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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之孙杨瀚在台湾的国史馆蒋中正的档案中找到了相关档案,从而清楚地揭开了蒋介石诱捕杨虎城的真相。

设宴“款待”,指桑骂槐

西安事变结束后,蒋介石被迫修改了其政治策略,容纳了政治上最大的反对派——共产党。同时,对其他政治力量的压迫也有所放松,释放了一批要求抗日的人士,但对党内不同意见者的压制与迫害丝毫没有减少。

张学良表面上恢复了“公权”,实际上继续被关押。蒋介石也表面上以宽厚的态度对待杨虎城及其部属,将与杨有关的人安置在陕西省政府,意在消除其对抗情绪。

1937年3月间,蒋介石通过一些人带话给杨虎城,说他病好了,腰也不怎么痛了,愿与杨见面,期望杨能主动去看他。3月29日,杨抵达杭州,在宋子文、吴铁城陪同下晋谒蒋介石。晚上蒋介石宴请杨虎城、钱大钧、汤恩伯、胡宗南、上宫云相等人作陪。

席上,蒋介石指桑骂槐地大骂张学良。蒋介石还说:“张汉卿(张学良)这样一个人,虎城竟是跟着他一路走,仔细想想,能对得起谁?幸亏还没有荒谬到底,假如后来不肯回头,还能有今天吗?”蒋介石讲了两个多小时。

在蒋介石的讲话中,杨虎城的态度是“目光下视,默不作声”。蒋说完后,杨简单表示:“委员长的话,我记住了。”

结束会谈出来后,杨虎城对身边的人说:“蒋介石一贯对人没有诚意,不应对他有什么幻想。”

第二天,蒋介石又邀杨去谈话,时间很短。蒋介石问他经过这次事变,他继续任职,情感上是否觉着有不方便之处。杨还没有回答,蒋介石就抢着说:“在事变中,各级人员对你是有不满情绪的,这是一时转变不过来的,你继续任职,在情感上有些不便,不如先往欧美参观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出国费可由公家负担,启程的日期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

杨虎城虽然嘴上答应了蒋介石出国考察,但心里非常不愿意。他当时主要不想与蒋搞僵关系,为的是要参加抗战。于是杨虎城采取了拖延时间的办法,希望抗战能起,便可以此为由不出国了。蒋介石嘴上说“可以从容准备”,实际上不断催逼杨尽早成行;在4月30日公开免去杨的军政职务,提出让杨出国考察。

借刀杀人计划失败

在催逼杨虎城出国的同时,蒋介石也尝试暗杀杨虎城。就在杨虎城到杭州见蒋的前几天,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的人,找到在江苏镇江任职的褚龙吟(褚龙吟的父亲褚小毖在杨虎城坚守西安时,因暗通刘镇华、主张投降而被杨枪毙),游说褚以“报杀父之仇”而暗杀杨虎城。

褚龙吟答复说:“杨虎城劫持统帅犯上作乱,尽可以用军法、刑法,名正言顺地判处死刑,何必假手于我,用子报父仇的名义杀他?如果5年以前,或者还说得过去,现在他举的是抗日救国的招牌,我偏要在这个时候杀掉他,请问我自居于何等地位?”

此后,特务们又找到杨虎城入陕时被他下令枪毙的地方武装首领甄士仁的女儿甄芝彦,要她也借报父仇之名杀害杨虎城,同样遭甄芝彦拒绝。

后来考虑到在当时谋害杨虎城,会对蒋介石正在上升的政治威望造成极大损害,引起新的****,得不偿失,所以暗杀计划没有继续实施。

在南京当局的一再催促下,杨虎城乘飞机离开西安前往上海,准备出国。6月初,蒋介石与杨虎城两次在庐山见面。蒋介石问杨虎城:“到了国外如果有人问到‘事件’,你打算如何解释呢?”

杨这时明白了蒋召他上庐山的用意,是怕世人知道西安事变的真相。杨迟疑了一下回答:“最好不提这事。”蒋听了连连点头:“好!好!这事今后就不要说了。”随后国民政府发布指令,派杨虎城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先赴美,后转欧,定期一年。

爱国将领渴望回国抗日

杨虎城出国考察的第一站是美国。航程中杨虎城得知“七七事变”的消息后十分震惊。7月,他接连收到宋子文从上海发来的两封电报,告知卢沟桥战事情况。

杨在接到宋的电报时,心情又恨又喜又急。恨的是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又燃起战火,不知要有多少生灵涂炭;喜的是中央要抗日了,他所做的牺牲没有徒劳;急的是国难当头,他作为军人不能上战场杀敌。

他即刻向国内发去3封电报,要求由三藩市返国抗敌。蒋介石却要他先留美国或先赴欧洲参观,等中日宣战后再由中央电召回国。杨虎城只好继续进行欧美的行程,但决心此行考察要以宣传抗日为主,以自己的力量所及为国内的抗战作出贡献,同时也积极谋划如何突破蒋介石的阻挠回国。

杨虎城到达巴黎后,通过中共旅法支部与苏联联系,苏联使馆称,此事须向莫斯科请示。

8月底,杨虎城由巴黎乘火车赴德国,并两次派人到苏联使馆打听签证情况,同时派人代表他去莫斯科,找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反映他“计划走苏联经蒙古进入陕北解放区”的打算,希望疏通他去苏联的问题。

9月下旬,杨虎城接到准许他赴莫斯科的通知,随即又接获日内瓦转来的宋子文来电:“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如何?盼复。”接到这封电报后,杨虎城认为宋子文转达的是蒋介石同意他回国的资讯,于是开始安排回国的事情。

1937年11月26日,杨虎城抵达香港,翌日宋子文专程到港来见杨虎城。11月28日,蒋介石发电报给杨虎城说:“派戴笠迎接,到南昌相见。”不过,这封电报不是直接发给杨虎城的,而是由宋子文转交。这就为日后蒋介石推卸逮捕杨虎城的责任留下了伏笔。

当时,杨虎城决定让部下王根僧和他一起去南昌。临出发时,宋子文却只给了一张机票。后经王根僧等人一再要求,宋才又给了一张机票。按常理应由宋子文陪杨虎城一起去见蒋介石,但这次他安排杨虎城孤身前往,明显是参与了蒋介石诱捕的阴谋。至于宋子文知情多少则是另一回事。

11月30日,在一片“欢送杨将军北上抗日”的口号声中,杨虎城乘机飞往长沙。王根僧按照戴笠交代的地址去联系他,不料他不在,只留下一张便条让杨去武昌找他。当晚,杨虎城乘火车从长沙转赴武昌,抵达武昌时,戴笠率百余人在车站“迎接”。

12月2日,杨虎城由戴笠陪同乘飞机由武汉去南昌。在机场又上演了与香港相同的伎俩,以飞机小只能乘3人为由,只让杨虎城一人上飞机。后经王根僧再三要求,戴才将他的人换下,同意王上机。戴笠在武汉命令军统特务队长李家杰,在特务队中挑选便衣警卫20余人,由李家杰率领先往南昌布置。同时蒋介石加派宪兵一连,共同负责押解和看守杨虎城的工作。

据戴笠手下的干将沈醉后来说:“蒋介石念念不忘过去西安被扣的仇恨,仍把个人恩怨放在第一位。”在戴笠执行逮捕杨虎城整个过程中,每日都向蒋介石发电报汇报请示。这些电文现也都存于国史馆中。

杨虎城一到南昌就被这些便衣警卫和宪兵完全管制起来,失去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和行动自由。蒋介石诱捕杨虎城的计划至此完全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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