,詹才芳反而给他上了一堂政治课,他从心底里佩服詹才芳将军的襟怀坦荡,度量恢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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