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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宣布国共和谈失败,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随即渡江作战。两天后,即4月23日,第三野战军35军占领已无城防的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至此,国民党南京政权在中国大陆22年的统治彻底崩溃。

得知此消息后,正在北京香山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兴奋地写下了一首名为《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传世之作。而与此同时,名为下野但仍在老家浙江溪口操控政局的中国国民党领袖蒋介石难免心情沮丧,他在其日记中写道:南京失守“尤其对国际,使国家与政府更无立足余地,可痛之至”。

国共两党领袖截然相反的处境和心情,形象地反映出1949年中国历史大变化的转折,而此时距1946年6月国共全面内战的爆发还不到3年,为什么本是弱者的共产党能够迅速取胜,而本是强者的国民党却一败涂地,内中缘由自有许多,但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未能把握时局,体恤民心,自私自利,贪腐盛行,无疑是其中的重要缘由之一,而1948年8月开始的金圆券改革及其失败也可以说是在内政方面压垮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最后的稻草。

失控的金子

进入1948年,国民党军事不断失利,控制地域在缩小,物资产出在减少,经济财政金融形势更趋恶化。货币超发、物价暴涨已经到了令人目眩而不可遏止的地步。1948年8月中旬,上海米价每石高达法币近6千万元,金价每两超过法币5亿元,法币已接近于失去支付功能,濒临崩溃的边缘,由此导致国民党控制下的区域尤其是大中城市社会的极度动荡不安,民心思变。

为了摆脱财政经济的困境,稳定后方,作拼死一搏,国民党和蒋介石决定实行币制改革。8月20日,蒋介石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实行币制改革,主要内容为:1、发行金圆券取代法币,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旧有法币须在11月20日前兑换为金圆券。2、禁止黄金、白银和外币的流通、买卖或持有,所有个人和法人拥有的黄金、白银和外币,应于9月30日前兑换为金圆券,凡违反规定者一律没收并予惩处。3、存于国外的所有外汇资产,凡超过3000美元者,应于12月31日前申报登记,除保留部分用于日常生活外,均应移存于中央银行或其委托银行,未经核准不得动用,违反者处7年以下徒刑并处罚金,没收其外汇资产。4、严格管制物价,以8月19日价格为准,不得议价,实施仓库检查并登记,从严惩处囤积居奇者。同时规定,金圆券200元兑黄金1两,3元兑白银1两,2元兑银币1元,4元兑美元1元。

在《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布的同时,国民党政府成立经济管制委员会,由行政院院长翁文灏挂帅,并在各重要经济区域设立经济管制督导员,其中最重要的上海区督导员为俞鸿钧,并由蒋经国协助。为了督促币制改革的进行,蒋介石电令各省市政府,要求“同德同心,通力合作”;“设或阳奉阴违,怠忽职守”,“中央亦必严厉处分,决不稍存姑息”。同时发表书面讲话,要求民众“全力拥护改革币制的政策,彻底执行管制经济的法令。如有少数人不顾大局,只图私利,……政府自必依据国家总动员法令及刑事法规,予以严厉的制裁。”蒋介石的严厉态度,说明此次币改不是完全的经济行为,而是自始即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强迫性,是国民党企图以强力社会动员应付全面危机的重要举措。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集中了全国一半左右的工业生产和大部分金融业,金银外币与物资储藏也最为丰富,能否在上海回收足量的金银外币并控制住物价,是此次币改成败的关键所在,所以国民党将币改的实施重点放在上海。8月20日,蒋介石亲临上海,会见工商金融界人士,要求他们拥护政府决策。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召集各业负责人开会,要求以19日价格为标准,不得擅自提价,并保证正常供应,不得拒售。为了保证币改的顺利进行,上海特别将工作重点放在检查方面,由蒋经国挂帅,成立检查委员会,实行普遍搜查,取缔囤积居奇。一时间,上海的经济风云变幻莫测,并牵动政治风向,成为全国瞩目之中心。

铁腕反腐

此次币制改革,蒋经国以太子身份坐镇上海督导进行。抗战时期,蒋经国在赣南实施“新政”,小试身手,有了口碑,但赣南毕竟为内地偏远小城,小蒋的“新政”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不大。因此,初到上海这样国内外瞩目的中心城市,蒋经国抱有大干一番的想法,他名为协助,实为主管上海的经济管制,成为上海经管实际上的主角。

蒋经国到上海后,运用其在赣南的施政经验,发动青年和社会力量支持经管工作,组建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协助推行币改,反映社会意见,同时设立密告箱,鼓励告发,并定期公开接见市民,听取意见。一时间,上海的经管工作显得颇为轰轰烈烈。蒋经国将投机囤积、操纵物价、贪赃枉法的商人和官吏视为“后方的敌人”,号召大家“共同起来制裁他们,消灭他们”;强调“无论何人在法律面前应当一律平等,……不管你有多少的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得毫不容情的请你进监狱,上刑场,那才能伸正义,张国法,使一般人民心悦诚服”。不过他也承认,“上海的环境是复杂的,工作不易做好”,过后的事实说明了蒋经国的担忧。

8月26日,蒋经国召集上海经管各部门开会,决定由他“统一指挥”检查工作,对违令者吊销执照,没收存货,有关负责人送特刑庭处理。此后,上海特刑庭以从事黑市买卖、扰乱金融、贪污舞弊等为由,判处林王公司总经理王春哲、警备司令部科长张尼亚、大队长戚再玉等死刑,财政部主任秘书徐百齐和秘书陶启明泄露币改机密非法投机牟利被判刑。面对上海资本家阶级和权势利益集团对币改的观望不定与消极抵制,9月初,蒋经国又以重拳出击,以“囤积居奇、操纵黑市交易、扰乱金融秩序”等为由,先后下令拘捕或警告一批经济大亨和社会闻人,其中包括上海闻人杜月笙的儿子、鸿兴证券负责人杜维屏,杜月笙的总管、米业公会理事长万墨林等,并将杜维屏判刑。蒋经国还先后约请上海资本家的头面人物如李铭(浙江第一商业银行董事长、上海银行公会理事长)、刘鸿生(大中华企业集团董事长)、周作民(金城银行董事长)等谈话,逼迫他们交出金银外汇。在公开场合,蒋经国对这些比自己年长若干岁的长辈口称“老伯”之类谦辞,但在个别约见时则不假词色,颐指气使,以至使李铭“面红耳赤,神色颓唐”。这些人均非等闲之辈,他们都曾是当政者过去的座上宾,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在上海资本家阶级中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

国民党的高压强力手段,在币制改革之初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基本面的情况不仅没有任何改进,反而日趋恶化,币制改革便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和抵抗。蒋经国在上海打击的对象多为民营资本家,并无真正背靠上层权力支撑的官僚资本,不足以真正威慑以权谋私的豪门巨富,并且最终因扬子公司案而使其在上海遭受重挫。

功亏“大老虎”

扬子公司为孔祥熙公子孔令侃所办,一向因其以特权套购外汇、买空卖空、走私逃税、牟取暴利而为世人所侧目,被舆论所批评。此次蒋经国到上海实施经管,其手下多次检查扬子公司的仓库,发现存货甚多,如何处理,颇费蒋经国思量。在众目睽睽之下放过扬子公司,对外界无法交代,也影响其公众“形象”;而要查处他的表兄弟孔公子,其难度亦可想而知。9月29日,蒋经国派人查抄了扬子公司仓库,其后又有监察委员抵沪,宣称要彻查。不过还不等小蒋动手,风闻小蒋要拿他开刀的孔令侃果然神通广大,他找到其小姨妈宋美龄向蒋经国说项,未能说通后,他又说动宋美龄搬出其夫蒋介石亲自干预。在国共东北会战的紧要关头,蒋介石于军务倥偬之中仍不忘徇私情,于10月8日自北平飞上海,训示蒋经国放过孔令侃。18日,蒋介石又就监察委员调查扬子公司的举动致电上海市长吴国桢:“关于扬子公司事,闻监察委员要将其开办以来业务全部检查,中以为依法而论,殊不合理,以该公司为商业而非政府机关,该院不应对商业事业无理取闹。如果属实,则可属令雇聘请律师,进行法律解决,先详讨监察委员此举是否合法,是否有权。一面由律师正式宣告其不法行动,拒绝其检查,并以此意约经国切商,勿使任何商民无事受屈也。”扬子公司被查处事从此烟消云散。蒋介石格于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之关系,对孔氏家族这样的官僚资本曲以维护,在国事和家事的天平上,他选择了偏向家事,偏向近亲,实际也说明了国民党反贪腐无法真正深入的原因所在。

查办扬子公司未果,亦使蒋经国自感无以面对公众。他承认:扬子公司一案“未能彻底处理,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界的误会。同时自从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动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倘使不能坚定,即很快就会崩溃。”12月21日,监察院发布对于扬子公司的纠举书,“孔令侃有仗势逃税、囤积居奇、非法牟利之嫌,扬子建业公司应受停业处分,其涉及司法部分应移送法院办理。”但最终也不了了之。

崩溃的日子确实不远了。自1948年10月中旬起,上海市场的限价虽还在维持,但可售物资短缺,商店货架空空落落,限价失去其意义,币制改革已是强弩之末,有人公开预见“金圆券的下场也将比法币更惨”。国民党政府以高压手段维持的限价政策,终在无情的经济规律作用下宣告失败。10月31日,国民党政府通过《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实际放弃了限价政策。此后,被压抑多日的市场价格立即强力反弹,平均上涨20多倍,米价一度暴涨近百倍,从1石20元直涨至2000元。11月1日,蒋经国发表《告上海市民书》,承认“在七十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觉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上反加重了上海市民在工作过程中所感受的痛苦。”至此,蒋经国在上海的首次亮相,以轰轰烈烈开场,以偃旗息鼓收场,他在无可奈何中黯然离开了上海。

11月11日,蒋介石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金圆券的发行数额另以命令定之,即承认原定发行限额无法维持,从而为通货膨胀的更趋恶性化打开了闸门。该项“办法”将金圆券一举贬值80%,至此,币制改革实际宣告失败。此后,金圆券发行数量便如脱缰之马,贬值速度犹如自由落体那般垂直向下,创下世界货币史的奇观。币改后不过9个月的时间,至1949年5月,金圆券共计发行82万亿多元,为其最初发行限额的4万多倍。与此相对应的是物价狂涨,1949年5月,上海物价指数为币改之初的500多万倍,9个月的上涨幅度接近于前12年的总和。当月米价1石3亿元,黄金1两兑50亿元,美金1元兑8000万元。金圆券“信用日益低落,各地纷纷自动以银元、外币、黄金乃至实物等计值交换或流通,若干地区已视金圆券为废纸”。

失信的政权

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最后失败前推行的币制改革,实际是以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最终仍然无法避免经济规律的报复,因为“以非经济的办法,应付病危的经济,全系既无把握又无准备的赌博性质之决策,只能短期的麻醉,但求侥幸的成功。卒致失人心,伤元气,毁国信”。尤其是国民党的宣传与实际完全脱节,蒋经国在扬子公司孔令侃舞弊案上的前倨后恭,便充分反映出国民党施政的严重局限性。其实,不只是蒋经国,就是蒋介石又何尝不知“贪腐”对国民党执政的负面影响和杀伤力?私下里,蒋介石也承认“孔令侃囤积居奇,见其货单痛愤之至”,“为孔家事,全体党员皆起疑,实牵累不少。此诚内外夹击腹背受敌之时,其严重性实为从来所未有也。”但就在“社会对宋孔豪门资本之攻讦几乎成为全国一致之目标”时,蒋介石格于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亲情关系,不能痛下狠手,反认为这是社会上“以此为倒蒋手段也”,“对孔宋攻讦牵涉内人,凡卑鄙龌龊足以毁灭余全家之信用与人格之诽谤,皆已竭尽其手段矣。是非不明,人心恶毒至此。”由蒋介石此言可知,在对官僚豪门的处理方面,他并不以百姓之“是非”为“是非”,既然如此,他又如何要求百姓以他的“是非”为“是非”呢?

当金圆券币制改革失败时,《大公报》发表评论说:“因为改革币制,因为限价政策,因为物价强抑而复涨,全国人民消耗的元气是太大了”。评论质问:“但是从其中获到利益的究竟是谁呢?”在《大公报》论者的心目中,获利者只能是官僚豪门,他们“不是逍遥海外,即是倚势豪强如故”。国民党及蒋介石既不能严密准备、慎微决策于前,又不能体察民意、善始善终于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短命的金圆券币制改革,自然也就成为国民党执政时期失去社会人心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金圆券改革之初,蒋经国曾感叹“中国的百姓,真是善良”。但是,这份“善良”给民众留下的却是无比惨痛的记忆,不过是短短的七八十天,升斗小民以其辛苦和血汗积攒的金银外汇(或许还是他们的全部家当)便化为几张转瞬即成废纸的金圆券而成乌有。此时此刻,如果还要他们“体谅”执政者而不发出应有的怨言和愤怒,实在是难乎其难矣!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币改之初将其个人存有的800美元兑换为金圆券,在币改失败后他说:“无人敢信任政府矣。目前政府之所以不能取人民之信用,由于每次立法结果使奉公守法之人处处吃亏,而横行无忌的人逍遥法外,如扬子公司孔令侃即其例。更有何人愿守法?从此遂使奉公守法之人亦要偷盗犯法,此所谓率天下之人而尽归于偷盗也。如此政府安得不失败哉!”民主人士储安平对当政者的炮轰可谓时论之代表:“多少老百姓的血汗积蓄,就滚进了政府的腰包里去。”“一个只要稍为有点良心的政治家,对此能熟视无睹,无疚于中吗?”他直截了当地批评国民党的统治:“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污烂污烂,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

面对民众的怨言和愤怒,国民党高官其实也是心知肚明。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过后回忆说:“关于金圆券,所有的问题归结起来只有一点,就是它激怒了中国民众的各个方面、各个阶层,以致他们群起而攻击国民党政府。毫无疑问,知识分子知道金圆券起不了什么作用,他们认为这纯粹是愚蠢无知。而像李铭这样的银行家和商人也对政府怀着怨恨和仇视。中产阶级几乎完全破产,因为他们被迫交出唯一的一点储蓄。店铺老板以金圆券平价出售了他们的货物,结果弄得倾家荡产,至于穷人就更不必提了,你知道中国的穷人总有些装饰品,诸如金戒指之类,但他们也不得不交出这些东西,最后得到的却是一钱不值的纸币。由此,你可以看到金圆券的致命一击了。”金圆券币制改革不仅完全没有达到国民党政府推出时最初的预想,而其最大的政治意义,就是使国民党在其统治重心所在的城市彻底失去了信用和人心,这对企图通过币改而挽救病入膏肓的财政经济进而继续维持其执政地位的国民党而言,实为莫大之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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