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凭什么欺负了中国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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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95甲午日本战胜中国开始,到1945二战结束,时间跨度是五十年。这个五十年间,东方舞台,总体上是“日主中从”的局面,也就是说,日本压制了中国整整半世纪。

中国的东方领袖国地位是从十九世纪末叶正式失去的。取而代之的是日本。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十九世纪末末叶,西学之后的中日两国最显著变化,是综合国力发生巨变,彼时时局,已不是朱元璋时中国要不要征服日本的问题,而是日本把征服中国正式纳入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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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开启的中日甲午海战,是两国西学之后的总较量,也可以说是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较量,更重要的,是争夺东洋一哥的决战。甲午海战主要含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和威海卫之战三个阶段,真正的海上交战,是黄海海战,前后耗用5小时,交战的结果,是日本以5:0(中方沉舰5艘,日方未沉1艘)取得黄海制海权。

日本取得黄海制海权,这是东洋格局中,日本取得的重大历史转折。

“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等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

这是一封闻名于史的劝降信,堪称“史上最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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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中日海军在刘公岛决战的最后时刻,日本海军统帅伊东佑亨致中国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亲笔劝降信。此信牛就牛在“见识”二字。在海军司令对海军司令的劝降信中,胜方不谈海上战技与战绩,而大谈政治。

伊东佑亨这封信的中心思想是“缴枪不杀”,但此信的价值,不在招降,而在揭示了“国之强弱根本”。字里行间,透露出日本军人对“国家强弱根本”认识非常到位———

中日海战,败亡的中国海军其实不是亡在战舰,是亡于政治。因为“国家存立之本”,不在“坚船利炮”之技,而在于“去旧更张”之政。

这封劝降信,也为中国海军的完败,日本海军的完胜,做了非军事非技术、而是政治上的总结。同时也等于告诉对手:为什么日本是中国的天敌。因为在“新政”的较量上,日本远胜中国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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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灭亡,民国成立后,中国虽然政治上已经开天辟地,但是日本仍是压在中国政府心头的一块巨石。因为先前的那帮大佬们把坑挖得太深,很难一下子填平。超越天敌短期内不仅不可能,而且由于日本也在大踏步前进,摄于天敌之威还愈演愈烈。

尤其北洋政府时代,传承了晚清“亲日传统”,中日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军政府统治中国十五年间,虽然走马灯般换寡头,但在外交上,基本上都“唯日本马首是瞻”,国际舞台上,北洋政府心甘情愿跟着日本后面混。

身为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的袁世凯,早在朝鲜领教过日本的厉害,所以国家权力到了他手上之后,一上台就确立了“与日友好”的“北洋传统”。《二十一条》开了北洋军阀与日本交易的“大单”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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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亲日传统”呈“可持续发展”。为了得到“实惠”,打败本国对手,直、皖、奉三派军阀无一例外地都与这个天敌进行紧密接触。

东洋制华五十年,在北洋政府十五年间“制力”尤甚。北洋三系,日本培植了两系。目的就是为了养好胃口,造好工具,有朝一日一口吞掉这个“食物链”下的庞然大物。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正是段政府时期,在日本的唆使下,中国加入了日本那一伙——协约国。大战中后期,日本对德宣战。然而日德交战的主战场,却中国本土——胶州半岛。家门口的敌人,要靠“友邦”来清除。这是中国的屈辱,却是日本在重建世界新秩序的巴黎和会显耀的资本。巴黎和会上,尽管中国谈判代表表现很出色,但他们背后的段政府有令:一切跟日本人协商后行事。

“日主中从”的局面在巴黎和会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战后的日本与英、法、美、意并列“五大国”,和会席位5个,是拥有“普遍利益的交战国”,而中国的地位连二等国塞尔维亚都不如,在“个别利益的交战国”中,席位最少,仅有2个。所以,尽管陆徵祥、顾维钧等中国代表费尽口舌,但远东甚至中国的事情还是日本主导,在日本的“态度”下,中国希望得到5个席位的“大国”请求终归是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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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事变。“九一八”事变是20世纪日本给予中国的最大国耻。虽然后来日本发动了一系列事变,中国失去的领土越来越多,但没有一次输得比这次窝囊。中国东北军及其领导者的表现,让敌国藐视透顶。

关于这场事变,全世界都感到匪夷所思——

为什么2万日本关东军仅用7小时就打跑了30万中国东北军,占领了沈阳?东北军260多架德国战斗机,3000多门大炮,1万多支步枪,5800挺机枪,一夜之间,就落入日军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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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是一支失去战斗意志的军队,是精神上一盘散沙的民族。

“九一八”事变主谋、日本关东军“大脑”石原莞尔早就看到了这一点。对于占领中国,他信心十足,理由是:“中国的官府对民众实在太苛刻,民众决不会和官府站在一起。”

无论这是不是一个侵略者的借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当时中国人足够团结,没有一盘散沙的景象,那么石原“吞华”的念头即使萌生,也未必能实现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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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

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一些研究中国史的日本军国者认为,对中国人只要使用屠杀威吓就可以征服,并习惯下来,变成驯顺的奴仆。 于是,就有了卢沟桥事变,有了南京大屠杀。屠夫的目的,就是想像从前的游牧民族一样,以屠杀威吓征服华夏民族,成为中国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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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场面太记录多了,听起来就像抽我们的耳光——上千名中国被俘者,只用几条长绳大致那么一牵,就老老实实地被三个日本兵押到江边杀光;被活埋者遵从刽子手的意志先为同伴、后为自己挖好了坟墓——这是何等令屠夫们感到“省事”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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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讳言,在大屠杀中那些奉命挖坑活埋同胞及自己,还有跪着等死的华夏男人,早已泯灭了血性。但是这能全怪他们?血性的相对词是奴性,在侵略者未来之前,是谁令他们失去了血性、尽染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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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屡遭外敌屠杀与侮辱的民族而言,反复使用的手段往往是谴责。然而就“日本欺负中国五十年”的历史而言,即便是谴责,最该受谴责的首先不是野蛮的侵略者,而是欺压国民、把国民变成一盘散沙的政府。

毋庸置疑,日本之所以能压制中国五十年,是与清政府政治上不思进取、北洋政府热衷内耗、没有为中华民族找到精神出路有很大关系。当一个民族政治不争、精神不振,则无论人数如何之多,都是毫无反抗力的“土豆”与“羔羊”。这样的民族,国民既不能在本国政府面前做个大写的人,又如何能令侵略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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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通化这些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不到几个月就表现出来了真正的中国人气概:将暴乱大佐公开展览,这个歹徒像死狗一样呆站着,没有任何武士道情绪,将成百上千的日本鬼子剥光了,押到刑场用刺刀处决,这些杂种也是像羊一样不敢反抗,因为日本这些半殖民地半封建部落杂种就是欺软怕硬, 从前,现在,将来,这些杂种就是当奴才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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