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为何执意要送蒋介石回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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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与杨虎城
西安事变由军事政变式的“兵谏”开始,经过14天的跌宕起伏,最后却以张学良亲自将蒋介石送回南京的出人意外的悲剧而结束。其中,最让后人摇头叹息,也最让人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事情,便是张学良为何要做出这明显会对他不利的“送蒋”不智之举?

照理,西安事变以放蒋为终点,也属张杨举事已准备了的结果之一。因为“兵谏”的初衷,就是逼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只要蒋介石能答应这些要求,“就让蒋介石活着进来,也要让他活着回去”(杨虎城语),仍拥戴蒋为领袖。这都是张杨早已作了思想准备的。只是,中共、杨虎城与蒋介石宋美龄这三方,谁也没想到张学良在最后时刻,却硬要坚持演出这“送蒋”一幕。
毛泽东说:西安事变使共产党从牢狱的情况下解放出来。
但西安事变的结局,却让张学良从此步入了地狱人生。
仔细分折,毛泽东对西安事变于中共的意义之评价,确实极为中肯。但最终让张学良倒霉以后大半辈子的原因,则不完全是其发动了西安事变,而应该是他在事变末端的“送蒋”。
有过反蒋行动者,在国民党各派系中并非一二。如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粤军陈济堂、张发奎,湘军唐生智,还有曾“蒋、冯、阎大战”中的冯玉祥、阎锡山等。这些人几乎终生都对蒋不满,更发动过反蒋之战,但是,蒋介石在很长时期内,还得与他们共事,用心敷衍,最后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
究其原委,李宗仁这些人自始自终都不放弃手中的兵权实力,往往在反蒋事败之后,通电下野也好,归顺中央也罢,那手中的派系军队,却仍设法牢牢予以控制,不容蒋氏染指。张学良的人生失误,大概就是败在了他一时冲动,没有象李宗仁等那样,坚持旧中国军阀们的生存法则:手中有兵,才有地位。
由于张学良对东北军的长期掌控,使他在东北军的领袖地位和权威影响无他人能替代。故当张学良自投罗网被蒋介石囚禁后,东北军因种种原故,便内部生变,而无人能收拾分裂局面,统一全军。结果,20多万东北军,很短时间内被蒋氏分而解决,灰飞烟灭。至使张学良没有再能让蒋氏生畏耽心的本钱了,也就难怪这命运生生地被蒋介石捏在手中。
其实,张学良在刚被囚禁时,也深知只有东北军的存在,才会有他的自由前途,故当他听知东北军内讧,激进的少壮派枪杀了稳重的王以哲将军时,便连忙让人告知东北军诸将领:唯东北军团结,才有他张学良归来之时!38
可是,虎已入牢笼,其任何观念、指示、影响,均已鞭长莫及!张学良若仍在西安,其威其猛,便不能不让蒋氏有几分畏怯。但既落平阳,还有什么可说?最后竟连区区一个看守他的特务队长刘乙光,都可以在囚禁地与其老婆一道凌辱欺负他。昔日的少帅与赵四夫人,只能跌入暗中痛哭的惨境了。
张学良并非一介书生,他很早便随父征战,也带兵多年。在其父死后,为了不致让“摄政王”模样的杨宇庭夺去东北集团帅权,他权衡利害后,毫不犹疑地即行速速诛杀之最烈手段,除去后患,而拒绝了稍为和缓的削权撤职等方式。可见,张学良对送蒋氏回南京之前,不会只有书生之见。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张学良一时冲动,做出这显然丧失理智的蠢事呢?
首先,张学良是一个性情中人、热血汉子,即所谓内因吧。毕竟已为很多事实证明的哲理“性格决定命运”,并非无稽之谈。对待同一件事,不同性格的人,处理的方式已定会有差异。
但是,触发这性格起作用的所谓外因,则是导致某件事滑入某种结果的具体关键。这些促使张学良冲动失智的外因是什么呢?
是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国内国外因素的某些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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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右)与车向忱在古北口合影。[b]
在谋划扣蒋的事变计划时,张学良想:蒋介石不抗日,还老是打内战,我们现在扣住他,逼迫他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件事,应该是很得国内外人心的吧。特别是那些青年学生,不是天天在游行,要求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吗?

不料,西安事变爆发后,远不是张学良事前所想象的局面,而是:
(1)全国舆论,除中共红军控制区外,基本都是指责张杨与事变,同情拥戴蒋介石,抨击张杨的文章、电报,如雪片般飞来。
当然,这是由于驻洛阳的东北军炮六旅旅长黄永安背叛张学良所致。黄于事变当日(12日)接到张学良电令后,不仅没有遵电令调动军队对付中央军,反而向中央军巩洛警备司令告了密。结果,南京方面在张杨致中央政府的通电尚未到达时,就已知道西安发生的事变。因而当日南京政府一方面向西安方向调动了拟进攻的军队,另一方面迅速控制了宣传舆论,不让西安方面的任何消息进入南京,或不能在南京露面。
这样,张杨便先在舆论上输了一着。
而这呈一边倒的拥蒋骂张杨的舆论浪潮,却使张学良大吃一惊。
(2)张学良原以为他们扣蒋后,其他派系与地方军阀,如李宗仁、阎锡山、张发奎、刘湘、冯玉祥等,便会通电支持。因为平日他们就对蒋有怨,也都指责蒋不抗日。可是,张杨全国通电后,竟无一党国要人与地方实力派响应,连事前曾向张表示过赞同的阎老西,也装模作样公开发电连问张杨数个“乎?!”,不肯支持事变。
对此,张学良也有些瞢了:怎么会这样呢?
(3)苏联内部及公开舆论都指责咒骂张杨,说西安事变是日本走狗张学良的罪恶妄图。
张学良自西安事变前8个月里,与中共取得联系沟通后,中共曾告诉他,只要他张学良的东北军割据西北,与红军一道建立西北国防政府,苏联便会是他的最坚强后盾,会象支持新疆的盛世才那样,给予张学良在包括军事物资在内的任何支持。如当年4月9日,张学良首次在延安秘密会见周恩来时,张就着重向周问苏联能否“真心”援助他之事,周当即保证:“苏联必助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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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春,叶剑英同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张冲(中)在西安七贤庄。[b]
而在当年9月,张学良还派其秘书栗又文(中共党员)到了新疆,向驻新疆的苏联教官安德烈夫转递了给斯大林关于东北军情况的报告,当时苏联方面也答应帮东北军在甘肃平凉建兵工厂的事。

可是,自西安事变第一天起,事情恰恰相反。事变不仅没能获得苏联的叫好,倒反遭来严厉的指责。
苏联的变化,当然主要是来自斯大林一贯以苏联利益至上的沙文主义观念。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凡不利于苏联的事,他是不管符不符合国际革命原则的,只会首先以苏联的利益为重。西安事变发生后,斯大林担心由此导致中国分裂,被日本人钻了空子,从而使苏联在其远东地区便要单独面临直接同日本人干仗的危险。因此,他便立即采取了坚决反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可是,苏联这远出乎张学良意外的态度,对当时张学良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使他立马有些惶恐了。因为,背后没有了强大支持,张学良以前所有的种种计划,都将有可能是无根之木。
(4)中共对“西安事变”的处理态度也改变了。
在事变后的前几天,中共对张杨扣蒋的西安事变欢欣鼓舞,在12月17日致张学良电文中,还说:要张学良在紧急之时“诛之(蒋)上为”。17日夜,到达西安的周恩来,还与张学良商定向来西安的宋子文提出的条件,只同意由宋子文而不是蒋介石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
然而,3天之后,即12月20日之后,中共的态度却发生了重大改变,由甚至可以“诛之为上”的立场,转变为主张释蒋拥蒋以避免亲日派主掌南京中央政府的“和平”方案。因此,中共便由原来的与张、杨结盟的“三位一体”中的一方,转变为事变的局外“调停方”了。
之前文章已述(详见:西安事变时,宋庆龄的神秘身份),中共的转变,实乃斯大林及共产国际所迫,而非中共中央的本意。
但,面对这最大的变故,张学良则先震惊,再忿忿,而后负气、冲动了。
特别是在22日那天,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明确请按原定计划,公开成立中共、张、杨“三位一体”的西北军政委员会,而中共在第二天即23日回电,委婉地表示不同意公开成立这一政权后,张学良的心情可想而知!
后来,张学良在一些场合很有些伤感地说了这样一些话:“我救了共产党,你们就这样对待我!”(张的机要秘书、中共秘密党员宋黎回忆文章)“周恩来比我还‘和平’……”(张的东北军高层亲信高崇民文章)
1991年5月张对来访的东北老乡曹长青等人抱怨:“当初周恩来说捉蒋时,讲得头头是道,后来说放蒋时,又是头头是道。”
虽然,张学良在更多的讲话中,对周恩来的人品是持钦佩赞扬态度,但对西安事变后中共未能实践某些约定,他无疑是很有些不满的。
实际上,张学良对中共的巨大支持,不仅体现在他发动的西安事变从而逼迫蒋介石停止了“剿共”政策,使中共能得以有陕北这个地方进行休整壮大。当时,更体现在张对中共红军的种种实际物资援助上。
1936年秋,长征到达陕北后的红军,由于国民党的围堵封锁,陕北那地方本就贫穷之极,致使当时红军的粮食与冬衣没有着落,严重地威胁到生存。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电请其速送“五万、十万都要快”的援款,却迟迟未达。是张学良,他知道后,即派人送去1万套冬装,数万双鞋,大批粮食与数十万元巨款。雪中送炭,实实在在帮了中共与数万红军的一个大忙。
对此,中共领袖们确也有些感到“对不起”张学良。
周恩来就在不同场合向人说过:我们对不起张汉卿!并在后来一提到张学良时,他总是很动情,并时常流泪。1949年12月初,当国民党云南将领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时,周连忙向毛泽东建议:用卢汉起义时所扣押的国民党元老张群,向蒋介石换回已囚在台湾的张学良。毛泽东也立即首肯并下指示。可惜,因张群对卢汉个人有昔日之恩,毛周的指示尚未到时,他早已将张群私下给放了。周恩来闻此,只能仰天长叹。
不过,不要说是周恩来,就是整个中共中央,在处理西安事变后期的态度,都并非哪个人的品格或个人认识决策所为,全因是“政治”。因为,中共当时还绝不能得罪斯大林。所以,周恩来后来在力劝张学良不要去送蒋介石时,说了句:政治是象钢铁般无情啊!
据有些心理学家分折,对一个人精神上最大的打击,并不是敌对者的强大与其攻击,也不是旁观者的冷脸冷笑与讽剌;而最大的打击,是来自于他的亲人、密友对其态度或对其原先有过的承诺的改变。
所谓“万念俱灰”的心态,就往往产生于这种时侯。
张学良当时会如何想呢?试折一下:
面对全国拥蒋而反张杨的舆论浪潮,虽出乎意料,但尚不要紧:国人现在是不了解情况,而时间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还可以等。
各地方实力派均不作声,隔岸观火。也不怕。本来,对他们就不抱太大希望,何况随着事态的发展,相信他们的“中立”不会持久。
苏联的态度,则不啻是一颗重磅炸弹!炸碎了张学良的美好远景发展蓝图,期望背靠苏联而建立大西北国防政府,进而向全国推进抗日体制的计划,看来是不行了。不过,虽然如此,退而想之,无非是重新计划再从头另谋良策而已!东北军的发展,也不是靠苏联才到今天的局面的。
然而,中共诸位同志态度发生的转变,中共竟由“同谋者”的“三位一体”之一的身份,却转变为这个事变的旁立者、调停者,反变为比我张学良还要对蒋“和平”者,这就太让人伤心了!这,“三位一体”还有什么意思呢?又怎么还能存在下去?
本来,即便遇到了天大的困境,就算是苏联现在不支持不理解,但只要中共与张、杨象事变以前那样,捆成一把,仍有20万东北军、几万西北军、几万红军联手在一起,在中国又还会怕谁呢?又何愁没有机会给我们呢?
可是如今,中共变成了旁观者,此事对动摇杨虎城以往的想法,肯定无益有害。现在在世人眼中,此次西安事变,兵多将广的东北军首领张学良便成了实际上获罪的一个“孤家寡人”。整个事变的结果,也已违三方商定的初衷:不是理直气壮地逼蒋氏联共抗日,而是在反被外界压迫下,乞求蒋氏停止内战而抗日了。
既如此,不如干脆做事做到底,亲自送蒋回南京,只图以此来洗刷自己发动事变并无个人私心!至于以后怎么办?先不管了。
杨虎城说:你们讲和平,实际就是牺牲我!
是呀,怎么能牺牲杨虎城呢!我张学良是大头,他是最小一方,事既已如此,真要牺牲,当然就得牺牲我张学良了!否则,堂堂张学良如何能立于天下!——张学良当时是不是会这样思考呢?
当然,张学良到底真正如何想的史实,现在并不得知。但上述4点原因,特别是因中共突然改变立场,很可能就是促使 36 岁的他,做出糊涂一时的负气冲动的历史性一举之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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